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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

京师大学堂与清末北京

在“百日维新”前景最乐观的时期,京师大学堂象征着由朝廷亲自领导的思想与政治转型的可能。但在1900年后,由于国人普遍认为京师已经腐化堕落、脱离时代,因而大学堂对于那些敢想敢做的仁人志士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了。许多人不仅已不再相信政治中心北京可以有效地将国家带出当前纷乱的境地,甚至认为首都本身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魏斐德认为就是在这时改革者们不再关注朝廷的一举一动,转而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能够“影响地方事务的国是”上面。 北京的事态发展使他们感到十分受挫,因而纷纷南下。他们大多落户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化创造了一种有活力的文化氛围,为这个国家树立了未来城市的样板。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许多人在研究辛亥革命的起源时,都只关注远离京城的地方社会与政治的发展。特别是远比北京更加国际化都市化的上海和东京,何以成为晚清时期各种革命家、改革者和会党的大本营。于是,在19世纪末期清朝政治活力逐渐丧失的过程中,这两座大都会城市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那些将上海作为据点的活动家们发现,相比北京而言这里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文化和知识创新的空间。江南士大夫在太平天国叛乱时期大量涌入上海。他们在世纪之交依靠其财富和智慧给上海初步带来了都市精英文化的繁荣。此外,如叶文心所述,上海那些新兴资产阶级所崇尚的文化旨趣使得上海迥异于其他城市,并在帝制晚期成为了北京这个历来的“天下中心”的文化对手。不同于北京的“经过士绅—官员—文人(gentry-official-literati)提炼的精致的雅文化”, 上海与朝廷的联系并不紧密,也较少沾染朝廷的习气。“海派”(上海派)比起一本正经的“京派”(京师派)而言,面对改革显得更加开放、浮华和友好。

随着拥有了傲人的文化与经济资本,上海成为了“舞台的中心”,吸引着江南士绅走出“地域文化飞地”,将自己置身于国家事务之中。 上海国际化的生活方式也使城市精英乐于尝试海外的新鲜事物,并对国内新的生活理念充满着兴趣。难怪他们总能发现新的经济机遇,并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未来能够抓住这些机遇。可是朝廷办教育,为的只是培养国家的顺民,与上海城市精英的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专为培养孩子在这方面技能的教育机构也就应运而生。 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上海涌现了众多的非官方高等教育机构”——冉玫烁等人讨论过的“革命学校”,以及最近叶文心所分析的更加持久的“中产阶级大学”(她主要分析了中产阶级大学的文化形式与社会角色)。 诸如南洋公学、中国公学及震旦学院(复旦大学的前身)等吸引了许许多多在中部和南部省份新式学堂中的精英子弟(包括越来越多的女生)前来就读。

这种认为清朝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能让教育自主的看法并不新鲜。然而,正如叶文心所论证的,私立书院运动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尤其是对朝廷对高校学生(无论他们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所施加的种种限制的不满。此外,尽管与传统书院类似,一些早期的革命学校也带有一种轻松随和的氛围,但在课程设置方面,它们与书院迥异。传统的书院强调的是独立的精神,而上海的公学则突破了旧有的知识畛域,转而谋求科学认知和西方政治思想。“世纪之交的私立绅办学校有着与严复‘名学研究会’一样的学问追求”,并且,“他们也直接参与了鼓动政治改革以及继起的辛亥革命”。

然而,上海以及中部和南部地区快速增长的学校数量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在1905至1906年间,大约有一万名(乐观的估计)大部分刚满20岁的中国学生在东京留学。在那里,他们不仅能享受西式教育,还能感受明治时期相对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 随着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1898年12月)和《新民丛报》(1902年2月),以及其他旅日中国人所办刊物的大量涌现,留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广阔的西学世界。同时,东京宽松的政治环境也允许中国人有大量的政治组织,而这在中国是万万办不到的。

与此同时,上海与东京两地的知识界之间的联系已经高度发达。两座城市共同为知识分子提供政治和法律上的保护。它们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两座城市之间的人员往来异常频繁。在上海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出版的中文刊物,而勃兴的上海出版业和新闻业又使得国内的刊物可以流转到日本的华人手中。 两座城市中的激进分子相互之间保持着联系,并且也有不少次的联合行动。20世纪初很多的上海革命运动领袖都曾到过日本。北京的学生在此时也受到政治躁进情绪的感染。尽管如此,戊戌维新的失败以及清廷对义和团的公然支持,使得多数激进分子认为京师是“竖子不足与谋”——根本不可能发生社会和政治的变革。

然而,任达(Douglas Reynolds)在其关于1901年清末新政的研究中,对那种认为“满族统治者是在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中被自己所压垮”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中日友好互助的“黄金十年”为清末新政提供了巨大的助力,新政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悄无声息”的革命之一。虽然这场明治维新式的新政改革没能延缓辛亥革命的到来,但任达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今日之中国(以及未来之中国),其肇始盖源于清末新政之人事制度改革。若抛开新政不谈,则无从理解20世纪之中国”。 虽然任达的话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但他的研究仍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清朝的权力中心北京是否真如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是一潭死水。由于京师大学堂是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才得以恢复的,那么对清代最后十年的大学堂历史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对任达的修正主义观点做出评判。 oGQMTIvmrDeGBF9F5HSXhYIbVnWN5KxCpaNuhUSiGi/sCgSTvApBSfRnsH03dG6G



