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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担架上的毛泽东

渡过潇水,临近湘江,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盖着灰色军毯,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体验着孤身一人的滋味。

他望着昏暗的天空,四周,像夏天雷阵雨时的黄昏,炮火的闪光犹如远方的沉雷闪电。一直久治不愈的恶性疟疾,耗去了他的精力。他懒得站直来活动活动腿脚,只是向身上扯一扯军毯,挡住夜风袭来的寒意。湘江,对毛泽东来说,具有特殊的感情,仅仅提到湘江的名字,就会荡起他不尽的情思。湘江,寄寓了他多少梦想与希冀。

十九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寒冷的深秋,他站在长沙城西湘江中一个狭长的小岛——水陆洲上,远望层山、近看水流,雄心勃发,游目骋怀,长歌高吟: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那时他风华正茂,心比天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把任何帝王将相看在眼里,视诸侯若粪土,立志主宰大地之浮沉。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那是何等气魄!壮怀激烈慷慨纵横。岳武穆、辛稼轩“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只能是将帅之威严,却绝非帝王之气概。

毛泽东的性格和浩然之气,并不来源于他的家教。在他父亲眼里,他是个懒惰无用的、不能继承家业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不肖子孙。他曾以跳塘相威胁来抗拒父亲的打骂和羞辱。

他的性格来源于湖南的韶山湘水,高岭给他以崇高与坚强,湘水给他以豪爽与奔放。除湖南人粗犷剽悍和我行我素、永不服输的民性之外,《水浒》给他以反叛精神;《三国演义》给他以智慧谋略;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林肯……一代代英雄豪杰,都唤起他改造中国的勃勃雄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古典哲学,像一桌鸡鱼肉蛋皆备的盛宴,一齐消化后变成他的血液。

他是独一无二的,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军事家,既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独树一帜的诗人。当他袒胸露肚,躺在藤椅上摆动着大脚丫,或当着客人面解开裤腰捉虱子,间或说几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类的乡间俚语和“屁话,屁事,放屁”等不雅的短词,也就露出了他怎么也抹不去的农民底色。

美国的韦恩·戴埃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关键在于:当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理智,他则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成大业者两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一是经天纬地之才;二是坚韧不拔之志。

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了实际权力,这在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本来是以请病假回后方休养的名义,将被解除军职的决定公之于众,结果,他真病了,而且在两年中,几乎都在病中度过。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曾向周恩来谈到过这种心情,他说:“在选举中遭到一次失败,的确比战争中受一次伤还痛苦,后者只伤了躯体,而前者却伤了精神。但是,选举的失败却有助于培养力量与品格,而对于未来的战斗是很必要的!”很难说这位美国总统说的自身感受,就能完全反映此时毛泽东的心情。

当时,周恩来是赞同尼克松的观点的,并且加以补充,他说:“那些一生都走着平坦大道的人是培养不出力量的。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着潮流而不是顺着潮流游泳才能培养出力量。”

这话引起尼克松的进一步感慨:“某些政治领袖从未处于逆境,其他一些领袖则从未战胜过逆境,只有少数领袖能在逆境中树立自己。”当然,这些三十八年后才说的话,不会是预言三十八年前处在逆境中的毛泽东。

此时,在湘江边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他的那首《沁园春》,也不曾产生出“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任何联想。

战士鲜血染红的江水,使他想起的是鲁迅先生那首著名的《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

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

皎如皓月窥彤云。

鲁迅先生这首诗,是根据1930年11月24日革命烈士惨遭杀害的所谓“长沙事件”的报道而写的。那时,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盛行。1930年7月和9月两次攻打长沙,革命战士英勇奋战,湘水染赤,杨开慧亦于此时被捕,于1930年11月24日被杀害。

“长沙事件”及杨开慧等共产党人的牺牲震动了全国。上海等地报刊在报道时,曾提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鲁迅在这里借“湘灵鼓瑟”的故事,寄托对革命烈士的哀思,表示对反动派血腥屠杀的愤怒。毛泽东从鲁迅的《湘灵歌》想到了杨开慧,心中充满着一种常人皆有的缅怀与愧疚:当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在风险浪恶、危机四伏的湘江两岸为革命奔波时,他在井冈山和贺子珍同居了。无论他如何排遣,某种负疚感总是无形地伴随在他和贺子珍的生活中。

