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百日维新”前景最乐观的时期，京师大学堂象征着由朝廷亲自领导的思想与政治转型的可能。但在1900年后，由于国人普遍认为京师已经腐化堕落、脱离时代，因而大学堂对于那些敢想敢做的仁人志士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了。许多人不仅已不再相信政治中心北京可以有效地将国家带出当前纷乱的境地，甚至认为首都本身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魏斐德认为就是在这时改革者们不再关注朝廷的一举一动，转而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能够“影响地方事务的国是”上面。
北京的事态发展使他们感到十分受挫，因而纷纷南下。他们大多落户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化创造了一种有活力的文化氛围，为这个国家树立了未来城市的样板。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许多人在研究辛亥革命的起源时，都只关注远离京城的地方社会与政治的发展。特别是远比北京更加国际化都市化的上海和东京，何以成为晚清时期各种革命家、改革者和会党的大本营。于是，在19世纪末期清朝政治活力逐渐丧失的过程中，这两座大都会城市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那些将上海作为据点的活动家们发现，相比北京而言这里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文化和知识创新的空间。江南士大夫在太平天国叛乱时期大量涌入上海。他们在世纪之交依靠其财富和智慧给上海初步带来了都市精英文化的繁荣。此外，如叶文心所述，上海那些新兴资产阶级所崇尚的文化旨趣使得上海迥异于其他城市，并在帝制晚期成为了北京这个历来的“天下中心”的文化对手。不同于北京的“经过士绅—官员—文人（gentry-official-literati）提炼的精致的雅文化”，
上海与朝廷的联系并不紧密，也较少沾染朝廷的习气。“海派”（上海派）比起一本正经的“京派”（京师派）而言，面对改革显得更加开放、浮华和友好。
随着拥有了傲人的文化与经济资本，上海成为了“舞台的中心”，吸引着江南士绅走出“地域文化飞地”，将自己置身于国家事务之中。
上海国际化的生活方式也使城市精英乐于尝试海外的新鲜事物，并对国内新的生活理念充满着兴趣。难怪他们总能发现新的经济机遇，并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未来能够抓住这些机遇。可是朝廷办教育，为的只是培养国家的顺民，与上海城市精英的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专为培养孩子在这方面技能的教育机构也就应运而生。
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上海涌现了众多的非官方高等教育机构”——冉玫烁等人讨论过的“革命学校”，以及最近叶文心所分析的更加持久的“中产阶级大学”（她主要分析了中产阶级大学的文化形式与社会角色）。
诸如南洋公学、中国公学及震旦学院（复旦大学的前身）等吸引了许许多多在中部和南部省份新式学堂中的精英子弟（包括越来越多的女生）前来就读。
这种认为清朝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能让教育自主的看法并不新鲜。然而，正如叶文心所论证的，私立书院运动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尤其是对朝廷对高校学生（无论他们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所施加的种种限制的不满。此外，尽管与传统书院类似，一些早期的革命学校也带有一种轻松随和的氛围，但在课程设置方面，它们与书院迥异。传统的书院强调的是独立的精神，而上海的公学则突破了旧有的知识畛域，转而谋求科学认知和西方政治思想。“世纪之交的私立绅办学校有着与严复‘名学研究会’一样的学问追求”，并且，“他们也直接参与了鼓动政治改革以及继起的辛亥革命”。
然而，上海以及中部和南部地区快速增长的学校数量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在1905至1906年间，大约有一万名（乐观的估计）大部分刚满20岁的中国学生在东京留学。在那里，他们不仅能享受西式教育，还能感受明治时期相对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
随着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1898年12月）和《新民丛报》（1902年2月），以及其他旅日中国人所办刊物的大量涌现，留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广阔的西学世界。同时，东京宽松的政治环境也允许中国人有大量的政治组织，而这在中国是万万办不到的。
与此同时，上海与东京两地的知识界之间的联系已经高度发达。两座城市共同为知识分子提供政治和法律上的保护。它们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两座城市之间的人员往来异常频繁。在上海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出版的中文刊物，而勃兴的上海出版业和新闻业又使得国内的刊物可以流转到日本的华人手中。
两座城市中的激进分子相互之间保持着联系，并且也有不少次的联合行动。20世纪初很多的上海革命运动领袖都曾到过日本。北京的学生在此时也受到政治躁进情绪的感染。尽管如此，戊戌维新的失败以及清廷对义和团的公然支持，使得多数激进分子认为京师是“竖子不足与谋”——根本不可能发生社会和政治的变革。
然而，任达（Douglas Reynolds）在其关于1901年清末新政的研究中，对那种认为“满族统治者是在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中被自己所压垮”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中日友好互助的“黄金十年”为清末新政提供了巨大的助力，新政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悄无声息”的革命之一。虽然这场明治维新式的新政改革没能延缓辛亥革命的到来，但任达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今日之中国（以及未来之中国），其肇始盖源于清末新政之人事制度改革。若抛开新政不谈，则无从理解20世纪之中国”。
虽然任达的话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但他的研究仍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清朝的权力中心北京是否真如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是一潭死水。由于京师大学堂是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才得以恢复的，那么对清代最后十年的大学堂历史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对任达的修正主义观点做出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