前言

莫里哀是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名字。他是法兰西喜剧之父，也是西方文化史上喜剧艺术的世界级大师。他将法国民间闹剧改造成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风俗喜剧和性格喜剧；他对社会矛盾和人性弱点的深入挖掘，使喜剧艺术大大超越娱乐功能，而上升到哲理批判的高度；他塑造的许多典型都具有不朽的生命力，诸如答尔丢夫、阿巴公等，甚至已经进入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辞典，分别成为“伪君子”、“悭吝人”的同义语。莫里哀的艺术影响深远，不仅后世欧洲许多第一流喜剧家（如谢里丹、哥尔多尼等）都师法莫里哀，许多并非喜剧家的文学大师（如歌德、巴尔扎克等）也都从莫里哀的喜剧中吸取营养。

莫里哀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1622—1673），莫里哀是他的艺名。波克兰家世代经商，莫里哀的父亲于一六三一年成为王室内廷陈设商，领王室内廷供奉衔，可想而知家境富裕。让-巴蒂斯特是家中的长子，是父亲希望之所寄，十五岁时父亲就为他办理了内廷供奉职务的世袭权，前程有了可靠的保障。让-巴蒂斯特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很早就被送进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读书。他对人文科学具有广泛的兴趣，尤其热衷于哲学。传说他深受伽桑狄 的感觉论影响，还翻译过卢克莱修 的《物性论》。这可能是使他养成观察习惯和批判精神的重要原因。一六四〇年，他父亲为他在奥尔良购得法学士学位及律师职务，同时让他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希望他不仅继承父业，还能成为最高法院行走。但父亲这一切苦心全部落空，因为二十岁的让-巴蒂斯特迷上了戏剧。一六四三年，他宣布放弃世袭权利，加入艺人的行列，和贝亚尔兄妹一起创办了“光耀剧团”。莫里哀是他从一六四四年开始使用的艺名。由于缺乏经验，剧团惨淡经营，负债累累。勉强维持到一六四五年，债主的一纸诉状把莫里哀送进了监狱。父亲花钱把他赎出来，而“浪子”仍然不肯回头，他和剧团的友人一起离开巴黎，去外省闯天下。

整整十三年，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在外省辗转巡回，历尽艰辛，几乎走遍法国所有的大小城镇。正是在为剧团的生存而苦苦挣扎的过程中，莫里哀丰富了阅历，研究了世态人情，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随着思想的成熟，莫里哀的编剧水平日益提高，演技也日渐精湛。《冒失鬼》（1655）和《情怨》（1656）的演出，在外省引起轰动，光耀剧团声名大振。一六五八年，莫里哀率团返回巴黎，在卢浮宫路易十四御前演出了喜剧《多情的医生》，大获成功。路易十四下令将光耀剧团留在巴黎，并将小波旁宫剧场拨给它和意大利喜剧团轮流使用，莫里哀终于在巴黎站稳了脚跟。

此后十余年间，莫里哀的佳作源源不断，平均每年都有两部新剧上演。莫里哀的喜剧刻画社会风俗、针砭时弊，分析人性的弱点和误区，鞭笞一切保守落后的封建意识和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的喜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却也触怒了许多当朝贵人和旧观念的维护者，因而与他的成功相伴随的是无止无休的烦恼和斗争。一六五九年上演《可笑的女才子》，由于刺痛了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贵族老爷和贵妇人，被宣布禁演，后争取到路易十四的支持，才解除禁令。一六六二年的《太太学堂》，由于批判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束缚及愚昧化教育，呼吁了爱情、婚姻的自由，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顽固保守的贵族和教会人士攻击《太太学堂》轻佻、下流、淫秽、亵渎宗教；而池座观众和布瓦洛等有识之士则给予此剧极高的评价。布瓦洛热情赞扬莫里哀的艺术才能，称赞《太太学堂》在欢笑中说出真理，在滑稽的对话中包含深刻的教诲。为回答敌人的恶意攻讦，莫里哀于一六六三年接连写了两部反批评的喜剧：《关于〈太太学堂〉的批评》及《凡尔赛宫即兴》，从这两部喜剧开始，“侯爵”成为被取笑的丑角。与《太太学堂》的题材相类似的作品还有许多，如《斯卡纳赖尔》（1660）、《丈夫学堂》（1661）、《逼婚》（1664）等，惟《太太学堂》因将主题升华到社会问题的高度，反响格外强烈。《太太学堂》的风波刚刚平息，一场更大的风暴又接踵而至。这就是《伪君子》一剧所引发的一场长达六年之久的斗争。

