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做坚守文学梦的打工青年的榜样，肖洛霍夫不但当之无愧，而且还有励志价值。我在一首写肖洛霍夫的律诗中叙及其教育经历，有“四年庠序燹兵频”之句。他在学龄阶段适逢国内战争，因此在各地断断续续读书也就是三四年时间。国内战争刚一结束，1922年10月，十七的岁他立刻离开顿河到莫斯科去求学。他虽曾任粮食征集队长，但并无共青团员之身份，学校因此拒不接纳他。于是他白天打零工、干粗活、挣口粮，晚上就到处去“充电”，或泡图书馆，或去听文学艺术院的讲座，或侧身无产阶级晚会观众的行列，后来想方设法加入了一个作家组织——“青年近卫军”，成了作家讲习班的忠实学员。1923年9月19日《少年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小作品《考验》，署名为“米·肖洛赫”，这就是肖洛霍夫的试笔之作。此后，在1925年到1926年两年中，他的短篇小说在《青年列宁共青团员》《农民青年杂志》《星火》《共青团员》《探照灯》《接班人》等报刊密集发表，莫斯科的两家出版社出了收录这些短篇小说的集子《顿河故事》《浅蓝原野》。草婴先生翻译的这个集子，除最后两篇而外，就是肖洛霍夫这个时期的作品。
用心读肖洛霍夫这些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在纷繁复杂的斗争里，在血雨腥风的搏杀中，被叙述者聚焦的人物，其身份虽变动不居，但其面貌却清晰可辨：受到压迫的年轻人，一心向往新的社会，为此而不惜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不妨称之为“红小鬼”。有奋不顾身的红色队伍中的牺牲者，如红军的连长尼科尔卡（《胎记》）、粮食委员博佳金（《粮食委员》）。还有身在白区，向往红军的少年、青年。在《看瓜田的人》中，费多尔不顾富有的父亲淫威，一定要到“真理”所在的地方去，就是到红军占领的地方去，去“为土地、为穷人去作战，为了让世界上人人都平等，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大家一律平等”。他们或许少不更事，却亲眼目睹富有阶级之残酷无情，阿廖沙亲眼看到，有钱的邻居玛卡尔契哈如何折磨饥饿难耐的姐姐。他也亲身体验到“戴眼镜”的红军政委西尼岑的善良和关爱。在《牧童》中格利高里忍饥挨饿，可是他却激励妹妹杜尼娅说：“书里说，政权归于无产阶级。……咱们得学习，这样才能管好咱们的共和国。”当格利高里被敌人杀害后，杜尼娅没有退缩，她“大踏步地沿着大路走去，她知道，那里有苏维埃政府，那里的无产阶级为了将来把共和国管理得更好，都在学习呢”。在肖洛霍夫的这些作品中，苏维埃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崭新的一页，新社会、新制度的光照亮了新一代，为他们指明了康庄大道。
我在上述的诗中写道：“风云浅草伤亲弑”，具指这些作品描绘当时顿河畔不息的争战和残酷的斗争，并不回避令人惊愕的矛盾冲突。《粮食委员》其中有深意，欲辨需借言。博佳金被任命为区粮食委员，受命征集五万担粮食。可是农民却把粮食藏了起来。被父亲赶出家门六年的博佳金回到家乡时，法庭主席刚好判处两个煽动哥萨克不缴粮的富农死刑。他认出其中一人即是其父，父亲也认出了他。他们互相咒骂，儿子几乎看着父亲被枪决。后来霍普河一带发生了哥萨克的暴动。博佳金为了救一个小孩把自己的马给了他，自己却暴尸原野。父亲之咒，悉数应验。何以会如此？不妨借用黑格尔的悲剧说来加以解释。黑氏在《美学》中有言：“形成悲剧动作情节的真正内容意蕴，即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的出发点，是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力量，首先是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属爱；其次是国家政治生活、公民的爱国心以及统治者的意志；第三是宗教生活。”
在《粮食委员》中，父与子表征着不同的力量，前者表征亲属，后者表征国家，各有其合理性，必然会发生冲突。在父亲将被处决之时，父亲所代表的亲属之爱与儿子博佳金所代表的国家力量发生冲突。儿子从社会正义的立场谴责父亲，父亲从亲属之爱的角度诅咒儿子。在黑氏看来，悲剧冲突的双方都有其片面性，悲剧的最后解决又否定了各自的片面性，使具有片面性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就使“永恒的正义”取得胜利。也不妨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本书中的《胎记》《看瓜田的人》《希巴洛克的种》等作品。
