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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19世纪八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的连续入侵，人们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1883—1884年的中法战争催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的不败而败引发了人们对清廷昏聩无能的强烈不满。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尤其为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清流党所抨击。
这些清流党人攻击李鸿章对外实行可耻的绥靖政策，并批评他在文化上提倡采用夷人的奇技淫巧。他们声称参劾李及其门生纯粹出于清议，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出人意料的惨败给人们带来了危机感。士人开始谈论起灾难来。而那些原本保守的人的奏议也突然变得激进起来。清流派更是主张比十年前洋务运动程度更深的西化。这样一来，洋务派反而显得保守了，清流派则变得激进了。比如，虽然张之洞仍旧是温和的守旧派，但是他在1890年代中期变得越来越支持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他的这一倾向是从中法战争之后开始的。这显示出所谓的温和派在那十年里是如何逐渐走向激进的。张之洞在19世纪60至70年代所建立的书院只教授传统科目，但是到了他创设自强学堂（1893年）和储才学堂（1896年）的时候，西学就成了重点科目。
清帝国的软弱无能招致了很多要求国家急进的人的尖锐批评。他们渴望出现一个彼得大帝般的强人领袖，在京师发号施令，彻底重造社会，进而将国家推向一个更高的历史进程。
激烈的改革建议涉及很多议题，其中最有名的是由康有为起草、1200多名举人联署的万八千言《上今上皇帝书》。这份万言书草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入北京的1895年4月。康有为在其回忆录中以一种说教式的清议口吻（典型的今文经学中的英雄与学者相结合的形式）呼吁朝廷像日本明治政府一样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万言书中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强烈地表明他们对李鸿章的洋务派已彻底失望。新上台的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认为洋务运动过于小心谨慎了。
维新派想要整顿的机构很多，但是他们首要考虑的是改变中国学者“致知”的方式。1895年康有为及其同道在北京首先成立了强学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士人开始成立各种“学会”。这些学会的成员对于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视自己为忧国忧民的“志士”。
学会往往是政治性的，梁启超后来即证明：
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强学会之势力愈强。
维新派之所以把他们的组织称为学会，为的是避免违反清朝长期以来禁止私立会党的法令。尽管如此，强学会成立不久，麻烦还是接踵而至。随着学会被更加激进的人所左右，慈禧太后及其支持者以“私立会党”的罪名将其封禁了。
此后没多久，之前曾被强学会拒绝吸纳的李鸿章提议，保留强学书局，并在那里建立官书局。
光绪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议，并派工部尚书、强学会成员孙家鼐出任管理书局大臣。孙曾经是光绪皇帝的老师（1878年至1887年），与翁同龢一道是光绪的主要支持者，并被归为所谓“帝党”。
在光绪朝之初，他们就惹怒了满族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大力支持将17世纪的思想家、明室忠臣黄宗羲和顾炎武从祀孔庙。然而，孙家鼐作为一个政治温和派，巧妙地与激进派保持了距离，因而他与慈禧太后的良好关系得以维持。
虽然维新派被指为“干涉朝政”，但是他们绝无质疑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野心。诚如孔飞力所说，“对于19世纪中国的改革者而言，扩大自己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与增加国家的专制之间并无矛盾”。
维新派的康、梁想要干预朝政恰恰是因为他们把北京的超凡地位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对现存教育体制的不满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他们认为现存的科举制度无法为朝廷选拔“真才实学”。这样,19世纪90年代的激进派就是中央集权主义者。尽管从长远来看，他们为扩大影响力而发起的运动会削弱国家的权威，但是他们当时坚信通过在首都的努力能够使国家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