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在家庭结构方面有着惊人的差异。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与中国，不论是婚育年龄还是亲属关系，几乎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因为人口对于储蓄率、市场结构、经济成长速度都有着莫大的影响，所以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解释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轨迹（A. Smith[1776]1976:76—77; E.L. Jones 1981: 17—21）。在进行此类研究时，他们的一个预设是：与亚洲的扩大家庭相比，欧洲的核心家庭（只拥有一代成年人的家庭）在生育方面更加慎重，也更积极地参与要素市场。这一套逻辑大致上是基于二十世纪中期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出：当时的核心家庭与低生育率、高人均收入、高市场参与度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是近些年来，许多不同地区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生育模式的变化，以往被人们所确信的文化、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弱化。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历史数据，也应该对借助人口解释经济变迁的理论模型进行反思。

要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欧洲，至关重要的是对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的比较。而家庭结构之间的差异，其影响既可以说是纯粹人口学的，也可以与家庭参与市场的激励联系起来。但是我们认为，过去的研究可能夸大了这种差异。事实上，除了扩大家庭，中国历史上也有核心家庭；除了核心家庭，欧洲历史上也有扩大家庭。而所有这些家庭，都用某种方式进行着生育控制。尽管在以扩大家庭为主的社会，人们对要素市场的参与程度要小于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但不管是核心家庭还是扩大家庭，都会一定程度地参与要素市场。当技术的进步导致对雇佣工人的需求大大增加时，无论是欧洲社会的家庭还是亚洲社会的家庭都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人口并不能解释中国的贫穷。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我们使用了一些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依赖于计量方法，因为如果不了解整个制度和社会背景，人们很难恰如其分地解读和运用数据。在本章和之后的章节中，我们所使用的模型都是简洁而且精炼的，并不涉及许多具体的细节，因此它们可能无法涵盖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但也正是因为不过分追求具体细节，我们的模型才能普适和明了。评估它们的标准应该是：它们能否凸显最基本的关系和其背后的深意？它们能否展现某些一直被研究者忽略的重要关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模型作为研究工具就是有意义的。在提炼结论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滥用归纳法。尽管历史上的欧洲社会以核心家庭居多，而中国社会则以扩大家庭为主，但是例外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所以将欧洲家庭界定为核心式，将中国家庭界定为扩大式，其实是夸大了两个地区的差异，也从一开始就带上了“人口引发大分流”的先入之见。

我们认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中国，围绕着家庭和市场而展开的经济活动的确有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影响两个地区的经济变迁。事实上我们甚至还看到，宗族关系使中国家庭拥有了一些欧洲家庭所不能企及的经济优势。因此，要断定在城市工业化之前，中国和欧洲在家庭结构上的制度差异使得欧洲的某些家庭相对于中国的所有家庭都更有优势，是武断且没有说服力的。而且这种观点还可能进一步推演出，家庭劳动力的行为会阻碍跨地区、跨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然而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家庭和企业都并不能决定劳动力市场出现于何时何地，也不能决定劳动力何时大规模地向城市的工厂转移。

在本章，我们将带领读者对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史进行比对。我们从一开始就努力地另辟蹊径，因为许多传统的研究路径不是将人们引入死胡同，就是带着人们原地打转。 lYbDgd68UbxF71YBuAEJ+oXwNoxIFP/QlYsfjQfZDQkzs7Ea5GgJR+CyAt69a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