《伪君子》（1664—1669）是莫里哀喜剧艺术的最高成果，是世界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莫里哀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的精神统治，他揭露假虔徒的伪善和欺骗手段，嘲讽上当受骗者的糊涂昏庸。当时法国天主教会的核心组织“圣会”（又名“信士帮”），实际上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组织，其任务是刺探、监视人们的思想言论，迫害所谓的“异端分子”和“自由思想者”。这些伪信士以虚假的虔敬苦修和道德说教蛊惑人心，实则男盗女娼、无恶不作。答尔丢夫就是这类假圣人的集中概括。因而《伪君子》前三幕于一六六四年在凡尔赛宫试演时，大大触怒了圣会组织和支持圣会的贵人们。他们在王太后支持下，到路易十四面前告御状，攻击莫里哀反宗教。《伪君子》被宣布禁演。莫里哀提出抗议，向路易十四递交了第一份“陈情表”，未能奏效。莫里哀不肯善罢甘休，不允许他公演，他便到私人府第演出。一六六六年，王太后去世，“信士帮”失去一个大靠山。次年，莫里哀对剧本作了精心的修改，将披黑袈裟的答尔丢夫改为穿世俗服装的答尔丢夫，剧名改为《骗子》，一切可能授人以柄的地方都做了删节或改动。但演出第二天，又接到巴黎最高法院的通知：继续禁演。莫里哀为此向路易十四呈交了第二份“陈情表”。然而所有的反动势力这时都联合起来反对莫里哀，巴黎大主教亲自出面，命人张贴榜文，宣布无论在公开或私人场合，都严禁阅读或听人朗读此剧，否则取消其教籍。迫于情势，国王不便表态。莫里哀气得大病一场，剧院停演了七星期。直到一六六九年，教皇颁布“教会和平”诏书，放宽宗教政策，《伪君子》才得以正式开禁。莫里哀于是取消以往所做的改动，仅保留了答尔丢夫的世俗身份。全剧以答尔丢夫的可耻失败收场，同时歌颂了国王的英明伟大。不言而喻，演出非常成功，剧场盛况空前。从此《伪君子》成为莫里哀喜剧中最受欢迎的剧目，三百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常演常新，长盛不衰。答尔丢夫也早已跨越国界，成为全人类的伪君子典型。

在为《伪君子》的公演而奋力拼搏的过程中，莫里哀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六六五年，他借用传说中西班牙大贵人唐璜的形象，创作了以揭露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为主旨的五幕喜剧《唐璜》，指出在贵人们高贵优雅、风流倜傥的外表下，掩藏着何等自私、邪恶和堕落的本性。这部戏只演出了十五场又被勒令停演。紧接着他又创作了鞭挞贵族社会世态人情的《恨世者》（1666），剧中塑造了一个高尚正直，因而在贵族社会显得滑稽可笑的愤世嫉俗者的典型，通过这个人物，莫里哀得以尽情抨击贵族社会的庸俗无聊、自私自利、吹牛拍马、口是心非、欺世盗名、争名逐利等恶劣风习。

