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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人们很可能会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乃是建基于对外的征服和对内的仁政。但是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这对于一个追求长治久安的帝国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罗马帝国就是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而建立起了庞大的基业。在这个过程中，罗马文化传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而罗马帝国统治者所推崇的治国理念，与儒家思想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在公元200年以后，罗马帝国仍然进入了一个衰落期。其衰落的征象起初尚不易察觉，随后变得越来越明显，最终至无力回天。许多研究者（Scheidel 2009; Potter 2004: 530）都曾经指出，罗马帝国崛起、扩张、衰亡的整个历程与同时期的秦汉帝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与世界历史上更多煊赫一时的帝国相比较，罗马帝国的衰亡可能是个异数，也可能不是。但最让我们感到诧异的，是所有曾经试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都失败了。如果我们仅拿秦汉帝国与罗马帝马进行比较，就很难确定哪一个帝国的发展轨迹是“正常”的，哪一个是“非正常”的。当然，要扩展比较的范围还需要更多研究者共同的努力。本章所关注的是中国和欧洲各自在怎样的空间范围内达致了政治平衡，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如果一个生活在宋代的中国人来到公元10世纪的欧洲，他一定会被这里小国林立的情势所震撼，也很难理解这些国家的治国之道。尽管一些君主号称统治中国一个省那么大的地盘，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领地的实际控制能力却远远不及中国的统治者。他们的权力被斯蒂芬·爱波斯坦（Stephen Epstein）所说的“自由”（Freedoms）所掣肘，这种特殊主义的诉求限制了封建君主征税，监管经济，以及提供公共产品（Epstein 2000）的能力。这种“自由”的享有者（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随时准备好用武力的方式反抗君主的集权行为。因此在当时分裂的欧洲，专制君主不仅面临着被敌国侵略的威胁，还面临着本国臣民对其权力的制约。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欧洲的君主就好比一个“惧内”的丈夫。从任何意义上来讲，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都无异于是一个奇迹。
然而欧洲的分裂局势并非从来如此。如果一个中国人来到公元100年时的罗马帝国，则会发现一个对他而言再熟悉不过的政权。与中华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是在战火之中崛起的：从公元前218年汉尼拔（Hannibal）进军意大利，到公元9年瓦鲁斯（Varus）的失败为止，罗马军团几乎所向披靡。尽管瓦鲁斯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失去了三支军团，自己也饮恨自尽，但并没有从总体上撼动帝国的基础，欧洲西北部蛮族的西进也因此而停止了400年之久。此外，帝国在东部的扩展仍然在继续，图拉真（Trajan）的军队一路攻至底格里斯河流域。公元116年，罗马帝国的扩张终于停止，但这并非因为罗马军团在两河流域遇到了不可战胜的劲敌，而是因为波斯距离罗马帝国太远，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控制。
与中华帝国一样，罗马帝国非常严格地履行其征服者的义务。首要任务就是维护被征服地区的安定。尽管在公元116年之后，其劲敌已经随着帝国的扩张被驱逐到更远的地方，但罗马帝国统治者仍然普遍实行一种遏制性的政策（Goodman 1997: 第7章）。与中国一样，罗马帝国也修建了长城。但是与中国的长城相比较，横跨苏格兰的哈德良长城就显得太短了。在德国和中欧的部分地区，有一道更长的木质防御工事。在罗马帝国的边境上，驻扎着许多军团。在公元150年以前，罗马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筹措军费。如果他完不成这项任务，很可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罗马皇帝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尽管历史学家极力渲染罗马皇帝在“面包和斗兽”上的穷侈极奢，但是他们却很少提到，这些宫廷支出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罗马帝国的政治架构带来了巨额的私人和公共资金投入，当时修建的基础设施包括驿路、铺设整齐的城市街道、剧院、竞技场、神庙和城市供水系统等。这些建设在帝国的西部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省份的城市化水平在被征服之前是相对比较低的（Goodman 1997: 第4部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设施是由贵族投资兴建的，并未累及国家税收，这也是罗马帝国贵族政治得以维系的关键性因素（Veyne 1976）。