毛泽东和杨开慧曾经有过志同道合、情深意长的幸福。尽管岁月流逝,杨开慧的一颦一笑仍使他不能心安神宁,时时激起青年时期对她的火热的情爱。他对杨开慧和贺子珍的爱,哪个更真挚更深沉,他似乎难以找到测量的尺度,她们两人是不同的。

但是,毛泽东既具有农民式的被人讽之为“乡巴佬”的生活习性,又具有哲学家的深邃、诗人的浪漫、大战略家的远见和领袖气概。这些反差极大的素质,注定使他很难找到满意的伴侣。从杨开慧、贺子珍到后来的江青,她们都只能适应他的一部分需求!

毛泽东久经沧桑,他善于透视别人心灵。他经常感受到杨开慧那温存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中的火苗。但他时常对这种热恋采取抗拒的态度。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它必然削弱把主要精力用于伟大革命事业的意志!“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曾引起他久久的感叹。

对伟业的追求,超过生活中的一切。他跟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是幸福的:也许应了“若要甜加点盐”那句俗话,他们之间充满着误会、使气、别扭、冲突与和解。

杨开慧对他过分的依恋,曾使他产生过厌烦,写了元稹的《菟丝》赠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致毛泽东数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杨开慧为此耿耿于怀,久久不与其和解。

1923年的冬天,他们几乎吵翻。那一年毛岸英刚刚周岁,毛泽东要离湘远行。可是,杨开慧不愿意放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一起带上。这两种办法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这就出现了常人(那时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家中经常出现的争吵的局面……

以至他离家出发之时,杨开慧竟然不去送行。他是那样苦恼而怨恨地独自踏着长沙东门外的铺地寒霜,披着半边残月,站在清水塘边等待杨开慧心回意转,从后面跑来。

结果,他没有等到。当火车汽笛长鸣,站台上仍不见杨开慧送行的身影,他是多么怨愤,多么伤心,又是多么孤单啊!他当时面对火车窗外疾速向后飞去的山野和天空时聚时散的流云,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毛泽东回想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误会,来往书信竟解释不清,既懊恼又遗憾。世上多少家庭,不管平民百姓,还是皇帝总统,夫妻间就是在这种互不沟通的误会中度过的啊!真正是互相爱着,却又互相折磨着。毛泽东希望那些误会,像过眼的滔滔云雾一样消散无踪。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旧的误会消除,新的误会随又发生,真的是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没有无冲突的家庭吗?真像有人说的:“对外是模范夫妻,对内是互打耳光,只是家丑不外扬”吗?

人有病,天知否?

毛泽东感到人生之复杂,写下一句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触。他本来期望杨开慧会借他离家远行的契机,解开疙瘩前来送行,但他判断错了。

内心之深奥、性格之缺陷,这样的人生之病,谁能参透?也许只有上帝知道吧?他踏着深秋寒霜,提着小小的行李箱,步出东门。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他是那样孤独,几步一回头,依然不见杨开慧修长的身影,怨恨之刀无法割如缕的情丝。

凭割断愁丝恨缕。

他的心情由伤感而愤慨,突然涌起的豪情冲决了忧烦沉郁的堤坝,怒涛狂泻: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

他怀着陡起的稀世豪勇、人杰气概,昂首阔步地走了,不再回头。

从秋收起义失败到宁都会议,每逢坎坷痛苦时,他总是想到杨开慧。在他最苦闷时,贺子珍只能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不能从心灵上宽慰他!因而他也就对杨开慧倍加思念。当他重抄这首《贺新郎》时,才可能面对自己,面对内心,像无数常人一样,在纯属个人的内疚、恩怨、悲苦、忧烦和怀恋中徘徊。

谁的心灵奥秘会公之于众? gu3YkFl6XgZtLNrMdBnB2jdfqN2Mb4s8x426m2Qrdvbxx9zXDmFQOfWCWrsQBBwn



| 二 |

建议不被接受

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军队。从客观上看,对他来说,未必就是坏事。实际上,他的威信并没有降低,甚至还提升了。

