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王文健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项目。经过近三年建设，工作室取得长足进展，工作室队伍不断壮大，高级别科研项目立项数逐年增加，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等级逐年提升，学术交流氛围日益浓厚。2020年，是上海中医著名流派——恽氏中西医汇通派创始人恽铁樵先生从医100周年，也是当前本派代表人物王文健从医50周年。为纪念这个特殊的年份，扩大中西汇通派学术影响，工作室组建编审组策划出版图书。编审组梳理王文健从医50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的文章、重要会议的讲话和工作室成员的学习体会，在145篇文献中遴选50篇作为代表文章形成本书。
王文健1970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后分配进入甘肃省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工作，当时有一批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教授下放在那里当老师。王文健在工作的同时，向这些前辈老师系统而深入地学习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并参与了西学中班的教学工作。他学习非常刻苦认真，当时用的《中医学基础》教材总共12万字，而王文健这一门课程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笔记就有16万字。良好的学习条件和自身的努力，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后，王文健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先后师从沈自尹院士和姜春华教授，成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位中西医结合博士。数十年来，王文健以其扎实深厚的中西医学的功底，潜心于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临床研究，在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教育、科研领域和学会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王文健曾被上海中医药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被暨南大学和美国UCLA东西方医学中心聘为客座教授。
王文健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以其丰富的中西医学知识为患者服务，赢得了广大患者的尊重和赞扬。他在擅长的中西医结合老年病和代谢病领域，十分注重摸索规律，总结经验。针对老年病患者病理改变和生理衰退重叠，多系统病变并存，用药重复、混杂的特点，他总结出中西医结合老年病的防治要遵循“天人相应”的自然观，综合调理的整体观，个体化防治的辨证观和身心兼顾的健康观四大要点。在代谢综合征的防治中，他通过中西医学的比较，提出以中医“脾虚不化”来诠释代谢综合征的病因，以“聚证”来阐明其证候，并创立了“益气化聚”的治法和相应的方药进行治疗。这些创新之举，进一步完善了中医“脾主运化”的理论，澄清了中医“聚证”概念的一些模糊认识，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临床疗效。因医疗业务方面的突出成绩，王文健于2004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
在科研工作方面，王文健自1998年起即担任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曾承担国家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等科研项目20余项。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次设立中医药重点项目，当时群雄角逐，竞争激烈，他精心准备后登台答辩，顺利拿下了课题。王文健早年协助沈自尹院士开展中医肾本质理论及其在COPD和多种老年病临床应用的研究；后来在脾虚证候方面深入开展脾主运和脾主化的比较研究，并对益气化聚方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机制作了深入探索，在以现代科学阐明中医脏腑本质方面获得重大进展，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典范之一。在退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一线岗位后，王文健受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邀请，在他们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下，带领团队筹建了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所。研究所在王文健和张腾所长的带领下，短时间内就取得很大成绩，被评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获得各类人才基金、学科建设基金和科研基金累计约2 000万元，几乎每年都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研究所至今已发表SCI论文数十篇。数十年来，王文健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和省部级科技奖励10项，2010年被中国科协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20年又获得了上海市中医药杰出贡献奖。
2002年起王文健担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系主任，带领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迎来了学科建设的黄金时期。他曾在沈自尹院士的支持下，参加教育部学科评审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并且在随后的两轮学科评审中排名始终位列国内前列。在本科生教学中，他带领系里的老师开设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各种课程5门，其数量和总课时成为全国西医院校之最。主编的本科生教材和研究生教材，分别获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复旦大学的教材奖，本人被评为医学院优秀教师。在数十年间，带教了一批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在2012、2017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第五、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又开展了师带徒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上海中医药大学聘为中西医结合导师团的团长，经常为学生讲课，始终关注新一代中西医结合学子的成长。
王文健连续三届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和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他积极为上海专家争取在全国学会中的学术地位和话语权，同时也为上海市的学会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努力推动开展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包括一些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性的学术年会，十分重视学会的科学普及和继续教育工作，同时积极承接政府职能的转移。他组织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专家，完成了上海市一万多名非中医类别基层医生的中医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工作。在他的策划下，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很早就设立了自己的网站，建立了科技奖励制度，自筹资金设立科研基金，发起成立了长三角健康一体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国际视频会议传播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经验；近年来他每年都会和一批专家到“老少边”地区进行科技扶贫。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已连续六年获评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五星级学会”。