与汉帝国相似，罗马帝国也推行了官僚制度和一套供精英信仰、修习的政治哲学。因此，在整个地中海和西欧的各个行省，建有凯旋门、竞技场、供水系统，拥有相似的行政架构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次第兴起。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们不仅被视为本地的公民，而且被视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公民。事实上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帝国中所有的自由人都已经拥有了公民的身份，他们中的一些以前甚至是“蛮族”的首领。一个人若能游历从英国到北非，从西班牙到土耳其的广袤地区，亲眼看见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古罗马遗存，就不难理解为帝国的所有精英构建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需要付出多么浩大的开支。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时期，罗马帝国繁荣富强，君临万方，其境内的不同种族也纷纷服膺于罗马文化。这使人们很容易想到，罗马帝国简直就是雄踞于地中海地区的另一个中国。公元2世纪以前，帝国的政治精英来自整个地中海地区，他们被罗马皇帝派遣到各个行省，以强化帝国的统治（Potter 2004: 第2章）。
但是好景不长，在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执政时期，帝国开始转入守势。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因为沉重的军事压力，整个帝国被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虽然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实现了统一，但是他将帝国的首都迁离罗马，这一举措从长期来看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分裂。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必须要同时统领驻扎在欧洲和亚洲的庞大军队。但是皇帝本人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出现在其中的一个地区，所以他必须指定一个人在他不在时统领军队。这样一来，驻扎在帝国另一部分的优秀军事统帅，就会成为皇权至为可怕的威胁。也正是因为如此，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就渐趋崩溃了（公元410年）。当然，罗马帝国的覆灭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日期，西罗马帝国灭亡于公元480年，而东罗马帝国则又顽强支撑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东罗马帝国的领土缓慢而持续地被奥斯曼帝国蚕食。但是奥斯曼帝国却也无法扩张至多瑙河以北、阿尔卑斯山以西的欧洲地区。
与中国的皇帝一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帝国能够在这样的情势下得以维系，就说明他们至少在某一个阶段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帝国面临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因为缺乏固定的继承制度而引起的政治动荡；二是边境以外的族群给帝国带来的持续威胁。具体地说，罗马皇帝首先是一个军事首领。从凯撒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以军功获取帝位之时，这就形成了一个惯例。这样一来，任何人要想登上皇位，都必须得到军团和禁卫军的支持。罗马帝国的皇帝很少有正常死亡的，大多都死于自己的亲属、野心勃勃的将军和狂暴的士兵之手，还有几个后期的皇帝死于战场。继位之争持续白热化，是因为既没有规定说只能一个有皇帝，也没有任何制度规定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要怎样选择最高统帅。所以在公元69年时，驻守西班牙行省的将军加尔巴（Galba）可以起兵反对皇帝尼禄（Nero）。一般说来，在成功地震慑了前任皇帝或赢得了一些关键性战事之后，篡位者就能够得到元老院的认可（Potter 2004: 第3章）。所以，在暴君尼禄和康莫德斯（Commodus）死后出现的政治动荡，以及更加漫长的“三世纪危机”，都是围绕着谁能继承皇位而展开的争斗。但是尽管有这一致命的缺陷，罗马帝国仍然能在激烈、血腥的争夺中屹立不倒。
罗马帝国面临的第二个威胁是与周边民族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烈度和性质因时代而有差别。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外，盘踞着一些组织有序的政权。公元二世纪以前（奥古斯都大帝之后的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本是无足轻重的，罗马军团在这些地区遭遇的抵抗微乎其微，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边境线划到任何位置。但是到卡拉卡拉统治时期，帕提亚王国已经拥有了一支相当强悍的军队。在公元217年的战役中，这支军队战胜了罗马人。而波斯萨珊王朝的兴起又引发了更多的战争，甚至连瓦勒良（Valerian）皇帝都在公元259年的时候成了波斯人的俘虏（Potter 2004: 254—256）。尽管东部边境的战争像国内的继位之争一样，既耗费时日又劳民伤财，但那仍然是可以应付的威胁。事实上，即使在瓦勒良被俘之后，帝国东部仍然是更有价值且更加安全的地区。