他离开前线,专心致力于政府工作,这使他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声望遍布苏区,而且影响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引起斯大林的重视。一时的丧失,使他避开危局,并为后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这永远是一个哲学的思考题。

在当时的局外人看来,一个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是没法与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地位相比的,尽管这个国家只有几个县的属地(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专员吧)。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

在红军部队里,士兵们只管打仗,他们知道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却很少过问再往上是谁在指挥:是毛泽东?是朱德?是李德?还是周恩来?他们才不管哪!就是蒋介石也搞不清谁在指挥这支西征大军。他不了解共产党内的斗争和权力的更替,所以在此时来往的电文中,还是用他的习惯称谓“朱毛赤匪”。

当红军指战员们知道打了许多败仗,而毛主席不在前线时,对毛泽东的期望和信赖便急剧地增长起来。毛泽东幸运地并非自愿地躲过了第五次反围剿这一关,这是人生道路上的“塞翁失马”。如果由他指挥,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胜利与失败。那么,这段历史就得重写。谁临危受命,历史责任就落在谁身上。

毛泽东像一切伟人一样,有着极端的自信,又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他生来是推动历史、改变时势的人!失败了,不妨重来!三湾改编前的秋收起义是个大失败,宁都会议也是个失败,他虽痛苦却不绝望。直到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准备在他亲手点燃的动乱之火不可收拾时,以七十岁高龄,重上井冈山,从头做起。时时表现出胜不骄、败不馁,正是历来伟人、强者的必备素质。毛泽东的目光总是盯着前面,既不为一时的私情所迷乱,也不因突现的艰难险阻所动摇,他懂得要善于等待,也懂得必要的退却,更懂得不失时机。他自信面前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警卫员吴吉清告诉他,休养连就在附近,是不是去看一看怀孕已经八个月的贺子珍?“不去了,过了湘江总会见到的!”他的声调里透出极不协调的沉郁和忧伤,马灯照耀下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描绘的苦情。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能走完未来的、不可知的行程吗?他像往常那样,刻意掩饰着内心,用凄楚的目光凝然西望,久久不动。思维的奔马正向四面八方任意飞驰。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西征之前,毛泽东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取永丰,攻蓝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这个建议,有人认为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唯一正确的建议,只是被“左倾”领导者无理拒绝了。

因为历史已经做了出来,证明西进湘江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使红军损失惨重,但在那时来看,这两种方案哪一种更好呢?如果进军湘中失败,甚至失败得比渡湘江更惨,会不会再反转来说:“与二、六军团会合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案”呢?可惜,历史不能对两种方案都作出证明,只能事后作冷静的、科学的分析。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员。”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如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两次建议去做,出现的结果又将如何?是比西进湘西好些呢,还是更糟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怎么看?后来应该怎么看?不管进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也好,还是进军湘中也好,在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地图上都预先标示过,也都预先做了准备。这算不了什么高明,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参谋部,也都会把几种可能、几个方向都网在思考范围之内,问题是看他的最终判断是否准确、事先预防是否有效。

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最高三人团”还有中革委主席朱德,这些人,并不都是不分是非、专门拒绝正确建议的愚蠢人!他们也有利弊权衡,他们的思考,应该说也是周密的!如果不以后来的对错、尊卑、沉浮定褒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每个人的作用,那就会更公正些。比那些简单化、简约化地一概斥之为“左倾”分子,提供给人们的教训和哲理就会深刻得多!

当时,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出了偏差,提出了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并且这种极左思潮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翻卷下来,犹如洪水之奔流。谁也顶不住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种打击正好来自你的同志,来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谁没有高举红宝书推波助澜呢?也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打长沙都告失败一样,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谁能抗拒历史的必然潮流?

