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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对一个疾病的认知，会影响患者的临床症状、自我管理行为和心理健康。关于个体对疾病认知的研究起始于1960年代的关于健康威胁的传播研究。Leventhal等(1984)提出了疾病的自我调控模式(self-regulatory model)来描述个体应对感知到健康威胁的过程。自我调控模式指出，情境性的刺激（如临床症状）会引起患者产生对疾病认知和情绪上的感知。这些感知分三个阶段来发挥作用：首先，个体会形成对疾病的感知；然后，患者会采取行动来应对；最后，患者会评价所采取行动的有效性。这个模式包括了持续性的反馈环，即患者对采取行动有效性的评价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疾病的感知以及应对行为的实施。
早期的研究明确了疾病认知的5个维度，具体如下。①认同：即个体用于描述疾病和症状的用语。②后果：疾病可能导致的后果。③原因：个人觉得有可能导致疾病的原因。④时长：个体觉得疾病可能持续的时间。⑤治疗或控制：个体觉得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可能会康复或治愈疾病的概率(Leventhal等,1984;Lau& Hartman,1983)。大量的研究证实，对疾病的认知会影响到患者的行为，而改变患者的消极认知会提高患者的依从性(Broadbent等,2015;Petrie等,1997;Petrie等,2002;Petrie等,2003)。例如,Mann等(2009)发现，如果糖尿病患者的疾病、药物、认知与糖尿病的慢性病属性越不一致，则患者的药物依从性越不好。Broadbent等(2011)发现，糖尿病患者的疾病认知与患者在服药、饮食、运动方面的依从性息息相关。Mc Sharry等(2011)在疾病认知和糖化血红蛋白的荟萃分析中，发现认同感越强、感知后果越严重、感知疾病持续时间越长与糖化血红蛋白呈正相关；个人控制感越强与糖化血红蛋白呈负相关。他们还发现，关于糖尿病的疾病认知可以通过针对性地干预来改变，从而影响到最终的糖化血红蛋白。由此可见，合理、科学的疾病认知有利于促进疾病管理的依从性。
人格，体现了个体在认知、情绪或行为等方面稳定且持续的个体差异。在慢性病的研究中，现有的研究倡导从“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来看待健康或慢性疾病，从而对慢性病患者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Len,2000;Wiebe等,1996)。仅从生物角度来看待慢性疾病的管理，忽略患者的社会、心理背景，无疑是只关注冰山一角。
人格是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研究中常用的有大五人格(the Five-Factor Model)(Digman,1990;McCrae,2003），包括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外向性的个体往往是外向的、善于交流的、寻求他人陪伴的。宜人性的个体往往是有同理心的、善于与他人合作的。尽责性高的个体往往比较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做事情比较有计划。神经质的个体，往往情绪不稳定，倾向于有更高的心理压力。开放性体现个体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
文献中也有大量的关于人格特征与慢性疾病适应的研究，例如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例如，在肿瘤与人格的研究中(Dahl,2010），研究比较多的人格变量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尽责性和乐观，该研究考察了人格与肿瘤发生、疾病管理以及生存期之间的关系。Kim(2005)发现在肺癌患者中，神经质个人特征与更多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在关于人格特征与糖尿病的研究中，
等(2014)发现，外向性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较低。Wheeler等(2012)发现，患者的神经质与降糖药物的服用呈负相关，患者的外向性与运动呈正相关，患者的尽责性与药物服用、饮食遵守呈正相关。Lane等(2000)发现，神经质的个人特征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呈显著相关。也有一些研究并未发现个人特征与慢性病管理之间的相关性(Lillberg等,2002)。
1.自我效能感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和健康控制焦点是影响慢性疾病适应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DeVellis& DeVellis,2001;Knappe& Pinquart,2009)。自我效能感是个人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执行某行为的感知(Bandura,1986)。自我效能感能够通过以下四个机制影响到社会心理功能(Bandura,1999）：认知、动机、情绪和选择过程。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自我效能高的个体能够想象成功的场景，并显示出策略上的灵活性，从而能够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另外，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动力去付出努力，去想出更好的办法去实现自己制定的目标。当个体面临困难或压力时，自我效能感也会影响个体感知到的压力、焦虑甚至是抑郁情绪。此外，自我效能感能够鼓励人们去创造更加友好的环境，并对周围的环境或选择实施控制。总体来说，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倾向于有一个积极的自我评价，会积极进取实现自己的目标，并能通过创造友好的环境，来降低压力感。
自我效能感更高的患者能够更好应对由于慢性病导致的压力，也能够促进患者更积极地管理疾病，从而有更好地适应(DeVellis& DeVellis,2001;Mancuso等,2001;Stretcher等,1986)。文献表明，自我效能感对不同慢性病患者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自我效能感与慢阻肺和心衰患者的身体功能呈正相关(Arnold等,2005)。乳腺癌患者自我效能感越高，越往往有更少的功能障碍(Manne等,2006)。同样的，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自我效能感高，有抑郁情绪的概率较低(Cherrington等,2010;Sacco等,2005），而自我效能感低的患者有更高水平的心理压力(Law等,2013)。此外，自我效能感能够提升自我照顾行为(Bean等,2007;Sarkar等,2006)。例如，自我效能感高能够促进患者的足部护理行为(Chin等,2013)和体育锻炼(Dutton等,2009)。以上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够促进患者的心理和行为适应。对于糖化血红蛋白，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例如,Cherrington等(2010)和Venkataraman等(2012)发现，自我效能感与糖化血红蛋白呈负相关。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显著相关(Bean等,2007)。总体来说，大部分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高的患者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糖尿病的管理、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压力。