罗马帝国真正的心腹大患来自北方。在从黑海到北海的区域内，居住着一些半游牧的民族，他们的军事力量也在这几个世纪中强大起来。尽管公元9年瓦鲁斯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遭到惨败，但是直到公元259年蛮族入侵意大利之前，罗马帝国仍然能够对周边蛮族保持军事上的优势。直到公元378年，皇帝瓦伦斯（Valens）的军队在哈德良堡战役中被彻底击溃，罗马帝国才真正遭到致命的一击。但即便如此，这个帝国仍然没有崩溃。与中国皇帝一样，罗马皇帝也非常善于笼络周边的蛮族。公元270年以前，皇帝奥勒良和他的继任者为了稳定边境地区，不时地拉拢周边的日耳曼部落。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当时罗马的政治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调整，驻守在不同地区的军团拥护不同的领袖，上层之间的争斗也愈演愈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戴克里先（Diocletian）统治时期，推行了一项尝试性的改革措施——四帝共治。即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每一部分各以一位主皇帝统治，再各以一位副皇帝辅政。这个统治集团的成员可以为帝国各地的军团任命足够的将领，同时也有利于笼络一些心怀异志的人。到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这项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将帝国一分为二的可能性却延续了下来。
与此同时，在帝国的西边，罗马军团成功地征服了广袤的、人烟稀少的地区。只要罗马帝国能够继续保持其军事优势（直到马可·奥勒留时期确实如此），帝国西部的军团就能较为有效地控制局面，皇帝作为军事领袖的能力也就并不那么重要。但是蛮族不间断的西迁却使这种平衡难以维系。事实上，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也很难供养驻扎在这里的庞大军团，这些行省也难以为军团提供足够的兵源。因此，罗马皇帝从日耳曼部落征召雇佣兵，如果他们忠诚地为帝国服务，就将他们永久性地安置在帝国境内。因为罗马帝国的边境上设置了重重屏障，最靠近边境的蛮族部落也长期受到远道迁徙而来的其他部落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势力都不可能置身事外。那些靠近边境的部落就像中国的边境少数民族一样，与罗马帝国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时而并肩作战，时而兵戈相向。公元378年击败了瓦伦斯皇帝的哥特人就是匈奴西迁的受害者。他们于公元376年被获准进入罗马帝国避难，然而由于不堪忍受地方官员的压迫与欺凌，他们最终选择了反抗。从那时起直到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西罗马帝国的颓势已不可逆转。不论是身处君士坦丁的皇帝还是日耳曼蛮族的领袖，都无法再度实现帝国的统一。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罗马帝国的崩溃也是势所必然。人们长久以来都相信，一个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政权是不可能持久的。然而真正令人诧异的是，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也一再失败。尽管其东边的一部分后来演变成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是其西边部分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尽管在近代早期开始出现建立民族国家的浪潮，但是若以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民族国家的疆域实在不值一提。事实上在中世纪的欧洲，拓展领土最有效的方式并不是征服，而是继承或联姻。
为什么欧洲长期处于分裂割据之中呢？公元259年之后的蛮族入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蛮族入侵极大地改变了其所到之地的人口结构和政治制度（Bury 1928:37）。罗马帝国的西边部分人口稀少是历来如此，还是因为瘟疫和战乱？这一直是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蛮族入侵与军事精英征服农业帝国的过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蒙元入主前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相比，蛮族入侵的过程要漫长得多，而且还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变迁。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属于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文化、行为和政治结构上与罗马帝国格格不入（Bury 1928）。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所谓的“蛮族”与罗马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他们对罗马文化的认同程度远远高于人们此前的估计，一些蛮族的首领甚至还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最新的研究也指出，在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的边境上，人们对于身份的定义其实是相当灵活易变的（Geary 2002）。在突破罗马帝国的边防线（或者成功地占据一部分罗马帝国的领土）之后，入侵者们随即面临着重建政治秩序、维持长期统治的新任务。例如，勃艮第人的首领即面临着多重的挑战。首先，他必须保持号令军队的能力。如果没有军队，他的统治权将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第二，他必须妥善地治理那些臣服于他的土著居民。