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

建议不被接受

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军队。从客观上看，对他来说，未必就是坏事。实际上，他的威信并没有降低，甚至还提升了。

他离开前线，专心致力于政府工作，这使他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声望遍布苏区，而且影响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引起斯大林的重视。一时的丧失，使他避开危局，并为后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这永远是一个哲学的思考题。

在当时的局外人看来，一个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是没法与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地位相比的，尽管这个国家只有几个县的属地（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专员吧）。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

在红军部队里，士兵们只管打仗，他们知道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却很少过问再往上是谁在指挥：是毛泽东？是朱德？是李德？还是周恩来？他们才不管哪！就是蒋介石也搞不清谁在指挥这支西征大军。他不了解共产党内的斗争和权力的更替，所以在此时来往的电文中，还是用他的习惯称谓“朱毛赤匪”。

当红军指战员们知道打了许多败仗，而毛主席不在前线时，对毛泽东的期望和信赖便急剧地增长起来。毛泽东幸运地并非自愿地躲过了第五次反围剿这一关，这是人生道路上的“塞翁失马”。如果由他指挥，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胜利与失败。那么，这段历史就得重写。谁临危受命，历史责任就落在谁身上。

毛泽东像一切伟人一样，有着极端的自信，又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他生来是推动历史、改变时势的人！失败了，不妨重来！三湾改编前的秋收起义是个大失败，宁都会议也是个失败，他虽痛苦却不绝望。直到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准备在他亲手点燃的动乱之火不可收拾时，以七十岁高龄，重上井冈山，从头做起。时时表现出胜不骄、败不馁，正是历来伟人、强者的必备素质。毛泽东的目光总是盯着前面，既不为一时的私情所迷乱，也不因突现的艰难险阻所动摇，他懂得要善于等待，也懂得必要的退却，更懂得不失时机。他自信面前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警卫员吴吉清告诉他，休养连就在附近，是不是去看一看怀孕已经八个月的贺子珍？“不去了，过了湘江总会见到的！”他的声调里透出极不协调的沉郁和忧伤，马灯照耀下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描绘的苦情。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能走完未来的、不可知的行程吗？他像往常那样，刻意掩饰着内心，用凄楚的目光凝然西望，久久不动。思维的奔马正向四面八方任意飞驰。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西征之前，毛泽东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取永丰，攻蓝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这个建议，有人认为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唯一正确的建议，只是被“左倾”领导者无理拒绝了。

因为历史已经做了出来，证明西进湘江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使红军损失惨重，但在那时来看，这两种方案哪一种更好呢？如果进军湘中失败，甚至失败得比渡湘江更惨，会不会再反转来说：“与二、六军团会合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案”呢？可惜，历史不能对两种方案都作出证明，只能事后作冷静的、科学的分析。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员。”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如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两次建议去做，出现的结果又将如何？是比西进湘西好些呢，还是更糟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怎么看？后来应该怎么看？不管进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也好，还是进军湘中也好，在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地图上都预先标示过，也都预先做了准备。这算不了什么高明，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参谋部，也都会把几种可能、几个方向都网在思考范围之内，问题是看他的最终判断是否准确、事先预防是否有效。

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最高三人团”还有中革委主席朱德，这些人，并不都是不分是非、专门拒绝正确建议的愚蠢人！他们也有利弊权衡，他们的思考，应该说也是周密的！如果不以后来的对错、尊卑、沉浮定褒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每个人的作用，那就会更公正些。比那些简单化、简约化地一概斥之为“左倾”分子，提供给人们的教训和哲理就会深刻得多！

当时，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出了偏差，提出了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并且这种极左思潮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翻卷下来，犹如洪水之奔流。谁也顶不住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种打击正好来自你的同志，来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谁没有高举红宝书推波助澜呢？也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打长沙都告失败一样，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谁能抗拒历史的必然潮流？

那么，这些“左倾”所产生的恶果，应该全部归罪于第三国际的“左倾”？似乎又不全对，因为第三国际所作的“左倾”决断，除了主观原因外，有没有各国支部提供的不切实际的情况，而由此作出错误判断的客观原因呢？还是歌德说得辩证些：“真理与谬误是同一个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也就在粗暴地对待真理……”

