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担架上的毛泽东

渡过潇水，临近湘江，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盖着灰色军毯，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体验着孤身一人的滋味。

他望着昏暗的天空，四周，像夏天雷阵雨时的黄昏，炮火的闪光犹如远方的沉雷闪电。一直久治不愈的恶性疟疾，耗去了他的精力。他懒得站直来活动活动腿脚，只是向身上扯一扯军毯，挡住夜风袭来的寒意。湘江，对毛泽东来说，具有特殊的感情，仅仅提到湘江的名字，就会荡起他不尽的情思。湘江，寄寓了他多少梦想与希冀。

十九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寒冷的深秋，他站在长沙城西湘江中一个狭长的小岛——水陆洲上，远望层山、近看水流，雄心勃发，游目骋怀，长歌高吟：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那时他风华正茂，心比天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把任何帝王将相看在眼里，视诸侯若粪土，立志主宰大地之浮沉。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那是何等气魄！壮怀激烈慷慨纵横。岳武穆、辛稼轩“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只能是将帅之威严，却绝非帝王之气概。

毛泽东的性格和浩然之气，并不来源于他的家教。在他父亲眼里，他是个懒惰无用的、不能继承家业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不肖子孙。他曾以跳塘相威胁来抗拒父亲的打骂和羞辱。

他的性格来源于湖南的韶山湘水，高岭给他以崇高与坚强，湘水给他以豪爽与奔放。除湖南人粗犷剽悍和我行我素、永不服输的民性之外，《水浒》给他以反叛精神；《三国演义》给他以智慧谋略；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林肯……一代代英雄豪杰，都唤起他改造中国的勃勃雄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古典哲学，像一桌鸡鱼肉蛋皆备的盛宴，一齐消化后变成他的血液。

他是独一无二的，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军事家，既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独树一帜的诗人。当他袒胸露肚，躺在藤椅上摆动着大脚丫，或当着客人面解开裤腰捉虱子，间或说几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类的乡间俚语和“屁话，屁事，放屁”等不雅的短词，也就露出了他怎么也抹不去的农民底色。

美国的韦恩·戴埃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关键在于：当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理智，他则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成大业者两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一是经天纬地之才；二是坚韧不拔之志。

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了实际权力，这在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本来是以请病假回后方休养的名义，将被解除军职的决定公之于众，结果，他真病了，而且在两年中，几乎都在病中度过。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曾向周恩来谈到过这种心情，他说：“在选举中遭到一次失败，的确比战争中受一次伤还痛苦，后者只伤了躯体，而前者却伤了精神。但是，选举的失败却有助于培养力量与品格，而对于未来的战斗是很必要的！”很难说这位美国总统说的自身感受，就能完全反映此时毛泽东的心情。

当时，周恩来是赞同尼克松的观点的，并且加以补充，他说：“那些一生都走着平坦大道的人是培养不出力量的。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着潮流而不是顺着潮流游泳才能培养出力量。”

这话引起尼克松的进一步感慨：“某些政治领袖从未处于逆境，其他一些领袖则从未战胜过逆境，只有少数领袖能在逆境中树立自己。”当然，这些三十八年后才说的话，不会是预言三十八年前处在逆境中的毛泽东。

此时，在湘江边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他的那首《沁园春》，也不曾产生出“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任何联想。

战士鲜血染红的江水，使他想起的是鲁迅先生那首著名的《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

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

皎如皓月窥彤云。

鲁迅先生这首诗，是根据1930年11月24日革命烈士惨遭杀害的所谓“长沙事件”的报道而写的。那时，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盛行。1930年7月和9月两次攻打长沙，革命战士英勇奋战，湘水染赤，杨开慧亦于此时被捕，于1930年11月24日被杀害。

“长沙事件”及杨开慧等共产党人的牺牲震动了全国。上海等地报刊在报道时，曾提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鲁迅在这里借“湘灵鼓瑟”的故事，寄托对革命烈士的哀思，表示对反动派血腥屠杀的愤怒。毛泽东从鲁迅的《湘灵歌》想到了杨开慧，心中充满着一种常人皆有的缅怀与愧疚：当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在风险浪恶、危机四伏的湘江两岸为革命奔波时，他在井冈山和贺子珍同居了。无论他如何排遣，某种负疚感总是无形地伴随在他和贺子珍的生活中。

