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北京的西学

帝制晚期的北京，没有任何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可以用来充当学术创新或者政治改革的中心。之所以将学术创新与政治改革相提并论，是因为它们在这一时期往往是相伴相生的。有志于影响政治风向的知识分子常常通过学术机构将其思想用学术语言表达出来。正如伍思德（Alexander Woodside）所说：“大多精英政治习于教化，常常想把政治活动转向学校……因此，要想还原晚清的政治体制的历史，学校这一领域决绕不过去。”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引发了一场崭新的政治运动。这场由士人领导的运动，力图倡导一条全新的通往学科分类法和教授法的途径。激进的维新派认为西方的富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众多的教育机构。而在这些教育机构之中，知识和学术的组织方式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建立新的学校（包括“京师大学堂”）成为了维新派的头等大事之一。虽然中国历来都会在首都建立一所最高学府——太学，但是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派所提议建立的“大学”则是一个全新的学校。这一点，从他们采用日语中的“ 大学 ”（Daigaku）来为新的学校命名就可以看出。 ^[1]

通过模仿日本明治时期采用西方模式的做法，维新派并不仅仅是想建立一个他们认为有用的大学，更是借此标榜自己代表着现代性和国家的未来。 西式大学，尤其是19世纪德国式的大学，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起扩张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它们成为了现代化和国力的首要标志。尽管很多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现状的代理机构”（agencies of the status quo） ，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欧洲的大学已经开始重视那些有助于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研究和发现。明治时期的日本，同中东、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国家一样，有意识地采用了欧洲大学模式作为引入现代化的一种途径。 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性大学成为了担负现代化之梦的一种重要的机构类型。

维新派努力将建设一个新大学的提议与寻求富强的宗旨结合在一起，使那些原本会对这种新机构有所保留的保守派们可能转而支持这项计划。创办大学所赢得的广泛支持表明，当时中国人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抵挡住帝国主义的冲击，中国非革新教育体制不可。然而，由于教育领域一直是政治和文化势力相互竞争的舞台，尤其是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保守派与改革派均认为此时既是国家也是自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团体的一个关键时刻，所以对于究竟如何实行，他们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说到教育作为一个政治化的领域，我指的是：一方面“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清廷通过规定哪些知识是有价值的来统治其臣民。过去，科举制度是实现这一统治机制的保证。尽管它在帝制晚期历经了不断的改革，但到19世纪末，由于显然不能有效地应对时代的问题，它的可行性已广受质疑。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只有采用“西学”的一些方法才能保存国家。这里的“西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用来指代欧美，以及当时日本的学术研究。与“西学”相对的则是“中学”，即那些被认为是源于中国的学问，或是与中国的学问足够相近以至于可以归为中国的。

当19世纪90年代中期朝廷官员首次提出在北京建立一所现代大学的提议时，关于中国是否应该采用西学，以及如何采用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些争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初，当时列强侵略了北京，深深地震动了爱国士人，使他们开始认真地思考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复兴的经世派学者，将抵抗帝国主义的失败归结于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因而他们呼吁人们应认真学习西学。冯桂芬即是他们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他并不想用西学取代中学，但是同其他与洋务派有关系的人一样，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军事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冯是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臣李鸿章的幕僚。他迫切希望清廷能够认识到培养西学人才的极端重要性，然后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之。 1862年，就在冯桂芬公开表达他的观点之后没多久，新的总理衙门便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为清朝的外交使节团培养外语人才。 很快，上海和广州也设立了类似的学校，这显示出洋务派已经可以左右朝政了。

不难想到的是，同文馆成为了洋务派和保守派论战的地方。同文馆之所以会在19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一场有争议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与它作为政治或文化上的动力的崛起毫无关系。相反，在其设立的初期，连吸引学生入学都很困难。只有极少数中国人愿意送他们的儿子去学习那些并非是正统的新儒学范围内的课程，因为要想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就必须掌握儒家学说。正如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所说：“传言称，八旗家庭认为被朝廷安排到北京学校去学习是很丢人的事，所以他们想尽了办法进行抵制。入学的学生大多是因为太懒或太笨以至于在旗人的学校里没有前途才被送了过来，或者是来自那些毫无权势的家庭因而没有办法逃避。”

尽管如此，同文馆的存在还是给文化保守派带来了威胁。1866年，由晚清士林领袖、蒙古族大学士倭仁领导的反对者，与恭亲王奕领导的总理衙门之间爆发了一场辩论。 争论的焦点是关于总理衙门的一项奏议：聘请外国教习教授地理、政治经济学、力学、化学、物理、国际法、解剖学和生物学。这些学科被统归为“天文算学”科之中，大概是因为欧洲的天文和数学早在几世纪之前就被中国所接受了，因此并不会被认为是令人反感的外国学问。 同文馆的支持者既没有站出来说，也并不相信新增的西学课程会成为消灭正统宋学的第一步。然而，正如刘广京所言，聘用外国人教授西学的举动着实“激进”，因为“他们的大目标是要慈禧太后和地位崇高的翰林院承认科学技术是一门应受重视的学问”。

1867年奕奏请招募进士甚至是翰林到同文馆学习。这一提高同文馆入学门槛的奏议，最令那些反对扩大外国影响的人恼怒。倭仁对向最优秀的人才灌输外国课程的想法非常厌恶。他说：“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 但是保守派无力阻挡课程改革的步伐。为了安抚倭仁，朝廷任命他为国子监的总监督。国子监的前身就是太学。它临近孔庙，庭院里多是些牌匾和钦定的经文，可见它与王朝的正统性密切相关。 不过这一任命并未给倭仁带来任何实权，因为此时的国子监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显赫地位。翰林院取而代之成为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其所掌握的政治和文化资源远超同时期的其他学术机构。

然而，倭仁等人的攻击确实奏效了。那些想要进入同文馆学习的学生面临着崇洋媚外的指控，因而不得不为自己的动机进行辩护。 同文馆被士林视作反对“中学”的堡垒，由此，招募官家子弟的计划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屡屡失败。在这种环境下，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美国人）无法实现他利用学校转变中国教育体制的目标——用他的话讲即“将科学嫁接在科举考试上”。 丁韪良自成为同文馆总教习到1895年辞职这几十年间，所面对的是充满意识形态纷争和官僚异议的险恶环境。尽管他后来坚持认为，同文馆确实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但是1895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维新派却认为同文馆和其他省的兄弟机构都是不争的失败者。1896年，康有为的朋友御史陈其璋说：“伏思都中同文馆，为讲求西学而设，学生不下百余人，岁费亦需巨万两，而所学者只算术、天文及各国语言文字。在外洋只称为小中学塾，不得称为大学堂。且自始至终，虽亦逐渐加巧，仍属有名无实。门类不分，精粗不辨，欲不为外洋所窃笑也难矣。” Mi308zW+KUeT2r+7sVOxF1qpZZtjxuc8q3ClypsGDl/iUYde5UmwvXkPGX4Wzl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