为了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周恩来与朱德于1934年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去寻乌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进行停战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

在这样一种可以让路通行的条件下，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是更为有利的考虑，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不是说明“三人团”决定的开进路线并没有错？直到湘江，才由于行动迟缓，受到了敌人的夹击。那么，如果早日丢弃辎重，提前两日过江，是不是损失就会小得多呢？那么，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是在于行动迟缓，而不是战略方向和行进路线的错误了？

按当时李德、博古的心理，进军湘中是危险的，还是去跟二、六军团会合，有先遣部队接应，有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更可靠些。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如果当时各申理由，而后投票表决，人们赞成前者还是赞成后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当时，只能立足今天，剖析当时，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谈历史。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应该点到为止，他知道必须等待。“我早说过你的干法不行，结果就是不行！”他认为历史会站出来替他说话，这叫有言在先。

这些历史性的问题，王稼祥负伤之后躺在病床上，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过。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这些思考是他认识王明左倾路线的开端，也是他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基础。西征途中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则是他与左倾路线决裂的契机。

1934年11月25日夜，是个普通的夜晚，微雨潇潇，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带有历史意义的夜晚。这天黄昏，红军在道县至江华之间，全部渡过潇水，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开进。中央纵队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小山村里宿营。纵队部通知，先头部队正在激战，预计在这里将停留八小时，要大家抓紧时间养精蓄锐，以便翻越前面的都庞岭大山。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八小时，有时显得十分漫长，譬如打阻击；有时又显得极短，譬如睡眠。

王稼祥和毛泽东都坐担架，所以他们经常住在一起。毛泽东不爱骑马，坐担架不仅有充裕的时间休息，而且可以静心思考和读书。

这是一个石壁小屋，明亮的马灯放在两个摞在一起的铁皮文件箱上。王稼祥刚刚换了药，躺在担架上微睡。他的伤口时好时坏，在这种情况下翻山越岭，忍受颠簸，无疑是一种漫长的酷刑。

毛泽东倚在马袋上读书。他白天在摇篮似的担架上早已睡足，安静下来反而不能入眠。毛泽东把灯捻小，还撑起一件雨衣挡起，不让灯光照在王稼祥的脸上。王稼祥眯了一会儿。他看见灯光把毛泽东变形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灯光映出毛泽东的长发和那双特大的手。他不知道主席在读什么书，竟是那样专心致志。

“主席，你在看什么？”

“《淮南子》。”

王稼祥有些愕然，这书他没有看过。

毛泽东把书放下，转身面对王稼祥，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颇带感慨地说：

“对人对事，历史从来评价不一。你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就大不相同。有的把他说成是捣乱分子。有的把他说成是争强好胜、争夺王位的鲁莽汉。我认为《淮南子》说法最为可取，你听，”毛泽东翻开书读道：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死了没有？书中没有说，但他改变了天地的格局，所以，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不同凡响的举动。在炮火连天、大军西行、危机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闲情逸致去评价近似神话的传说。这对当前的处境是一种淡漠还是一种邈远的想象？是胸怀广阔还是从这传说里寻求启示、吸取力量？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较多的接触中，默默地观察着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却不像其他“吃洋面包”长大的留苏学生那样，只是从别人的传言中，从主观臆测中想象毛泽东。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应付裕如地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而且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

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岂能如此？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不过，在崇敬之余，他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所有出人意外的言论行动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也是杂糅。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有几次谈话甚至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话：“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上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王稼祥总显得忧心忡忡。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与后方激烈争吵时，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那些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前方的指责是多么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实际的国际战略，逼迫前线执行是多么可恨可恶！这些人握有尚方宝剑，只顾对国际负责，不体谅前线的实际困难，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王稼祥开始对这些人的马列主义是真是假发生了怀疑。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由于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与气氛中，不举手需要巨大的勇气。

对这一点，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他大讲《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泽东谈谈当前。 SmQej3Rzv7tIwqDI3eRnlPHur/25W2YbkDvwh0bJkJDMPCWs+up1dMI4U+4zu6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