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和致谢

本书的写作源于几次身体与思想相交错的旅程。从1986年起，我有数次机会得以在北京大学生活、学习和交友。1988年以来，我更是将北大作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无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大留学经历有助于我理解北大的历史。当我在1986年来到北大学习中文时，我有了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此前我曾上过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开的“大学史”课程，其间对五四知识分子及中国漫长的革命历程萌生了兴趣。我知道五四运动就发源于北大，所以在留学期间希望能捕捉到一些北大当年的流风余韵。

坐落于北京西北郊的北大校园风景优美，令人浮想联翩。从1926年到1952年，这里曾是燕京大学的所在。而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此地则是一系列属于士大夫精英的山水园林。这些园林均仿江南园林而建，晚清的文人墨客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不过我并不是因为知道这些才被北大的美景所打动的。西山就在眼前，竹林中曲径通幽，亭台假山环绕着未名湖。湖面如镜，倒映出岸边恢宏的博雅塔。所有这些都让我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

不过，就在这静谧的景致中，还是能清楚地辨别出不久前的政治遗存：图书馆前竖立着高大的毛主席像；废弃的防空洞里到处是水，阴森恐怖；校园里的墙上则布满了褪了色的“文革”标语，仿佛阴魂不散。乐黛云有一本书叫《走向暴风雨》（To the Storm），讲述了她作为一个教授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历。我来北大没多久就读了这本令人动容的书，因而那些扎眼的景象就更加让我觉得触目惊心了。同时也由于私人的原因，我对毛时代的最后十年发生在北大的那些惨剧有了更深的理解。那年秋天，我住在一位北大老师的家里。当我们逐渐熟悉之后，他们一家向我讲述了各自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没过几个月，我就对北大近期的历史也产生了相当的兴趣。

第二年，我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为研究生。当时我还对这一问题不能释怀，所以就想写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大的论文，希望能以此更好地理解北大的政治气氛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接着就发生了1989年春的那场重大事件，这一次北大又扮演了领导角色。悲剧性的结局促使我有了新的疑问：北大在贯穿20世纪的各种重大政治和文化动荡中都是弄潮儿，怎么解释这一现象？为什么北大的历史意义远非一个高等教育机构那么简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定将自己的论文选题定为北大的早期史。同时受到林·亨特（Lynn Hunt）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之产生的精深研究的影响，我还决定重点关注诸如象征、预设和社会实践等文化要素。正是在文化之中，政治思想才得以成形，政治行为才得以产生。

1992年秋，我来到北大做博士论文研究。当时我担心这个题目太敏感了。中国人会欢迎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政治感兴趣的外国研究者吗？即使是只涉及20世纪初的历史？这一次我又错了。第一，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发现，没有人再热心政治激进主义了。而且，与1987年时我的北大家人一样，许多人也告诉我说，他们认为学生们在1989年做得过分了。不过我并没有遇到认为政府应该使用致命武力的人。表达上述观点的人中有些就是当年的亲历者。我推测他们中大多数可能还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然而总的来说，针对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参与对抗性的公开抗议运动这一议题，他们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目前看来，革命式的政治——无论是官方主导的还是反政府的——似乎都已走到了尽头。

本书的主题体现了我在北大两年的经历与思考。例如，我的经历促使我非常关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己与政治、社会及国家间的关系，以及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思想、价值观和实践是如何共同塑造政治文化的。我在北大的经历也使我深深地认识到，理解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新旧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多么重要。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信条与其政治理想及文化理想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为了将那些理想付诸实践而采取的策略。

如果说这些主题还比较引人入胜，并且这本书还有一点点价值，那么我在这里要感谢许多人。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叶文心给予了诸多指导，使我受益颇深。而本书就是在那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自那时起，叶文心给予了我更多的启发和指导，对此我非常感激。在北京，我得到了郭建荣、金安平、刘桂生、王硕、萧超然和张寄谦等人莫大的帮助。在台北，我要感谢沈松侨、陶英惠和王汎森。

有一些人热心地阅读了部分或全部的书稿，并提出了他们的意见。我要感谢柯本山（Carlton Benson）、齐慕实（Timothy Cheek）、丁兆然（Jay Dautcher）、戴蒙德（Neil Diamant）、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Martin Fackler、葛淑娴（Susan Glosser）、何复平（Halperin Mark）、杰森（Lionel Jensen）、季家珍（Joan Judge）、南恺时（Keith Knapp）、Chris Reed、Ed Ruestow和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等人提出的有用建议和更正意见。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的审稿人Don Price、史谦德（David Strand）和藤谷高史（Takashi Fujitani）都给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对此我十分感激。我也想要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的Sheila Levine、Reed Malcolm和Kate Warne。在他们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顺利完成。感谢哈佛大学亚洲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的John Ziemer对本书的信赖，以及他挑选的匿名审稿人所提出的宝贵建议。书稿的出版也离不开Ruth Steinberg和Nancy Mann审慎的编辑工作。最后，还有许多人为我提供了思想上或者材料上的帮助，所以我要感谢阿部宽（Abe Hiroshi）、Martha Hanna、保拉·哈勒尔（Paula Harrell）、贺麦晓（Michel Hockx）、洪越、刘禾、Steve MacKinnon、韩书瑞（Susan Naquin）、普鸣（Mike Puett）、施耐德（Axel Schneider）、沈志佳、岳升阳和沙培德（Peter Zarrow）。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出现在由柯瑞佳（Rebecca E. Karl）和沙培德主编的《反思戊戌变法：清末的政治与文化变迁》（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2年）里。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则以《新文化团体的形成与定位,1913—1917》（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e Community, 1913-1917）刊登在《现代中国》第24卷第3期（1998年）上。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我在书中引用这两篇论文。

多年来，我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机构的资助。美国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斯宾塞基金会（The Spencer Foundation）和加州大学都为我提供了经费上的支持。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得到了艺术与人文学院（Arts and Humanities）的研究生委员会（Graduate Committee）和研究及创造性工作委员会（The Council on Research and Creative Work）的帮助。我由衷地感谢以上各机构的支持。

如果没有家人的爱和鼓励，这本书也不可能完成。感谢我的父母、Rabbit、Nanno、Charlie、Marta、Eduardo、Mary、Jimmy和Maggie。这些年来，妻子Marcia Yonemoto所给予我的，我恐怕永远也还不清。本书便是献给她的。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她对我的爱以及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女儿Le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