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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校注本再版序

冯其庸

本书初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距今转瞬已十二年。本书初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欢迎,也得到了不少指正。

这十二年的岁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当时确定的几个原则是正确的:一是我们所选择的底本——庚辰本,确是一个学术价值很高、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珍贵本子,我们以此为底本,就使这个校本有了很好的基础;二是我们确定的校勘原则(详见《校注凡例》)也是正确的,这样就使我们的校勘工作做到了审慎和准确,不至于随意改动底本文字,从而较好地保持了原本的历史面貌;三是我们确定的注释原则(见《校注凡例》)也是切合实际的,对象适中,繁简得宜,因而使得本书避免臃肿烦琐之病。

但是,学问是无止境的,“红学”更是日新月异,这十多年来“红学”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不少重要的专著相继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文陆续发表了,还连续发现了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文献和实物。在《红楼梦》的名物考订上,也有不少的进展。对照我们的校本,就感到有了历史的差距。为了对读者负责,对我们的“红学”事业负责,我们深深感到有对本书作一次全面修订的必要。于是趁此书再版之机,我们就着手这一新的繁重工作。

此书初版是由《红楼梦》校订组先作出初稿,然后由校订组和注释组反复修改定稿的,其详细情况见初版的《前言》。现在全面重新整理、重新校注时,不可能把原有的人都邀请回来了,幸好初版定稿时的三位同志:冯其庸、林冠夫、吕启祥都还在原工作岗位上,因此本次的校注,即由他们三位负责:由冯其庸总负其责,林、吕二位分别作校、注的具体修订工作。

关于注释的修改和增补,计新增注释八十七条,补充和修改原注一百六十五条,其馀所有注释,共二千四百零一条,从内容到文字也重新作了一次审核认定;在校勘和标点、分段方面,重校的文字为数亦不在少。特别是此次重校过程中,仍用各脂本仔细复核,所以费力较多;至于标点和分段,则改动更多,不能一一列举。最后,由我作校、注两方面的审核工作,修改核定校、注的条目和文字,以及有关此次重新校注的其他事宜。以上种种,无法一一详述,读者翻阅此再版校注本,当可了然。

尽管此书又作了较为详慎的重校和重注,但初版的创始之功自不可没,故初版的《前言》、《校注凡例》等文字仍置于卷首,以示不忘,也正说明前后校注的原则是一贯的。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倡议对《红楼梦》作校注整理,是由袁水拍同志向上级提出的。一九七四年秋天,袁水拍同志到我住处看望我,并提到整理古籍的问题。当时我提及《红楼梦》的校注问题,水拍同志极为重视,不久就要我草拟一个报告。此事后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由水拍同志任校注组的组长,由我和李希凡任副组长。初期校勘的稿子(即内部用的大字本),水拍同志还认真看过,凡是他不理解的地方,他还都提出来认真地询问过。后来,他因事因病,不再过问此事,但在重病中,仍希望能看到此书的出版。所以《红楼梦》的新校注工作得以正式立项并由政府拨款,调集一批专家和研究人员来工作,水拍同志是起了倡导推动作用的。现在水拍同志已经作古十年,当着此书修订再版的时候,我有责任将此经过叙明,亦以慰逝者于地下。

时间虽然只过了十二年,但参加此书工作的同志,却已经作古了好多位,其中顾问有:叶圣陶、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先生。参加校注工作的有:沈彭年、陶建基、徐贻庭、朱彤、祝肇年、江辛眉、杨廷福诸先生。国务院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一直关心《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此书出版后,他还亲自写过评论文章,热情地肯定了这个新校注本,但李一氓先生也已经不幸逝世了。对以上十二位已故的先生和朋友,我们只能寄以哀思,以志永怀!

此次修订再版,虽然由我们三人负责,但前人之功不可没,而“红学”方兴未艾,且无止境,故以后的校注工作,亦无有止境。故我们本次的修订,只是万里长途中的一站,瞻望前途,曷其有极!惟愿再奋馀勇,更求寸进,并望“红学”同人和专家读者进而教之,则《红》书幸甚!“红学”幸甚!

是为序。

一九九四年七月六日于京华宽堂 7/Mt/vMOnCkH7vnxtwHkY1k5PFLJcaOq0DmAqQYhtql+pqtHgBGFby4jbl2tLr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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