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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内外交困的加剧，保守派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把学校视为了社会和政治复兴的主要渠道。通常，那些认为好的学校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的人，都认同在三代时期中国的学校体制已至臻完美。伍思德在讨论这种思维定势时，称之为“一个前帝国时期的教育黄金时代的神话”，并认为那些被这种神话所蛊惑的人倾向于渴望一种更加“中心明确的公共教育”。18和19世纪的中国，暴发户开始跻身上流社会，功名也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人不得不从那个神话中寻求慰藉，因为它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图景：“真正”的士人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
处于明清嬗变之际的思想家如顾炎武和黄宗羲，为这个神话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黄宗羲的思想在1890年代的维新派中很受欢迎。梁启超就曾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他与谭嗣同将《明夷待访录》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
“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
这其中新旧杂陈，而所谓保守主义其实植根于精英主义之中。提倡君主立宪的维新派并不是要与目不识丁的百姓分享权力，而是要在强邻环伺的国际环境之中稳固自己这一阶层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当谭嗣同在1898年呼吁各省都建立一个书院
来讨论国家大事时，他肯定持同样的看法。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些书院“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
这样，黄宗羲由于试图提升儒生权威以制衡皇权，因而同样对维新派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黄氏认为首先应进行教育改革才能实行政治改革，因为他说，在三代，“学校是天下所有重要活动的中心”，并且“在辩论公共议题，以及为太子建言献策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道德秩序只有在还权于学校之后才会实现。他认为一个扩大的公共教育体系可以使社会上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并且各级学校的学官应不受上级的干预。
他还呼吁重振位于学校体系顶端的太学。黄宗羲之所以提起过去太学生的壮举，是想表明他认为这是一种亟待复兴的传统，同时似乎也是希望人们能意识到当今的国子监已无力完成道德的重建。黄宗羲写道：“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
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黄宗羲说恢复后的太学祭酒，应该是“当世大儒”，权力“与宰相等”。同时，“天子之子”应当在15岁时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他甚至认为即使太子即位变成皇帝之后仍应保持学生的身份：“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此时若“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因为晚清的维新派也认为知识分子理所应当成为社会的领袖，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寻到一条线索：起于汉宋的太学生抗议，继于明清之际，达于1890年代的维新派。线索上的每一环都是靠士人的自我认同得以加强的。他们认为自己处于与前辈（宋代太学生、东林党人等等）相似的境遇。毫无疑问，他们发现借用先贤的抗议用语既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同时也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因此，维新派发出的重整教育制度以及最高学府“太学”的呼吁，便再合适不过了。
日本的迅速发展进一步令维新派确信国力与教育改革密切相关。
日本政府刚刚按照西方的大学模式建立了东京帝国大学，远在中国的崇拜者就热切企盼清廷能够在国内建一所类似的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确实是一个新式的机构。它主要教授西学，尤其是在其早期（它成立于1870年代）。教师多为外国人，并用其母语授课。
日本的帝国大学再一次使中国的改革派确信“志士”是社会应有的领袖。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国立大学中的最高学府，在其初期还拥有对全国中小学的行政管辖权。到1880年代中期，它显然已成为国之利器，开始为社会输送大量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政治领导人和行政官员。尽管帝国大学是模仿西方大学建立的，而且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类似于法国和普鲁士的大学，但是它同样也基于儒家思想，即认为领导社会是少数具有超人智识和美德的人的责任。
那些呼吁在北京重建太学的人，并不寄希望于改造现存的国子监。他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崭新的机构。这部分是因为国子监此时已名声扫地。在明代初期，监生由各地选送而来，人才济济，堪称“公卿大夫之子弟”。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监生来源扩充为荫监和例监——译者注），普通百姓子弟大量捐赀为监生，因而民生充斥。伍思德就此写道：“很多获得了地方功名的人，鉴于监生良莠不齐、品类复杂，敏感的自尊心使他们不愿在监读书。”此外，虽然清廷继续表彰国子监（例如在1790年代，乾隆皇帝批准将近两百座的十三经刻石立在了国子监），但事实证明毫无作用。与欧洲的君主不同（路易十四大方地资助法国科学院，腓特烈大帝则赞助柏林皇家科学院与文学院），清朝的统治者害怕首都汇集的知识分子会成为政权的潜在威胁。他们更愿意看到省会书院的发展，并将其培养的人才在严密的监控之下输送到京师。
20世纪初，丁韪良对国子监的观察是“这所伟大的‘公卿大夫子弟学校’”已经“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它不仅没能提高国民教育的水准，反而纯粹是一个负担，而且在不断地腐败、自取其辱”。丁韪良指出，“建筑都已经荒废了”，昔日“帝国的装饰”再无可能被“修复、改造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
时代变幻的切身感受，以及江河日下的国子监使得维新派希望通过效仿明治日本引入西式大学，摸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他们确信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可以让那些更加保守的人能够接受。毕竟，无论一个人拥有何种政治信仰，他们寻求中国富强的心愿都是一致的。
向皇帝奏请支持创立一所新大学的大臣们认为有必要做一番解释，因为目前中国已有数十所致力于西学的学校。很自然地，他们指责现代官办学校的表现不尽如人意。1896年夏，刑部侍郎李端棻（1833—1907）上奏了著名的《奏请推广学校折》。据传此奏折的真正作者是李端棻的姻亲梁启超。李宣称现有的官学根本不足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需要有一整套新的学校系统——其中包含一所位于京师的大学堂。
这所“京师大学”应该招收年龄在30岁以下的贡生或监生，京城的官员有愿意听课的也准许。同时还应配备一所译书局，继续同文馆之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