王文健的老师姜春华教授和沈自尹院士都是中西医汇通派的杰出代表，他在中西医结合医疗、科研、教学和学会工作方面的业绩以及对上海市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贡献使他成为继沈自尹院士之后上海市中西医结合领域的领军人物；而数十年来形成的学术思想和取得的学术成就又是当代中西医汇通派的学术特色和学术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代中西医汇通派的主要代表他当之无愧。
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西医汇通派的历史。
中西医汇通派始自恽铁樵先生，铁樵先生1920年开始悬壶沪上，今年刚好是100周年。100年来，中西医汇通派经历了提出设想、探寻规律、科学验证、指导实践这样一个肇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如果说在前50年，这一流派主要是提出设想、开启思路，那么在后50年，由沈自尹、王文健等学者，在总结规律、提出假说、科学验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中西医汇通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学术流派不同于个人的经验总结，流派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一要有鲜明的治学风格，二要有创新的核心理论，三要有清晰的传承脉络，四要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治学风格和核心理论，可以说是一个流派的灵魂和生命线。
中西医汇通派的治学风格的特点，一是注重在战略层面把握学科的发展方向，关注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中西医汇通派与其他中医流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是在封闭环境中的自我延续，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两种不同医学体系的碰撞、交叉和融合；中西医结合的前辈大师都称得上我们今天所谓的“战略科学家”，他们站在学科前沿，把握全局，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其次，中西医汇通派认同包容共享，注重优势互补，既要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阐述中医理论，也重视以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来丰富现代生命科学。第三，中西医汇通派强调与时俱进，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中西医结合的内容和形式都在不断更新。百年来虽然世代更迭，但中西医汇通派的这一治学传统始终没有改变。
什么是中西医汇通派的核心理论？恽铁樵先生提出的中西医汇通论要点有三个方面。
1.中西医汇通的途径、思路和方法 铁樵先生坚信：“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取西医之长，合化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轨道。”当然，对于如何结合，百年来一直在不断探索，从临床应用直至理论体系和科学思维。
2.藏象学说 铁樵先生曾说：“《内经》之五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藏。”他认为中西医对脏腑内涵有不同的认识，而藏象学说的现代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
3.病证关系 铁樵先生认为：“以治法之有效者能愈甲病，更能用同样之法愈乙病愈丙病，推而至于十百千万皆能愈者，着为定法，即医术也。”中医的“定法”能治疗多种疾病，一法而适于多病，实际上提出了“异病同治”的概念，进而引出病证关系这一中西医结合的重大命题。
沈自尹院士围绕以上三个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发展了中西医汇通理论，提出了“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等著名观点，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以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阐明了中医肾阳虚的本质，制定了中医虚证辨证的科学标准。王文健在跟随沈自尹院士学习的过程中，得以领会导师治学之真谛，在为导师学术思想的形成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的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为第六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起草的《中西医结合，为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而奋斗》的大会宣言中，王文健吸取众多专家意见，对中西医结合内涵、特色、优势作了科学的阐释，认为中西医结合应该在临床应用、理论体系和科学思维三个层面开展研究工作，这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对中医和西医的科学思维比较研究中，王文健提出，中西医科学思维的差异表现在：一、中医在方法论方面偏于系统论，以综合为主，西医偏于还原论，以分析见长。二、中医在构建理论框架时，强调“天人相应”的自然观，多依赖类比推理，经实践验证后上升为理论；西医偏于归纳和演绎，重视实证研究基础之上总结规律。三、中医在定义概念时重视形而上之道，强调事物抽象属性，如阴阳五行、六淫七情；西医重视形而下之器，强调其物质属性，如器官、细胞、细菌、病毒等。四、在治疗的指导思想方面，中医以调节性手段为主，追求整体的平衡，以“和”为期；西医以环节性手段为主，注重在病变局部损盈增亏，以“齐”为期。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就要很好地发挥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的优势，相互补充。
在病证关系方面，王文健认为，沈自尹院士提出“同病异证，同病异治”的初衷是为了体现中医个体化治疗的特色，但现在这一概念遭到曲解。同一疾病个体之间的差异被扩大化，其因“同病”所致的相同的形态、代谢或功能改变反被忽略，而这些共同改变同样是中医辨证分型的依据；临床上同一疾病错误地被人为划分成互不相干的几个证型，并施之以截然不同的治法。为了纠正对病证关系认识的这一偏差，王文健认为“同病异证”是大同前提下的小异，不是“小同大异”，更不是“去同存异”，无论是证型的划分和治疗的原则都要体现这一点。王文健在和沈自尹院士探讨后，提出以“同病类证，同病类治”替代“同病异证，同病异治”，并在代谢综合征不同组分疾病患者的治疗中贯彻这一理念，简化了辨证分型，获得了满意疗效，证明这一病证关系理论的科学性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王文健协助沈自尹院士完成了肾阳虚证患者和老年人的下丘脑-垂体-靶腺轴功能的比较研究项目，对阐明肾阳虚证的本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又结合代谢综合征的防治，进行了中医脾的证候研究。从文献学习、临床调研和治疗验证出发，提出“脾主运化”应该分为“主运”和“主化”两部分；而脾的运化失常，也应分为“脾虚不运”和“脾虚不化”两种证型，“脾虚不化证”不同于“脾虚不运证”，患者虽有脾气虚弱症状，但更多的是表现为脾的“气化”不足。西医认为这是由于患者胰岛素抵抗而引起血糖和血脂代谢障碍，出现中心性肥胖、高血糖、高血脂、脂肪肝、高血压等；中医认为是“脾虚不化”，进入体内的营养物质不能转化为精华被人体利用，“物不化正，反而为害”，使得郁热、湿浊和瘀血等病邪积聚。因此需要通过补益脾气促进气化、消散邪实、化解积聚来治疗。这些理论和实践，丰富了藏象学说中有关脾的功能和证候的认识。
中西医汇通派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西医结合又一次显示了独特的优势，同时也对中西医结合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王文健体会到，中医和西医，绝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可沟通，不能结合。中医和西医的服务对象都是人，两者就像用不同的编程语言编写的计算机程序，目的都是维护人类健康和防治疾病，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提高两个系统的兼容性，推动中医药学和主流医学的融合，在发展中西医汇通派的第二个百年中，让中西医结合为构建人类卫生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的选编工作以公开发表的文章正文部分为主，隐去摘要、关键词、部分文中图片、表格和参考文献，并在篇末标明前三位作者和出版信息。本书之所以取50为数，主要是为庆祝王文健从医50周年。由此不免导致部分高质量论文未被选录。因此，全部145篇文献的题录信息按年代顺序列为附件，以便于读者查阅。
本书编写过程得到工作室全体成员的支持。在王文健的倡议下，本书序言部分别具一格，由工作室成员每人发表一段感想，作为“自说自话代序”。在此一并向所有在本书选编过程中付出辛苦劳动的同志表示感谢！
编 者
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