此外，《粮食委员》还蕴藏了属于肖洛霍夫特有的、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父亲责问：“你们搜索别人的粮仓，难道是合法的吗？你们有权力，你们抢吧。”听闻此话后“博佳金瘦削的颧骨上的皮肤发青了”。可见，即使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博佳金也是有所亏欠的。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第六七八章中，在《静静的顿河》第六卷中，有不少与《粮食委员》此处相类似的叙述。如果我们把这篇小说与肖洛霍夫后来的创作道路和大型作品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肖洛霍夫早期和后期的作品在表现革命和建设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借助大量的细节持续发出呼吁：切忌过火，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包含了大量值得挖掘的社会性的、精神性的信息。在《野小鬼》中神父的儿子维吉卡骂红军战士的儿子米什卡是“野小鬼”。这里孩童米什卡乃是作家肖洛霍夫塑造的自传性形象。作家的母亲娜斯塔西娅被欺凌她的地主少爷嫁给了村长库兹涅佐夫，她不堪忍受库兹涅佐夫打骂凌辱，跑回父母身边。在顿河地区打工的亚历山大·肖洛霍夫与娜斯塔西娅由相识到相爱，把她作为“管家”带回家。1905年5月23日，他们的儿子、未来的作家米哈伊尔出生了，但当时他却只能跟娜斯塔西娅合法的丈夫姓，即姓库兹涅佐夫。直到1912年库兹涅佐夫死了后，米哈伊尔才认祖归宗，获得了“肖洛霍夫”这个姓氏。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叫米沙，正是作家自己名字米哈伊尔的爱称，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野小鬼》的自传性。
这部作品中，维吉卡骂米什卡是“庄稼人”。作家的父亲亚历山大·肖洛霍夫是外来户，不是哥萨克，所以被称为“庄稼人”，他的儿子米哈伊尔也被称为“庄稼人”。通过小主人公被辱骂的经历，作家吐露了自己童年所受的欺凌。
《野小鬼》更反映了顿河地区哥萨克与庄稼汉之间复杂的阶级阶层关系。哥萨克在俄罗斯是一种军垦农，在顿河地区被看成高人一等的主人，而庄稼人则是哥萨克对没有土地的普通农民或外来户的蔑称。15—16世纪一些逃亡到俄国边区的农民，开垦土地，耕种庄稼，17—18世纪沙皇政府利用他们来充任军人，保卫边疆，这就是哥萨克的来历。由于顿河地区富裕的哥萨克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他们就对非哥萨克的农民或打工人员颇为轻贱，呼之为“庄稼人”。富裕的哥萨克与普通农民在国内战争期间呈现为对立和冲突的关系。 [1] 这种对立甚至会出现在一个家庭之中，比如在《看瓜田的人》中富裕的哥萨克站在红军的对立面，他的两个儿子却心向红军。在《道路》中，贫苦的靴匠、铁匠一边盼望红军早日解放自己的镇子，一边诅咒哥萨克。
在这些早期短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肖洛霍夫在尝试多副笔墨并用，多种风格交错，以对残酷的描写为例，就呈现出“有情之笔”和“无情之笔”的对比和反差。在《胎记》中，大自然或与人世相悖逆。这篇小说有若干处对自然景物的抒情性描写，最后则是父亲阿塔曼认出了被自己杀死的儿子，大自然的清净明丽妖娆多姿，令人间的黯黑污龊躁动癫狂益发显得荒谬，故事中人的疯狂因此而倍加凸显。在这篇小说中，自然还被想象为世人疯狂的对应物，如阿塔曼野蛮的心被比喻为草原沼地中变硬的“牛蹄印”。阿塔曼出现在阵地上的同时，狼窜出树林，此之谓“有情之笔”。与《胎记》形成鲜明反衬，在《阿廖沙的心》中，叙述者不带任何情感地直陈阿廖沙目睹姐姐波尔卡死于邻居玛尔卡契哈之手，冷峻的笔触不能不令人叹息世道之颠倒、人寰之酷烈。此之谓饱含大悲的“无情之笔”。
我们可以从这些早期作品中发现大量构成未来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预制件”。比如俄罗斯肖洛霍夫研究家费·库兹涅佐夫在《〈静静的顿河〉：一部伟大小说的命运和真相》中发现，肖洛霍夫在中篇小说《道路》和短篇小说《旋涡》中都有对“黑特曼大道”的描写，而在《静静的顿河》中也常常详尽描绘这条大道。
[2]
读者还会发现，早期作品中一些细节在《静静的顿河》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以铁皮屋顶来暗示富足，等等。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肖洛霍夫对自己早期的这些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并不满意，明确地申言：《顿河故事》与《静静的顿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它们并不是《静静的顿河》的“前史”。库兹涅佐夫也说“这是不乏才具的散文与天才的散文之间的巨大的鸿沟”。