一般说来，土著居民的数量远远大于征服者的数量。所以如果不能成功地在他们中间树立权威，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捉襟见肘。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蛮族领袖通常会将自己装扮成罗马帝国的继承人。然而在公元400年至800年期间，这种正统观念逐渐消减了，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更高的权威可以提供确定无疑的庇护。例如，勃艮第王国就已被法兰克王国吞并。局势的变化不断证明：为了抵御新的征服者和虎视眈眈的邻国，一个统治者只能依靠他势力范围之内的民众。这样一来，那些有助于帝国重建的文化理念和政治实践逐渐崩溃了，而地方认同感和区域共同体却在不断地形成和强化。
罗马帝国在西欧的部分崩溃了，但是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部分却延续了下来。事实上，这个以君士坦丁堡（后来的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帝国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罗马帝国的直系继承者们在几个世纪之中成功地维系着一个幅员广大的政权，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和北非的一些贸易港口。在公元378年后的半个世纪中，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最富有、最强大的继承者（Ostrogorsky 2002），也使得罗马帝国的知识和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然而与同时期的宋朝一样，拜占庭帝国也无法以武力恢复帝国曾经的幅员。经过旷日持久的僵持与战争，君士坦丁大帝的继承人最终被穆斯林统治者所取代。穆斯林不仅占领了罗马帝国东部的所有领土，还夺取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但是除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军事胜利（如占领西班牙和法国的一部分、挺进巴尔干），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土耳其哈里发都无法使罗马帝国破镜重圆。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地区，他们前进的脚步屡屡受阻。因此在公元800年以前，罗马帝国的领土已经被肢解为东边的一个大国和西边若干个动荡不定的小国。
中世纪西欧的历史学家往往对拜占庭帝国抱着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封建制度未曾生根的国度。这显然是一种偷懒取巧的作法，因为它使得罗马帝国最重要的继承者被排斥在欧洲史之外，从而也被摒弃在中欧比较的视野之外（Patlagean 2007）。我们认为，忽视欧洲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带来了两个亟待纠正的负面影响：第一，使得罗马帝国成为了历史的异数。人们反而倾向于认为，政治分裂才是欧洲大陆西部地区的常态。例如伊比利亚半岛，在罗马人从迦太基人手中夺取这一地区之前它就是分裂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因此，如果没有拜占庭的反例，欧洲的政权似乎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而言始终就是分裂割据的。第二，拜占庭帝国的存在提醒我们，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其实一直在这个政权中延续，它并未像亚特兰蒂斯一样永远沉没于大海之中。即使是在西欧，帝国的观念也始终不绝如缕。
人们之所以不能忘却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是因为它唤起了后世处于分裂中的欧洲人对安宁与富强的渴望。然而即使是查理曼大帝（800—814在位）和查理五世（1500—1556在位）的帝国，都未能逃脱支离破碎的命运。查理曼大帝尽管从未试图征服英格兰和北非，而且在征服西班牙的战争中也遭遇种种挫败，但他成功地控制了从法国到德国，从荷兰到意大利的狭长地带。完成征服之后，他又通过教皇加冕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统治。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期提供公共服务、巩固政权。但即便如此，他的帝国仍然未能长久延续。他去世之后，他的三个儿子分割了帝国的领土并自相残杀。最后帝国的东部领土延伸到意大利，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而西边部分则成为法兰西。在此之前，欧洲的所有政权（包括王国、公国、候国、主教辖区等等）都与此帝国没有正式的封建从属关系。
在公元1000年前，欧洲各小国君主从查理曼帝国得到的教训是，无论如何不能使王位传承成为国家分裂的契机。因此，以往的“优胜劣汰”或“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被长子继承制所取代。在一个君主有多个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长子继承制确保了一个国家不会被割裂为几个部分。但是如果一个君主统治着多个国家，他还是可以把每个国家分给不同的继承人。如果当时的君主能将新得的领土与原有的领土合并为同一个国家，欧洲的政治进程也可能会被彻底改写。
