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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黄帝内经》以降，后世医家也尤重问诊，认为“问既是诊，亦是医”，并在《黄帝内经》《难经》基础上多有发挥。尽管历史上没有出现论述问诊的专著，但有关的论述不断散见于诸家论著中。
至东汉时，张仲景总结了汉以前有关诊疗的经验，在《素问》《灵枢》理论的基础上，著成不朽专著《伤寒杂病论》，在此部著作中仲景高度统一了问诊的理论与实践。据专家统计，对太阳病的诊断，问诊所得资料约占3/4，其资料全面、广泛，包括生理、心理、环境、社会、静止、动态等多方面信息。
继仲景之后，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对问诊的内容有所论述：“所问病者，问所思何也？所惧何也？所欲何也？所疑何也？问之要，察阴阳之虚实，辨脏腑之寒热。疾病所生，不离阴阳脏腑、寒热虚实，辨之分明，治无误矣。”继之，唐代孙思邈亦非常重视问诊在四诊中的地位，其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未诊先问，最为有准”“问而知之，别病深浅，名曰巧医”，并提出问诊要领，首先要求医家“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其次要待患者同亲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智愚，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成为后世医家临证的重要原则之一。
宋时出现了大量的医学专科病案，如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载有23个病案，充分反映钱氏对问诊的重视及其问诊水平。又朱肱《类证活人书》、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对于问诊中问病因做了详细说明。
至金元之时，致力于问诊者，也颇不乏人。朱丹溪《丹溪心法》亦言：“凡治病，必先问平日饮食起居如何。”《格致余论》载有病案两则，同为积食，通过反复询问，其一“喜食鲤鱼，三年无一缺”，其二“每日必早饮”。丹溪依据积食之不同，分别施治，显示其问诊水平之高超。李杲《东垣十书》云“中热消瘅，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详述辨寒热及辨手心、手背、口鼻、头痛等方法，以此辨外感和内伤，如“内伤及劳役饮食不节病，手心热，手背不热。外伤风寒，则手背热，手心不热。此辨至其皎然”，并详述辨内伤饮食用药所宜所禁，如“其用药又当问病人，从来禀气盛衰，所伤寒物热物，是喜食而食之耶？不可服破气药。若乘饥困而食之耶？当益胃气。或为人所勉强食之，宜损血而益气也”。以上医家临证诊病皆尤重并尤擅问诊，但对问诊的内容及方法进行较为系统阐述的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