在我看来，《静静的顿河》与《顿河故事》《浅蓝原野》的巨大差异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出来。第一是主人公群像的更替。在《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取代了早期作品中的红小鬼，那些被哥萨克剥削压迫、心向红军的青年农民，在《静静的顿河》中退居侧后，只是在米哈伊尔·科赛沃伊身上还依稀可以看出他们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在早期小说中被贬抑的哥萨克群像。长期陷入白军和反叛哥萨克阵营、短期在红军中服役的格里高利·麦列霍夫，毫无疑问成了《静静的顿河》的男一号。第二是叙述者情感选择态度的变更。在《顿河故事》和《浅蓝原野》中，凡是处于红军队伍、红色阵营中的人，或贫穷的农民，无一例外都是正面人物，不是勇敢无畏，即是善良可亲；而处于白色阵营的人物或富裕哥萨克，要么凶悍狠毒，要么贪婪无耻。《静静的顿河》则拒绝这种“成人童话”式的“红必善”“白必恶”的固化公式，而采取了更为复杂、辩证的态度：既肯定哥萨克走向苏维埃的历史趋势（这是历史标准），又关注人物身上的“人的魅力”（这是审美标准）。正因为如此，《静静的顿河》才会克服庸俗社会学的藩篱，成为了文学经典。
1956年12月31日和1957年1月1日的《真理报》上刊登了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小说主要表现苏联红军普通士兵安德烈·索科洛夫的载沉载浮：二战前的生活，战争中应征入伍担任汽车司机，受伤后被抓进德国法西斯的俘虏营，他利用开车的机会俘虏了德军的工程师，回到红军队伍。战争中他的家园被毁，家人全部亡故。这部作品发表后受到好评，勃拉戈伊称赞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作。
后来列伊德曼突破了这一框架，指出《一个人的遭遇》是“小说体裁中的俄罗斯式的地方抄本”，表达了新的艺术观念，索科洛夫的“自我讲述”形成了若干独立部分，如“战前生活”“告别家庭”“被俘”“教堂里”“不成功的逃跑”“对米勒的斗争”“获救”“家庭亡故”“邂逅万尼亚”等，它们都是独立的小型叙事作品，它们内部都有“戏剧性成分”和“叙事性成分”，有独立的冲突对象。
[3]
现在不妨假设《一个人的遭遇》是交响叙事曲的总谱，肖洛霍夫让主人公陈述了自己在和平生活和战争中的经历，这是叙事，这构成了小说叙述的旋律，从总谱上看，这是五线谱上的音符以从左到右的方式形成横向组合；与此同时，作家又利用了“人”（человек）和“遭遇”（судьба）的多义性，利用对主人公的命名，来形成作品的隐喻，这是和声，从总谱上看是与那五线谱平行的其他五线谱，总谱由此形成旋律与和声的组合。独特的叙事和丰富的和声，犹如沉郁悲愤的旋律在多声部和声伴随下演进，这部短篇小说就成了俄罗斯民族二十世纪命运的默示录。
首先，《一个人的遭遇》的叙事性成分就是它的旋律，它的横向组合。这部小说的文本叙事成分由一个小文本和一个大文本组成。小文本由第一叙述人“我”来讲述，相当于序曲和终曲，只是小说的引子和结尾，在序曲和终曲之间是主人公的自述，即小说的主体部分。《一个人的遭遇》的小文本交代了时间——战后的第一个初春，地点——顿河边上，人物——安德烈·索科洛夫和他的养子，并对他们作了肖像和行动描写。然后是主人公的自白，在小说结尾处再回到第一叙述者的话语，他对主人公索科洛夫击节称赏、馨香祷祝。大文本就是主人公索科洛夫自己的不间断的自我讲述。索科洛夫所讲述包含了两个大的乐章——和平与战争。开始讲述时叙及的战前生活、结束时讲述谈到的战后生活，这是和平乐章。他讲述的中心部分就是他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运送炮弹、受伤、被俘、教堂处死叛徒、第一次失败的逃跑、与米勒的较量、抓“舌头”回到红军队伍、家园的被毁和儿子的牺牲。这是战争乐章。
《一个人的遭遇》的内在戏剧性在于，在索科洛夫的自述里这两个乐章中同一个主人公判若两人。在和平乐章里索科洛夫不过是普通人，他有着人所共有的欲望和需求。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构成了他战前生活的主要内容，妻子贤惠、儿女争气，似乎就是他生活的最高境界。在索科洛夫的普通人的自白中，有一些情感的言辞，犹如回旋曲中的主题旋律，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他对妻子、孩子的情感深挚难忘，让人读之动容。战争爆发了，索科洛夫应征入伍，妻子孩子去送行，妻子伊莉娜在哭嚎中说了类似于诀别的不吉利的话，他推了她一下。在妻子死后，这一推让索科洛夫难以释然。索科洛夫在梦里同阴阳陌路的妻子、孩子说话，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湿透。在这样的情感“回旋曲”中，索科洛夫仿佛在为自己申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权利。在这里索科洛夫的生存价值是在不高的层面上体现的，他是一个为了实现在生理、安全需求和情感的层面权利而活着的人。他在行为方式和心理方面近于凡俗之人。“观众或读者可以在一种不完美的、较为‘寻常’的主人公身上找到他们自己可能有的种种可能性，因而把主人公视为具有与自己同样的‘素质’而与他休戚相关。”
肖洛霍夫就这样让主人公回归庸常，也就让读者对他产生同情，进而悦纳他。多数人在平静安详的生活中度过一生，这对他个人未尝不是幸事，对公众而言，或许是世界因此变得更加安宁。