富有的市民阶层是莫里哀最熟悉的社会层面，对资产者的研究剖析是莫里哀喜剧中最有深度，也最富喜剧效果的部分。如《悭吝人》（1668）中对贪婪吝刻成性的高利贷者的讽刺批判，《乔治·唐丹》（1668）、《贵人迷》（1670）中对浅薄虚荣、攀附权贵的资产者的揶揄嘲笑，都达到了深刻的思想性和喜剧艺术的完美结合。《悭吝人》是古典主义喜剧的经典作品之一，莫里哀高人一筹之处在于，他不仅以典型化的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利欲熏心的吝啬鬼的心理特征，还率先指出了拜金主义对人性的异化作用，指出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如何破坏了亲情，毒化了人与人的关系：儿子借高利贷，拿父亲的寿命做抵押；父亲放高利贷，拿到的抵押品竟是自己的寿命。就这样，他的喜剧在表现人类可笑、可恶之处的同时，又让人感到可悲亦可叹。莫里哀艺术的伟大震慑力，正来自以喜剧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悲剧内容。歌德曾精辟地指出：莫里哀的喜剧“已跨至悲剧边缘”，他的《悭吝人》“带有高度悲剧性”。

事实上莫里哀的喜剧几乎全都含有悲剧因素：《乔治·唐丹》中的唐丹先生，出于虚荣与贵族联姻，结果成了破落贵族索丹维尔男爵家的“肥田粪”，他替贵族还债，供他们挥霍，还得受他们的奚落、欺骗和侮辱；《贵人迷》中的茹尔丹先生鬼迷心窍，梦想跻身贵族行列，为模仿贵人的生活方式，不惜挥金如土，结果成为欺诈、捉弄的对象；《恨世者》中的阿尔赛斯特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他在与社会环境的搏斗中孤立无援，最后只好逃避现实，远走他乡；同样，纨绔子弟唐璜的爱情历险也不知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唐璜》的最后一幕“石像赴宴”，将亦悲亦喜的效果同时推向高潮，既惊心动魄，又大快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莫里哀喜剧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常常是下等人、仆人，他们代表着聪明才智和人类的良知，常直言不讳地道出事物的本质和真相。如《伪君子》中的桃丽娜、《屈打成医》（1666）中的樵夫斯卡纳赖尔、《司卡潘的诡计》（1671）中的司卡潘等。尤其是足智多谋的司卡潘，正是法国民众最喜爱的一类民间英雄。这种人物是喜剧中最活跃的因素，往往成为那些束手无策的主人们的高参和救星。

作为喜剧家，莫里哀的性格和人们的想象完全相反，他的艺术逗乐了所有的观众，而他本人却沉郁而内向。或许是由于他对人情世态看得太透，或许是由于他对社会的悲剧感受太深，他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不苟言笑的。他最初的愿望是成为悲剧演员，最后却选择了喜剧，因为喜剧的战斗性更强，对现实的批判更犀利、更明快。莫里哀喜剧的批判精神，使它的作者成为教会和一切保守势力的眼中钉。为了与敌人周旋，莫里哀不得不寻求路易十四的庇护，这是他在作品中常给国王唱颂歌，以致大大削弱喜剧尾场的艺术性的根本原因。

莫里哀劳碌一生，给人类留下了三十余部剧作。他是剧团的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又是调度一切的行政首脑，加之不得不随时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其紧张和劳累可想而知。一六七三年二月，他带病演出新剧《无病呻吟》（又译《没病找病》），勉强演完终场便晕倒在地，送回家中，病情急剧恶化，咳破血管，不治而亡，终年五十一岁。

莫里哀去世的噩耗震动了全巴黎，人们一致为天才的陨落感到悲痛和惋惜。而一直仇恨他的巴黎大主教却借口他死前未能忏悔，不准他葬入教堂公墓，后经路易十四干预，才允许将他葬在公墓围墙外埋葬自杀者的地方。教会的排斥打击丝毫无损于莫里哀的伟大，传说莫里哀去世后，路易十四曾问布瓦洛：在他统治期间，谁在文学上为他带来最大的光荣？布瓦洛回答：“陛下，是莫里哀。”虽然莫里哀直到去世尚未成为法兰西学院 的院士，但法兰西学院的大厅里却立有他的一尊石像，底座上的题词是：“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我们的光荣却少了他。”

应该说，这句题词丝毫没有夸张之处。

艾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arE5TsPov49HcCzXpn7CBfixAD0cAd0cFd6kF4Yqow+XaoYO5rWw5Lmt6fV9dZI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