那么,这些“左倾”所产生的恶果,应该全部归罪于第三国际的“左倾”?似乎又不全对,因为第三国际所作的“左倾”决断,除了主观原因外,有没有各国支部提供的不切实际的情况,而由此作出错误判断的客观原因呢?还是歌德说得辩证些:“真理与谬误是同一个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也就在粗暴地对待真理……”

为了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周恩来与朱德于1934年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去寻乌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进行停战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

在这样一种可以让路通行的条件下,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是更为有利的考虑,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不是说明“三人团”决定的开进路线并没有错?直到湘江,才由于行动迟缓,受到了敌人的夹击。那么,如果早日丢弃辎重,提前两日过江,是不是损失就会小得多呢?那么,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是在于行动迟缓,而不是战略方向和行进路线的错误了?

按当时李德、博古的心理,进军湘中是危险的,还是去跟二、六军团会合,有先遣部队接应,有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更可靠些。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如果当时各申理由,而后投票表决,人们赞成前者还是赞成后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当时,只能立足今天,剖析当时,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谈历史。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应该点到为止,他知道必须等待。“我早说过你的干法不行,结果就是不行!”他认为历史会站出来替他说话,这叫有言在先。

这些历史性的问题,王稼祥负伤之后躺在病床上,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过。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这些思考是他认识王明左倾路线的开端,也是他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基础。西征途中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则是他与左倾路线决裂的契机。

1934年11月25日夜,是个普通的夜晚,微雨潇潇,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带有历史意义的夜晚。这天黄昏,红军在道县至江华之间,全部渡过潇水,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开进。中央纵队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小山村里宿营。纵队部通知,先头部队正在激战,预计在这里将停留八小时,要大家抓紧时间养精蓄锐,以便翻越前面的都庞岭大山。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八小时,有时显得十分漫长,譬如打阻击;有时又显得极短,譬如睡眠。

王稼祥和毛泽东都坐担架,所以他们经常住在一起。毛泽东不爱骑马,坐担架不仅有充裕的时间休息,而且可以静心思考和读书。

这是一个石壁小屋,明亮的马灯放在两个摞在一起的铁皮文件箱上。王稼祥刚刚换了药,躺在担架上微睡。他的伤口时好时坏,在这种情况下翻山越岭,忍受颠簸,无疑是一种漫长的酷刑。

毛泽东倚在马袋上读书。他白天在摇篮似的担架上早已睡足,安静下来反而不能入眠。毛泽东把灯捻小,还撑起一件雨衣挡起,不让灯光照在王稼祥的脸上。王稼祥眯了一会儿。他看见灯光把毛泽东变形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灯光映出毛泽东的长发和那双特大的手。他不知道主席在读什么书,竟是那样专心致志。

“主席,你在看什么?”

“《淮南子》。”

王稼祥有些愕然,这书他没有看过。

毛泽东把书放下,转身面对王稼祥,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颇带感慨地说:

“对人对事,历史从来评价不一。你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就大不相同。有的把他说成是捣乱分子。有的把他说成是争强好胜、争夺王位的鲁莽汉。我认为《淮南子》说法最为可取,你听,”毛泽东翻开书读道: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死了没有?书中没有说,但他改变了天地的格局,所以,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不同凡响的举动。在炮火连天、大军西行、危机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闲情逸致去评价近似神话的传说。这对当前的处境是一种淡漠还是一种邈远的想象?是胸怀广阔还是从这传说里寻求启示、吸取力量?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较多的接触中,默默地观察着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却不像其他“吃洋面包”长大的留苏学生那样,只是从别人的传言中,从主观臆测中想象毛泽东。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应付裕如地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而且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

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岂能如此?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不过,在崇敬之余,他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所有出人意外的言论行动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也是杂糅。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有几次谈话甚至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话:“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上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王稼祥总显得忧心忡忡。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与后方激烈争吵时,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那些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前方的指责是多么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实际的国际战略,逼迫前线执行是多么可恨可恶!这些人握有尚方宝剑,只顾对国际负责,不体谅前线的实际困难,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王稼祥开始对这些人的马列主义是真是假发生了怀疑。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由于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与气氛中,不举手需要巨大的勇气。

对这一点,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他大讲《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泽东谈谈当前。 gu3YkFl6XgZtLNrMdBnB2jdfqN2Mb4s8x426m2Qrdvbxx9zXDmFQOfWCWrsQBB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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