在战争乐章里，索科洛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里有必要略为涉及和声问题，谈谈作品的丰富的隐喻（和声）对叙事（旋律）的烘托作用，其实在演奏中旋律与和声是同时发出的。主人公的姓名不是信手拈来的，都是隐喻性的。他的姓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的词根是“сокол”，意思是鹰隼，即猛禽，这个词在俄罗斯民间诗歌中指“勇敢英俊的男子”
[4]
。在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高尔基的《鹰之歌》中都出现过这个词。主人公的名字安德烈（Андрей）也饶有寓意。安德烈是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在俄罗斯最早的历史文化著作中《往年纪事》（12世纪初期）中是到黑海边传教的门徒，他祝福了未来的基辅；在基辅罗斯时期被视为俄罗斯国家的保护者；在帝国时期被看成帝国海军的保护圣徒，彼得一世确定安德烈旗为海军军旗，他所颁发的安德烈勋章成为了俄罗斯最早的勋章
。这样看来，将安德烈视为俄罗斯的战神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在和平生活中安德烈·索科洛夫中只是一个凡人，可是他的姓名预示他是个“雄鹰”一样的男人，是个应该荣膺安德烈勋章的军人，这两种角色在他那里是统一的：他是普通一兵，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更没有挥师征战叱咤风云的际遇。他在前线需要炮弹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驾车去送炮弹，机智地抓了德军的军官回到了自己人的队伍中。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不失鹰一样的男人的挺拔，更有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般的荣光。他似乎在同那个沉溺于思念亡故的亲人、夜里以泪洗面的“自我”争论。索科洛夫特别强调男人的刚毅和担当，得自己忍受一切，担当一切。这个没有荣膺安德烈勋章的安德烈，无论是作为战士，还是法西斯集中营里的俘虏，都保持着军人的尊严和气节，尊严和高傲一类的精神性因素压倒了求生避死的本能性的因素。
索科洛夫自白中的和平乐章与战争乐章，有着不同的调式、不同的音色，前者虽有阴沉的引子，但毕竟表现出生活的欢悦，后者则在惊惧和危殆中表达了人性超越本能的胜利。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中可以表现为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同一个索科洛夫，拿和平乐章中的他与战争乐章中的他对比，简直就成了庸碌的人与大写的人的对比。战争摧毁了附属于他的一切，却赋予他心灵的丰厚和人格的升华。肖洛霍夫渲染了索科洛夫家庭生活的融融之乐，却又谱写了战争境遇中的人性升华的颂歌。
《一个人的遭遇》在苏联文学中的过渡性意义由此而凸显，这里既有英雄主义的流风余韵，又开启了非宏大叙事的先河。索科洛夫的那些既惊心动魄又寻常可见的经历，使这部小说开启了苏联文学的战争书写的新的一页。过去苏联战争文学中的主人公多是建立了奇功伟业的英雄，他们的人格和能力似乎超出普通人许多，如卡扎凯维奇的《星》、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冈察尔的《旗手》等。现在索科洛夫这样的普通人成了小说主人公，他的身上既有普通人的凡俗又有英雄的辉光，这就为后来苏联战争文学的非英雄的书写提供了启示和范本。
其次，在《一个人的遭遇》中，肖洛霍夫期待有经验的读者的参与，这经验就是对二十世纪前半叶俄罗斯苏联历史的掌握。作家通过对书名和主人公的姓名提供隐喻性的文字，诱惑读者调动自己的知识、激发自己的想象去完成作品的象征结构。
小说的题目就像一道半开着的幽暗神秘的门，诱使读者去猜想：主人公是什么样的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遭遇。小说人物的遭遇也是隐喻性的，尽管这是一部短篇小说，但它通过表现一个人几乎一生的经历表达了更深刻的内容。索科洛夫自述的第一句话是：“开头我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这里就埋下伏笔。索科洛夫生于1900年，于是他就成了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俄罗斯在那一时期经历了国内战争、大饥荒、二战。这样一来，平常中就有了不平常，这个人似乎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他具有了某种隐喻的意味。
