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代价

然而结果还是一样，筹建大学堂时的乐观与希望在1898年9月的“戊戌政变”后化为泡影。不过在慈禧“尽废新法”之后，京师大学堂成为维新运动硕果仅存的项目之一。 1898年12月随着仕学馆的开班授课——学生包括来自京师的举人和进士在内共约100多人，京师大学堂终于正式开学。时人讽刺说，那些学生主要是冲着免费食宿来的。 此时的大学堂不过是徒有其表，与维新时期的设想根本不同，连梁启超当年大胆设计的课程也被换成了五经。

但是守旧官僚依然能找到攻击大学堂的理由。御史吴鸿甲和几个军机大臣批评大学堂“靡费太甚”、管理不善。刑部尚书赵舒翘甚至提议将其关闭。孙家鼐受够了这些，称病休假而去。1899年7月，慈禧任命吏部右侍郎许景澄代替孙家鼐，暂时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在他任内，大学堂重新开设了一些西学课程，但是由于朝廷意图摧毁大学堂而从中作梗——拒绝授予毕业生进士出身，因而不会有学生认真学习这些课程。

新生的京师大学堂勉强维持到1900年5月——义和团涌入北京的时候。大学堂的西学氛围使其在义和团亢奋的反帝运动中在劫难逃。火上浇油的是，满族军机大臣刚毅宣称大学堂内满是洋汉奸。孙家鼐的住所被拳匪捣毁，两名教习刘可毅和英人秀耀春（Francis James）被杀害。恐怖的是，在使馆区外被绑的秀耀春还被枭首示众。 其间，丁韪良及其他外国人也被困于使馆区中。1900年7月1日，失望的许景澄上奏朝廷提出裁撤大学堂：“溯查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与诸生讲贯，无庸另立学堂造就。” 7月11日朝廷宣布关闭大学堂。

具有改革头脑的官员已经学会如何在风向不定的保守主义中谋得生存，以及如何通过官僚体系保护京师大学堂，但之后的事态发展超出了他们可以掌控的范围。在大学堂关闭几个星期之后，许景澄被以“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处死，成为当年夏天最有名的牺牲者之一。 一些卫兵被派来保护校园，但他们很快就被进驻宿舍和丁韪良宅子的俄军和德军所驱散。讽刺的是，八国联军完成了义和团所未能完成的洗劫——毁掉了丁韪良家中的“每一件家具”，并将他的藏书“以及大学堂的藏书……全部丢进了水井和池塘里”。

[1] “大学”（ daxue ）一词被刘禾归为“双程流传的新词”。它在17世纪首先由耶稣会士翻译为“university”。日本在明治时期用它来称呼那些模仿西方大学建立起来的日本大学机构（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87页）。日本人开始时将“university”翻译为“Daigakkō”（大学校），但在1870年将其改为了“Daigaku”（大学）。马歇尔写道：“Daigakkō”这一词语显然是来自古代日本律令制体制中的一个官职“大学寮”。拜伦·马歇尔：《学习现代化：日本教育层面的政治话语》，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3]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17—123页。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75页。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北京,1998年，第3页。关于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事，参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136页。柯饶富：《丁韪良：中国进步的拓荒者》，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基督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85—186、196—197页。据喜欢抬高自己的康有为说，孙家鼐本是想让他做总教习，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664—665页。

[4]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册，第322—327页。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678—683页。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99—101页。

[5] 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675页。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30页。郑宁：《张元济为何不就京师大学堂总办》，《读书》1999年第7期，第30页。

[6] 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678页。 gDOU65bamNb2RHxQ/2cs3gEihwEK9vRe2yDLfcTcRXb2KsFvrbCYaN5LGQs6qx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