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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是来自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提供的信息、物质、情绪等方面的支持，来帮助个体应对面临的压力(Cohen,Gottlie& Underwood,2000)。社会支持可以降低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提升个体对环境的适应(Thoits,1995)。社会关系与健康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支持能够促进健康，能够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Uchino(2006)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够提升机体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有更积极的生理配置(biological profiles)。社会支持也可以促进行为方面的改变，提升自我管理的依从性。同时，也可以通过心理层面发生作用，促进积极认知与评价、提升个体自信心，从而提高健康水平(Uchino,2006;Schwarzer& Leppin,1991)。
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社会支持可以规范自我管理行为、提高治疗的依从性(DiMatteo,2004;Gallant,2003)。而关于社会支持与慢性疾病的研究中，大部分围绕糖尿病患者。Strom& Egede(2012)系统梳理了关于社会支持与糖尿病的相关研究，发现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与良好的临床结果、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少的社会心理症状相关。Van Dam等(2005)检索了相关的临床随机试验研究结果发现，新型的社会支持，比如，群体辅导、基于互联网或电话的同伴支持、社会小组支持都有助于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具体来说，社会支持可通过以下机制影响到患者的结果，包括行为、心理、生理。从行为方面来说，社会支持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意识到健康行为的好处，改变不良行为，增强自我管理的依从性。从心理方面来说，社会支持可以提升糖尿病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改善不良情绪，促进行为和情绪健康。从生理上来讲，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压力对糖尿病患者带来的不良影响，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延缓并发症的发生。
社会控制是来自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通过社会或政治的力量来对群体或个体的行为进行调控，从而维持群体或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服从和遵守，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Janowitz,1975)。社会控制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一种是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一种是正式的社会控制。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来实现对社会规范或价值观的内化，而正式的社会控制是指外在的强制性措施。后来，社会控制被应用在犯罪学领域。社会控制理论指出，从事越轨行为的倾向可以通过社会化或社会学习习得的自我控制来阻止，社会控制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来发挥作用。具体来说，直接社会控制是指针对错误行为实施惩罚，针对遵从行为给予奖赏。间接社会控制是指与重要他人的链接，从而减少越轨行为。社会控制能够指引人们进行常规行为，预防越轨行为，比如犯罪(Gibbs,1981;Hirschi,1969)。总的来说，社会控制通过两种形式来发挥作用，直接（外显）或间接（内隐），社会规范在社会控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把社会控制应用到健康领域的时候，健康或没有疾病是一个常态。进行健康促进行动，远离不健康的行为，是健康相关的社会规范。而进行非健康的行为，远离健康的生活习惯，则违反了健康相关的社会规范。当个体没有遵守该规范时，社会网络中的他人可能会实施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试图鼓励健康行为，制止不健康行为(Umberson,1987)。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健康调控作用，也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直接和间接(Rook,Thuras& Lewis,1990;Umberson,1987)。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关系成员试图调控、影响或限制健康相关行为，为了阻止健康损害行为以及增加健康促进行为(Lewis& Rook,1999;Umberson,1987)。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则指为了他人要保持健康的一种内化的责任感或使命感，从而促进个体维持健康(Umberson,1987)。总的来说，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关注规范性的健康相关行为如何通过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参与被强化。
1.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和糖尿病
近些年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越来越受到关注。到目前为止，关于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的研究包括健康人群中的父母、夫妻或约会男女(Lewis& Butterfield,2007;Lewis等,2004;Umberson,1992)。Hughes& Gove(1981)在关于社会关系和健康的经典研究中发现，与独居的人相比，与他人共同居住的研究对象汇报有更少的物质使用，但是有更高的心理压力水平。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了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的“双重效应模式”，即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能够减少健康损害行为，但是建立在损害心理健康的基础上。该模式得到了部分验证和支持(Lewis& Rook,1999)。
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是社会关系影响健康和健康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机制。来自家属的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是家属尝试对患者健康行为进行调控和影响的一种人际作用机制(Lewis& Rook,1999)。通常来说，它是指家属试图调控、影响或限制健康行为，试图阻止健康损害行为，或者增加健康促进行为。当家属认为患者依从性不好，家属会实施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来降低患者不健康行为，提高患者的依从性(Lewis&Rook,1999)。但是，家属提供的社会控制并非总是对患者有利。家属提供的社会控制有时候可能传达一种对患者现有健康行为的不认可或不满意。因此，尽管患者会改变不健康的行为，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消极情绪。这称之为“双重效应”，即：家属提供的社会支持会促进健康行为改变，但同时会引发心理压力(Lewis& Rook,1999)。