毛泽东和杨开慧曾经有过志同道合、情深意长的幸福。尽管岁月流逝，杨开慧的一颦一笑仍使他不能心安神宁，时时激起青年时期对她的火热的情爱。他对杨开慧和贺子珍的爱，哪个更真挚更深沉，他似乎难以找到测量的尺度，她们两人是不同的。

但是，毛泽东既具有农民式的被人讽之为“乡巴佬”的生活习性，又具有哲学家的深邃、诗人的浪漫、大战略家的远见和领袖气概。这些反差极大的素质，注定使他很难找到满意的伴侣。从杨开慧、贺子珍到后来的江青，她们都只能适应他的一部分需求！

毛泽东久经沧桑，他善于透视别人心灵。他经常感受到杨开慧那温存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中的火苗。但他时常对这种热恋采取抗拒的态度。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它必然削弱把主要精力用于伟大革命事业的意志！“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曾引起他久久的感叹。

对伟业的追求，超过生活中的一切。他跟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是幸福的：也许应了“若要甜加点盐”那句俗话，他们之间充满着误会、使气、别扭、冲突与和解。

杨开慧对他过分的依恋，曾使他产生过厌烦，写了元稹的《菟丝》赠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致毛泽东数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杨开慧为此耿耿于怀，久久不与其和解。

1923年的冬天，他们几乎吵翻。那一年毛岸英刚刚周岁，毛泽东要离湘远行。可是，杨开慧不愿意放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一起带上。这两种办法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这就出现了常人（那时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家中经常出现的争吵的局面……

以至他离家出发之时，杨开慧竟然不去送行。他是那样苦恼而怨恨地独自踏着长沙东门外的铺地寒霜，披着半边残月，站在清水塘边等待杨开慧心回意转，从后面跑来。

结果，他没有等到。当火车汽笛长鸣，站台上仍不见杨开慧送行的身影，他是多么怨愤，多么伤心，又是多么孤单啊！他当时面对火车窗外疾速向后飞去的山野和天空时聚时散的流云，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毛泽东回想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误会，来往书信竟解释不清，既懊恼又遗憾。世上多少家庭，不管平民百姓，还是皇帝总统，夫妻间就是在这种互不沟通的误会中度过的啊！真正是互相爱着，却又互相折磨着。毛泽东希望那些误会，像过眼的滔滔云雾一样消散无踪。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旧的误会消除，新的误会随又发生，真的是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没有无冲突的家庭吗？真像有人说的：“对外是模范夫妻，对内是互打耳光，只是家丑不外扬”吗？

人有病，天知否？

毛泽东感到人生之复杂，写下一句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触。他本来期望杨开慧会借他离家远行的契机，解开疙瘩前来送行，但他判断错了。

内心之深奥、性格之缺陷，这样的人生之病，谁能参透？也许只有上帝知道吧？他踏着深秋寒霜，提着小小的行李箱，步出东门。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他是那样孤独，几步一回头，依然不见杨开慧修长的身影，怨恨之刀无法割如缕的情丝。

凭割断愁丝恨缕。

他的心情由伤感而愤慨，突然涌起的豪情冲决了忧烦沉郁的堤坝，怒涛狂泻：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

他怀着陡起的稀世豪勇、人杰气概，昂首阔步地走了，不再回头。

从秋收起义失败到宁都会议，每逢坎坷痛苦时，他总是想到杨开慧。在他最苦闷时，贺子珍只能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不能从心灵上宽慰他！因而他也就对杨开慧倍加思念。当他重抄这首《贺新郎》时，才可能面对自己，面对内心，像无数常人一样，在纯属个人的内疚、恩怨、悲苦、忧烦和怀恋中徘徊。

谁的心灵奥秘会公之于众？ qiVDQU2fp9qn1guGkVxHI1u3FYaeGkNM6sY02EhpJYw7SBBxAW1+cr4AY1WkdT7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