2.健康控制焦点
内在健康控制焦点来源于控制焦点的概念。在Rotter的社会学习理论中，他提出，人们基于对事件或情境的控制发展出了对结果的一般期待。控制焦点是指个体发展出来的对于事件或结果是否有控制感的信念(Rotter,1966)。Rotter认为有两种控制源，包括内在和外在。内在控制焦点的个体认为，事件结果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行为，然而外在控制焦点的个体认为，事件结果取决于外在的因素，例如有影响力的他人、运气或机会(Rotter,1966)。
控制焦点通常是分领域的，该概念也逐渐被扩展到其他领域。Wallston等人把控制焦点的概念应用在健康领域，并发展出了测量健康控制焦点的量表。健康控制焦点，是指内在或外在的因素，或自身行为或自身之外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健康的信念。Wallston& DeVellis(1978)将健康控制焦点的概念扩展为三个维度，包括内在、有影响力的他人、运气健康控制焦点。内在健康控制焦点是指在多大程度上个体将自身健康归于自身内在的因素，例如自己的行为。有影响力的他人健康控制焦点测量个人认为自身健康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影响力的他人，比如医生、家人。运气健康控制焦点测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身健康取决于运气。
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同时显示有更多的个人应对资源和机会(Landau,1995)。具有高内在健康控制焦点的个体更可能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更好应对压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大量的研究表明，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健康行为呈正相关。例如，有更高内在健康控制焦点的个体在一个由吸烟、喝酒、运动和饮食共同测量的生活方式指标上得分更高(Norman等,1998)。同时，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内科患者的积极情绪呈正相关(Knappe& Pinquart,2009)。除了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对行为和心理健康带来的积极影响外，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也能显著预测身体健康与寿命长短。例如，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老人的身体功能呈显著正相关(Wallhagen等,1994)。Burker等(2005)发现，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肺移植后的患者的生存时间呈显著相关，即使在控制年龄和医疗诊断的影响后。内在健康控制焦点水平高的个体往往更加愿意遵从医嘱，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或行为能够决定病情的发展。相反，如果个体认为健康主要由运气或他人决定的而并非自身的行为，则这样的个体往往更不愿意改变已有的不良生活习惯，因为他们觉得自身的行为对改善结果作用不大。
然后，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并非总是对慢性疾病的适应有利。例如，对于更加严重或威胁生命的疾病来说，比如AIDS或癌症，高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并不是可适应的(Burish等,1984;Ruffin等,2012)。更加严重或威胁生命的疾病可能确实在患者的掌控之外，因此对于高内在健康控制焦点患者来说，由于高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和实际健康状况的绝大差距，反而让患者觉得受挫或觉得有压力。然后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高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可能帮助患者调整或适应，因为糖尿病需要患者长期的努力和付出，患者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症状和预后。研究也发现，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呈正相关(Schlenk&Hart,1984;Montague等,2005），与营养门诊出勤呈正相关(Spikmans等,2003)。
此外，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也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来说，有些研究发现，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糖化血红蛋白呈负相关(Nabors等,2010;Ulf等,1998），内在健康控制焦点越高，患者血糖控制地越好。然而，也有些研究发现，内在健康控制焦点与糖化血红蛋白并不显著相关(Auerbach等,2002)。
相较于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其他维度的健康控制焦点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研究结果并非一致。例如,Schlenk等(1984)发现，在糖尿病患者中，内在健康控制焦点和有影响力的他人健康控制焦点能够显著预测依从性，而其他维度的健康控制焦点不显著。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外在控制焦点与糖尿病的自我管理行为显著相关(Daniels,2000;Hayes等,2000;O'Hea,2005a,2005b)。O'Hea等(2005a)研究中发现，各个维度的健康控制焦点的主效应对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影响不显著，但是健康控制焦点各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则对糖化血红蛋白影响显著。在Hummer等(2011)关于健康控制焦点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研究的荟萃分析中，他们指出，包括的17个研究中，健康控制焦点与糖化血红蛋白之间的关系很微弱，主要体现在有影响力的他人健康控制焦点与糖化血红蛋白之间的微弱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