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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清时，问诊的发展日趋成熟，系统阐述问诊的医家辈出，许多医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问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问诊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如明代张三锡《医学准绳六要》言“凡诊病，必先问所看何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幼，或婢妾，或童仆。次问得病之日，受病之原，及饮食胃气如何，便利如何，曾服何药，日间何如，夜寐何如”，列出种种情形皆须详问，并重点介绍了患者在就诊时的表现及临床意义，如“问而不答必耳聋”“问而懒言眯头，是中气虚”，等等。又喻昌《医门法律》列“问病论”专篇，征引《素问》《灵枢》有关问诊论述，阐明问诊的临床意义，并在文末附禁律一条，指出一般医生不明问诊易犯的错误。李梴《医学入门》指出“从头至足须详问，证候参差仔细听”，并具体列出所问纲要，指出“凡初证大纲未定，最宜详审，病者不可讳疾忌医，医者必须委曲请问，决无一诊而能悉知其病情也”。
这一时期对问诊有突出贡献者，当首推张景岳，其在《景岳全书》中对问诊内容及其辨证意义做了详细阐述，指出问诊“乃诊治之要领，临证之首务”。他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的临证心得，将问诊内容概括为比较全面而有重点的“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胸腹，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并以此“十问歌”传于后世。“十问歌”构思精妙，言简意赅，易于诵记，便于后学者掌握和运用，成为执岐黄之术者必诵的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十问歌”为初学者提供了问诊之大纲，实为临证问诊入门之钥。然而“十问”中实际包括了望、闻、问、切四诊的内容，且问诊的内容也未尽详备，尚有需要完善之处。后清代陈修园《医学实在易》中收录了张心在修订的版本 ［3］ ，张心在删除了张景岳所编原歌诀中不属于问诊内容的“脉色”和“气味”，增添了妇、儿两类患者的特殊项目，改“十问歌”其文为：“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妇女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今邓铁涛 ［4］ 主编的《中医诊断学》五版教材中收录了这首歌诀，已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和学生所熟悉，并广为流传，指导着现今的临证实践。
继明之后，清代林之翰《四诊抉微》亦列有问诊专论，征引张三锡、张景岳等人的问诊之论，并详加阐释，且特别指出问人品起居及嗜欲苦乐两项，对普及问诊知识有一定贡献。此外，周学海《形色外诊简摩》亦刊有“问法专论”，对问诊的方法、理论均有所述或有所发挥，并强调问诊与脉诊合参：“按医者当问之事甚多，必须诊得脉真，然后从脉上理路问法，方得就绪；若海概问之，庸有当乎？”又《医法心传》《医原》等对问诊的内容也都做了详尽的说明。以上所述医家有关问诊的论述，其中大部分内容都还为现今临床所采用，仍具有较大的指导价值。《医宗金鉴》指出“望色只可以知病之处，非问不足以测病之情也”，指出问诊较之望诊等其他诊法，有其自身的诊断价值。《寓意草》更对问诊项目做了详细记载，实为开问诊规范化之先河。
通过对问诊发展的源流进行梳理，可以看出中医问诊在《内》《难》基础上，历经数代，不断完善，为现代问诊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坚实的基础。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中医四诊客观化的开展，中医问诊的发展无疑又获得了新的契机。问诊的源流和发展见表1-1。
表1-1 问诊源流和发展
（刘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