文献中，关于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和健康行为的研究也较多，包括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在非临床样本中的关于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的研究表明，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是能够促进健康行为的。例如，对于抽烟的人来说,Westmaas等(2002)发现，配偶对于抽烟人的行为调控可以减少日常抽烟的行为且这种效应有性别差异，对于男性来说，调控产生的作用更大。另外,Lewis& Butterfield(2007)发现配偶提供的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能够预测更多的健康促进行为。但是，这与关于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心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的发现却不一致。例如,Lewis& Rook(1999)发现，在一个老年群体样本中，来自某个社会网络成员的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能够增加心理压力。但是Rook等(1990)的研究却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发现，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导致更少的心理压力以及更好的人际关系满意度。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研究对象相对比较健康且有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觉得来自他们的社会控制是一种关怀，并感谢来自他人的关心，从而有较好的心理健康。总的来说，在非临床样本中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研究显示，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能够促进健康行为，但是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不一致。
在临床样本中关于直接健康相关社会控制的研究发现则更为复杂。相比于非临床样本来说，在临床样本中，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可能更为普遍，因为慢性病患者可能没有严格遵守相关的医嘱。考虑到自我照顾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可能遇到的障碍，患者可能会忘记吃药，不严格遵守饮食规定。相应的，家属会试图调控或影响患者的健康行为，鼓励他们遵从医嘱。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已在不同的患者人群中进行研究，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肿瘤、关节炎。其中，糖尿病患者的研究相对较多。例如,Grzywacz等(2012)发现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糖尿病患者较差的自我管理相关，具体表现为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较差的血糖控制相关。同样的,Khan等(2013)在糖尿病患者中使用了日常日记法，发现来自配偶的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锻炼行为呈不相关或呈负相关。在其他慢性疾病的研究中,Franks等(2006)关注参加心脏康复的患者，他发现：从横截面分析来看，来自配偶的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健康行为、心理健康无相关；从纵向分析来看，来自配偶的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导致更少的健康行为、更差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一个有关前列腺肿瘤患者的研究中,Helgeson等(2004)并没有发现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促进健康行为的证据。但是,Stephens等(2009)在一个接受膝关节手术的关节炎患者的研究中，发现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能够促进健康行为。
研究者提出，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具体的策略，他们区分了积极（如劝告）和消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Tucker& Anders,2001;Stephens等,2009,2013)。在一个接受膝关节手术的关节炎患者的研究中,Stephens等(2009)区分了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的策略，即积极和消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Stephens等(2013)进一步探究了积极（如通过讲道理来劝导患者）和消极（批评或不停唠叨患者）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影响，他们发现，消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而不是积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糖尿病相关的情绪压力（如担心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呈正相关。Thorpe等(2008)在一个糖尿病青年患者的样本中发现，更多的消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预测更少的健康行为改变、更多的消极认知反应，还有不良的心理健康；相反，更多的积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预测良好的情绪反应，但是和行为反应不相关。Fekete等(2009)在HIV阳性的患者中发现，积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自我照顾行为呈正相关，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而消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自我照顾行为呈负相关，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区分积极和消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比较重要。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也将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进行了区分，分为积极和消极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
2.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
（1）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糖尿病：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是指个体的一种为了他人要维持健康的内化责任感(Umberson,1987)。在以往的研究中，直接和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往往是以是否承担某种社会角色作为替代变量。例如,Umberson(1987)发现，婚姻状态和父母状态能够阻止人们进行危害健康的行为，例如吸烟或喝酒。这样的研究模式往往包含了两种形式的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即既包括了为了他人要维持健康的责任感，也包括了来自他人的直接影响或调控。近些年来，有大量的研究探讨了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Stephens等,2013)。因此，本研究将关注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从而弥补文献中的不足。
