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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特拉科夫村外的草原上，排列着一排一排的帆布篷的大车。白屋顶、街道笔直、市容整齐的小市镇不知不觉地迅速发展起来了，市镇中心有个不大的广场，一个哨兵在广场上走来走去。
军营里照例开始过起了年年五月都是一样的单调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哥萨克看马队就把马匹赶到野营地来。洗刷，备马，点名，排队等等工作开始了。野营主任是一名校官，波波夫中校，他喜欢大喊大叫，不时就响亮地喊一声，教练青年哥萨克的下级士官在高声地喊着口令。他们演习攻占小山头，机警地迂回包抄“敌人”。用连珠枪打靶。年轻些的哥萨克都兴高采烈地参加劈刺竞赛，年长些的——都尽力逃避操练。
人们被炎热和伏特加酒弄得嗓子都哑了，可是一长排有篷大车的上空，却刮着芳香的、令人陶醉的和风，金花鼠在远处吱吱叫着，草原从市镇和冒着炊烟的、粉刷得洁白的房舍边伸展开去，奔向远方。
在离营前一星期，炮兵伊万的亲兄弟安得烈·托米林的妻子来探亲。带来了很多家里做的奶油小面包、各种各样的吃食和一堆乡里新闻。
第二天一清早她就走了。从哥萨克们这里给他们的家人和亲属带回去问候和叮咛。只有司捷潘·阿司塔霍夫什么信儿也没有托她带。因为在她到来的前夕他病了，他用伏特加来恶治，所以不仅没有看到托米林的妻子，甚至与人世都隔绝了。他没有去参加操练。军医根据他的要求给他放一次血，往胸膛上放了有一打蚂蟥。司捷潘只穿了一件衬衣，坐在自己大车的轮子旁边，——罩着白套的制帽蹭满了车轴上的油泥，——他努着嘴，看着蚂蟥在他那鼓胀的半圆形的胸膛上吸血，它们都被黑血胀得鼓鼓的。
团军医站在旁边，抽着烟，从稀疏的牙缝里喷出烟雾。
“觉得舒服点儿吗？”
“从胸膛里把血吸出来，心里好像透亮了一点……”
“蚂蟥——这是最好的治法！”
托米林走到他面前，挤了挤眼睛。
“司捷潘，我想跟你说句话。”
“说吧。”
“咱们到别处去一会儿。”
司捷潘哼哼着，站起身来，跟托米林一同走了。
“好，说吧。”
“我的老婆来了……今天已经回去啦。”
“啊……”
“村子里都在议论你的老婆……”
“议论些什么？”
“很不好听。”
“到底是什么事呢？”
“跟葛利什卡·麦列霍夫勾搭上啦……而且是明目张胆。”
司捷潘脸色苍白，把蚂蟥从胸膛上扯下来，用脚把它们踩死。踩死了最后一只蚂蟥，他扣上了衬衣的领子，接着，又像是害怕什么似的，重新又把领子解开……像石灰一样煞白的嘴唇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时而哆嗦，露出莫名其妙的傻笑，时而紧紧地抿起来，鼓成一个发青色的圆球……托米林觉得，司捷潘好像是在用牙齿嚼着什么坚硬的、很难咬住的东西。渐渐地司捷潘脸上重又有了血色，用牙齿从里面咬住的嘴唇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司捷潘摘下制帽，用袖子擦着白帽顶上蹭的车轴油泥点子，响亮地说道：
“谢谢你告诉我的消息。”
“我是想叫你心里先有点底儿……请原谅……家里，我娘儿们说，就是如此这般议论的……”
托米林遗憾地拍了拍自己的裤子，朝没有卸鞍子的马走去。野营里一片喧哗。出去进行劈刺训练的哥萨克们回来了。司捷潘站了一会儿，全神贯注地、严肃地打量着制帽上的黑点。一只被踩得半死的蚂蟥爬上了他的长筒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