重新开始:张百熙与“壬寅大学”

拳乱之后,慈禧太后态度大变,转而对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给予了支持。此后的几个月里,教育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1901年9月,清廷下令,各省会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在慈禧和光绪还都后的1902年(壬寅年)1月,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将京师同文馆和国子监并入。历任工部和刑部尚书的张百熙,继孙家鼐和不幸的许景澄之后,被任命为第三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之前曾积极建言改革教育,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他曾任山东乡试副考官、四川乡试正考官、江西乡试正考官、山东学政、广东学政和国子监祭酒,在被慈禧太后任命之前还是皇子的老师。 尽管在维新变法中张百熙支持康有为,但是他的参与度极其有限,因而仕途并未受到影响。确实,在庚子奇祸之后,他正是凭借为新政的忠诚献言,以及与满族军机大臣荣禄的关系,成为了慈禧太后最信任的官员之一。“枢府乏人”的局面使得张百熙这样的人得以迅速晋升。几乎就在被捡选为管学大臣的同时,他被提拔为六部之中最有权势的吏部尚书。

与黄宗羲及封疆大吏曾国藩和张之洞辈的传统一脉相承,张百熙坚信应当由朝廷而非地方书院的山长来负责教育事务。他忧心忡忡,生怕清廷不能肩负起改革的重负。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大学堂的出色领袖。叶恭绰(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生、民国时期政府要员)认为,张百熙为北京大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之大仅次于著名的蔡元培先生。 在他的领导之下,曾经有一段短暂的时期,“最高学府”似乎真的要成为改革的“源头活水”了。可是,在革新大学堂及整个国家教育体制的过程中,他必须小心谨慎地应对各种险恶的政治环境——在推进有意义的改革的同时,不能在朝中手握大权的守旧官僚面前显得过于开明。

在张百熙给皇帝的早期奏折中,他声称外国将会用京师大学堂来检验清廷是否有决心推动新政。他写道:“今值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他用激发人们国家荣誉感的办法来为大学堂筹款。他断言大学堂开办后的前两年,“一切因陋就简”,已经引起了外国人的嘲笑。如果能在拳乱后的北京,矗立起一座设施齐全、世界一流的大学堂,这将会是清朝选择走向现代的最好标志。

张百熙说,大学堂的校园太小,“查外省如广东之广雅书院、湖北之自强学堂、两湖书院、上海之南洋公学,视大学堂现在基址,皆大至数倍或一倍不止”。这难道是因为那些学堂的赞助人比朝廷更加愿意资助办学、更加了解新式教育的重要吗?张认为:“断无京师制度反减于外省之理。” 位于拥挤的市中心,且校舍还是临时找的废弃王府,如此说来,京师大学堂也确实寒酸了一些。它根本不能与拥有宽阔庭院和大型建筑的东京帝国大学相比。美国学者、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校长查理斯·富兰克林·特温(Charles Franklin Thwing)曾到访过京师大学堂。据他讲,“京师大学堂低矮而杂乱的建筑物”紧挨着“紫禁城金色琉璃瓦下的灰墙”,“像中国大部分的房屋一样,这些建筑大多只有一层,其间点缀着方形的庭院,庭院间则有宽阔的拱门相通”。他又说:“在这些灰色的砖墙之间是用来上课的陋室……京师大学堂简陋的石地砖、庭院以及砖墙,与牛津、剑桥的那些绿色的充满格调的院落与花园,以及爬满常春藤的塔,是多么不同啊!” 1903年张百熙请求朝廷将京师大学堂迁到城外去,以便扩大规模,可是由于耗费巨大,清廷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搁置。

张百熙认为京师大学堂应当像南洋公学一样,有自己独立的译书局,并请求在上海开设译书局分局。 他尤为重视译介日语书籍。此外,他宣布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有“统筹编辑课本”之权,并将对四书五经“分年计月垂为定课”。他还奏请就京师官书局旧址,开办编书局一所。编书局委托京师大学堂的名师宿儒将他们的课程讲义编成可正式出版的教科书,以便日后通行全国。 张百熙也强调了藏书的重要性。他建议从江南、苏州、杭州、湖北和扬州等地的官书局和私人藏书楼中调取藏书。 他承认所有这些项目“动需巨款”——甚至是1898年拨给款项的两倍——因而须要增添经费来源。“且大学堂专门正科,本为各省高等学堂卒业学生资送肄业地步,则各省理宜合筹经费拨济京师,应请饬下各直省督抚,大省每年筹款二万金,中省一万金,小省五千金,常年拨解京师。”

张百熙认为,若要京师大学堂对中国社会产生切实的影响,便应尽可能地缩短学制使学生尽早毕业,“收急效而少弃材”。为此,他主张开设速成科,由仕学馆和师范馆组成。他希望先开速成科,缓立预备科和大学专门。 “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则是专为那些准备毕业后回家乡做中学堂教习的人设立的。师范馆的学生毕业之后,必须至少执教五年,才能做官。1902年2月13日,慈禧太后批准了张百熙的建议。此后,管学大臣张百熙便致力于修订大学堂章程,并在当年的9月提交了改定稿。 oGQMTIvmrDeGBF9F5HSXhYIbVnWN5KxCpaNuhUSiGi/sCgSTvApBSfRnsH03dG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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