肖洛霍夫又通过激发读者的联想构成更大的外在的隐喻文本。作品在展示“人”的“遭遇”的时候，有明显的生活轨迹的曲线，形成了一个倒“U”型结构：它的起点很低，孤身一人，然后逐渐趋高：到城里当了工人，成了司机，结了婚，有了一儿两女，他和妻子辛勤劳动，修了自己的房子，孩子不愁吃穿，成绩很好，数学成绩好的儿子上了中央的报纸是主人公人生的高峰。此后进入低谷：战争爆发，索科洛夫应征入伍，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在这期间他的家被敌人炸毁，妻子和孩子全部遇难。索科洛夫再次孑然一身留在世上，他收养了父母双亡的万尼亚，艰难地活在世上。索科洛夫的生活道路是“字面意思”，苏联人民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道路则是没有出场的被隐喻的文本。肖洛霍夫用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模拟”出俄罗斯民族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命运：二者的生活曲线是平行的，都是倒“U”型的道路，而且两者之间具有编年史式的平行关系。苏联人民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道路起点是艰难的，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革命后旋即遭遇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后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这是苏联人民历史命运的高点。此后苏联人民遭遇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牺牲了两千多万人，建设的成就毁灭殆尽，再次进入低谷。在一些细节上《一个人的遭遇》与历史都具有平行关系：索科洛夫进城市当工人的时期，恰好是苏联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肖洛霍夫让索科洛夫离开农村到城市，这里有顺应苏联社会的转型的意味。
“Сокол”是飞翔的精灵，它的流动性、迁徙性在索科洛夫身上也有所体现。索科洛夫是沃罗涅日人，后来迁到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州的库班河流域，从那里回到沃罗涅日农村的家里，后来他又卖掉房子到了沃罗涅日城里。参军后，因为被俘，走遍了半个德国，在苏联的维捷布斯克州的波洛茨克逃出德军的控制，返回红军的队伍，打到了柏林，看到了被炸毁的沃罗涅日的家，战争结束后到了伏尔加格勒的乌留平斯克，最后和“我”相遇于罗斯托夫州的莫霍夫斯基村，他带着万尼亚去卡沙里。索科洛夫在大地上不停地迁徙，像鹰一样不停地翱翔。他的迁徙实际上构成了小说的漫游模式，这里又大有深意。俄罗斯文学中的大地漫游模式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分裂教徒大有关系。17世纪由于反抗官方的宗教改革，出现了分裂教徒，他们被称为云游者（странник），赤裸双足，云游八荒，要去寻找上帝的真理。那么索科洛夫在迁徙中在找寻着什么？从农村到城市，除了被德国人驱赶而外，他的迁徙都是在艰难地找寻生存空间，他在期待“生活幸福”，但每次迁徙有不同的主题。离开农村到城市沃罗涅日，他不但先知般地躲过了浩劫，而且得以成家立业；从波洛茨克的德军中回到红军队伍，他在找寻着自由和尊严；从莫霍夫斯基村到卡沙里，他带着万尼亚要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去继续发出那个悲剧式的提问：“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这是索科洛夫这个世纪同龄人替自己的民族发出的追问。
《一个人的遭遇》在叙事（旋律）和隐喻（和声）之间形成了文本内外的艺术张力。没有生动的叙事（旋律），作品就容易流于空阔疏落，缺乏真实感和亲近感，而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作家通过索科洛夫的自白，对战争中人性的存毁流变作了动人的讲述，使作品独具一格，开创先河。没有隐喻（和声），作品就容易失之单薄平庸，缺乏厚重感深刻性。《一个人的遭遇》展示了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命运。于是小说不小，《一个人的遭遇》本身就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民族的默示录。
刘亚丁
二〇一九年十月
[1] Казаче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ь .，М.，1980.，с.529-530.
[2] ФиликсКузнецов. ТихийДон：судьбаиправдавеликогоромана. ，М.，ИМЛИРАН，2005，с.363-364.
[3] Н.Лейдерманидр. Современная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УРСС，т.1，с.71-78.
[4] Больсойтолковыйсловарь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Норинт，2001，с.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