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是个体为了他人维持健康，进行健康促进行为的内化感受，这样的感受能够影响到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健康(Mirowsky& Ross,2003)。例如，有一篇文献综述表明，负责尽职与健康促进行为呈正相关，有更良好的心理健康(Bogg&Roberts,2004)。Tucker(2002)发现，间接健康相关社会控制水平更好的人汇报有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有进行健康促进行为的更多尝试。另外，个体持有的他人依靠他们的想法与不健康行为（如吸烟）呈负相关(Rook等,1990)。此外,Tucker等(2006)发现，内化的对他人的责任感与积极兴趣呈正相关。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必须要疏解心理相关的压力，预期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良好的心理健康呈正相关。糖尿病患者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应对疾病引起的情绪压力来更好地适应疾病、研究预期，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糖尿病疾病适应呈正相关。
（2）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为了家人保持健康的内化责任感越大，越能更大程度上提升个体能够通过自身行为控制健康结果的信念(Umberson等,2010)。具体来说，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能够给个体灌输一种他们自己能够管理疾病、能够通过遵从医嘱和保持心情良好来掌控自己健康的信念，从而尽到对家人的责任感。研究也表明，对他人的责任感与处理日常压力的信心呈正相关(Gartland等,2012)。糖尿病管理涉及生活方式的调整，这可能也是日常压力的来源，研究假设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会提升管理疾病的自我效能感。
（3）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糖尿病适应的作用机制：当患者与家属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一种为了家人要保持健康的责任感。具体来说，当患者想到自己健康的时候，他们把自己与重要他人联系起来。患者相信，家人期待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保持健康，否则家人们可能会对他们感到失望。在家庭关系中，患者可能会经历自我概念的转变。例如，患者会把家人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患者和家人之间重合的部分会越来越大。根据自我延展理论(self-expansion theory,Aron& Aron,1986,1996），亲密的关系能够帮助个体进行自我的延展，把他人的资源、角度和特点整合到自身上，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
在糖尿病的情境中，有关自己能够管理好糖尿病的信念即糖尿病自我效能感(Bandura,1986)。自我效能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尤其重要。自我效能高的糖尿病患者往往有较低的抑郁症状，而自我效能感低的患者更有可能经历糖尿病相关的压力(Cherrington,Wallston& Rothman,2010)。此外，自我效能感能够促进自我管理行为(Bean等,2007)。这些研究发现证实，自我效能感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和行为层面都有帮助。关于糖化血红蛋白，文献研究发现并不一致。例如,Cherrington等(2010)和Venkataraman等(2012)发现，自我效能感与糖化血红蛋白呈负相关。然后，其他的研究却发现，自我效能感与糖化血红蛋白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Bean等,2007)。尽管如此，大部分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够促使患者更加积极地参与患者的自我管理活动，能够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压力，也能够更好控制血糖。
如果个体对家人有更强保持健康的责任感，他们的自我和家人之间的重合部分也将更大，从而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而自我效能感大大促进糖尿病的管理。因此，研究假设把他人资源整合在自我中和自我效能感能够中介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糖尿病适应的关系。此外,Lewandowski等(2010)发现，把他人整合在自我中与关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把家庭关系满意度作为他人整合在自我中的替代变量。因此，研究发现，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糖尿病适应由家庭关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中介。
除了第一条路径外，研究也表明，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可能是影响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糖尿病疾病适应的第二条路径。内在健康控制焦点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是个体内在的因素决定了他们的健康，例如自己的行为(Wallston等,1978)。研究表明，为了家人维持健康的责任感可以激发自我控制感，激励个体坚持健康行为(Mirowsky&Ross,2003)。有更高间接健康相关社会控制的个体可以提升他们通过自己行为控制健康行为的控制感(Umberson等,2010)。内在控制焦点水平高的个体往往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积极地参与到健康促进行为中。如果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水平高的人能够通过自己参与健康行为而维持健康，或者至少拥有这样一种信念的时候，这将极大强化个体的内在控制焦点。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高内在健康控制焦点是有适应性的，因为糖尿病管理的确需要患者的责任和努力，患者的行为确实能够影响疾病的症状和预后。研究表明，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糖尿病适应相关的自我管理行为呈正相关(Schlenk& Hart,1984），与参加糖尿病营养门诊呈正相关(Spikmans等,2003)。此外，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心理适应呈正相关(Peyrot& Rubin,1994)。就糖化血红蛋白来说，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更好的血糖控制呈正相关(Nabors等,2010;Ulf等,1998)。也有些研究发现，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糖化血红蛋白无显著相关(Auerbach等,2002)。基于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对于内在健康控制焦点的促进作用，以及内在健康控制焦点的健康促进作用，研究假设内在健康控制焦点能够调节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糖尿病适应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间接健康相关的社会控制与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呈正相关，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糖尿病疾病适应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