但事实上，欧洲君主们所做的却恰恰相反。他们并未致力于整合不同的领土，而是正式地承认各种地方性的惯习。包括不动产形态、主佃关系、继承制度、度量衡、税制、征税办法、贸易保护制度等等。事实上，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不同的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往往是根据其社会地位、职业归属和居住地来划分的。直到17世纪这种做法仍然普遍存在，也就使得政治空间被人为地分割开来。下面我们不妨以西班牙的查理五世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所统辖的领土范围与查理曼大帝不相上下，但是这些领土却被分割为互不相干的二十几块。他是卡斯提尔、阿拉贡、那不勒斯、西西里的国王，也是奥地利的大公、尼德兰的公爵，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尽管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这两个王国由斐迪南一世和其妻子伊萨贝拉一世联合了起来，但这两个国家仍然用着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理，只是两国的王位将由同一个人来继承。即使在阿拉贡狭小的国土之内，不同的地区仍然是各自为政，其中较为重要的地区包括阿拉贡、瓦伦西亚、巴塞罗那县，以及同名的巴塞罗那市。
为什么欧洲的君主愿意接受对自身权利如此严苛的限制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们当然深知，将政治和经济权利赋予某些特定的群体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然而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既有效地消除内乱又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为其治下的民众提供稳定、富足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就像全盛时期的罗马或公元1000年时的中国那样，民众也许愿意把更多的权力让渡给他。但是众所周知，统治者能够向民众承诺的，也无过于丘吉尔所说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事实上，欧洲君主之间激烈的领土之争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而且各国君主们也都乐于加入这场竞赛。这必然使得将财政税收用于地方建设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因此，不同地区的民众都明智地保留了其地方性的特权，以限制君主的军事野心。当然，一个心心念念于领土扩张的君主，基本上不可能取消相邻领地之间的通过税。因为这会使他的收入锐减，更会使他在关键时刻捉襟见肘。从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可见，帝国和割据政权的政治经济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分析。
以前的许多研究都曾提出，中国和欧洲的政权规模塑造了其不同的经济变迁轨迹。但他们的论点是，欧洲诸国的政治竞争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中华帝国的统一则导致了经济的停滞。而我们将要证明的是，政治竞争其实带来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政治竞争和旷日持久的战争的确给欧洲带来了一些优势，但基本上是间接的、出人意料的。而在18世纪以前，帝国体制给中国带来的直接的、水到渠成的正面影响，远远超过政治竞争带给欧洲的间接的、意料之外的收益。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对欧洲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比较，将立足于政权空间规模的差异。我们还会证明，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和制度差异都同等重要。一些曾经被认为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差异，在欧洲和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并不十分清晰；而另一些常常被假定存在的中欧间的差异，事实上也并不像之前的研究所描述的那么绝对。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追溯了中华帝国相对稳固和欧洲长期列国纷争的原因。军事和国内政治变化显然是塑造这两条历史轨迹至关重要的因素。直到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欧洲在全世界还是默默无闻的，而中国也对亚洲大陆的西端甚少措意。然而在应对草原游牧民族方面，中国和欧洲却有着许多共同的经验。在这些纵横欧洲大陆的侵略者中,13世纪的蒙古人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自称具有蒙古血统的帖木儿大帝（1336—1405），是最后一个同时撼动东西方诸国的游牧民族领袖。在他之后，草原游牧民族不再具有彻底征服中国和欧洲的能力。于是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之中，中国和欧洲的政治史就显得越来越疏离，而促使其各自经济发展的因素则既有相似之处，但也渐呈“分流”之势。在接下来的五章中，我们将探讨帖木儿大帝之后中国和欧洲在政治空间上的差异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差异将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和欧洲的经济究竟有哪些共同点，在近代是怎样分道扬镳的，以及为什么时至今日，政治规模的差异仍然能影响欧洲和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