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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其来已久，根基深厚。但是要保持和扩大这个帝国的规模，仍然要面对数不清的障碍与挑战。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地部署庞大的军事力量。因为众所周知，大多数帝国建立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之上。但是要维系一个帝国还必须加入一些更加微妙的考量。以短命的秦朝为例，它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帝国的统一，但是在短短的14年之后就覆灭了。主流的观点认为，秦朝善于征服却不善于治理。它无节制地征发资源和劳动力，终于激起了民众普遍的愤恨（Bodde 1986）。
代秦而兴的汉朝同样通过战争制服了强大的对手，但是它的统治方式与秦朝相比则要温和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国祚延续了四个世纪之久。汉朝政府鼓励民众垦辟荒地，并修建了大批水利工程以确保土地的生产能力。汉政府试图在整个帝国推广的典型农村聚落，是一个拥有百户人口的不设防的村庄，每户耕种少量的土地以维持生活并缴纳赋税。维持一个富足的小农社会，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理想（西嶋定生1986）。
但是仁政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甘愿做汉帝国顺服的子民。公元9年至23年，汉帝国遭遇了以王莽为首的精英阶层的挑战。虽然王莽最终未能长久地执掌政权，并在史书中留下了“乱臣贼子”的骂名，但汉朝的统治却因此而中断了15年之久。后来，刘氏家族虽然重掌皇权，但是汉帝国的权威却再也无法延伸到基层社会。大大小小的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横征暴敛，最终激起了社会冲突并演变成大规模的叛乱。面对来势汹汹的农民战争，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豪强都束手无策，于是汉帝国也难逃崩溃的结局。在此之后，于乱世中崛起的曹操平定了叛乱，击败了互争雄长的割据势力，在三国鼎立的激烈战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但曹氏家族虽然拥有开创一个新朝代的野心，却未能重建一个统一的帝国。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但是曹丕也无法在他父亲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魏国的疆域。于是，中国又陷入了长达3个世纪的分裂与割据（Bielenstein 1986）。
在这个漫长的割据时代，暴力是决定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因素。来自西伯利亚干草原的匈奴人对中原地区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早在汉帝国衰亡以前，匈奴人就已经崛起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在汉帝国强大的攻势之下，他们曾经一度向更加遥远的北方和西方迁徙。但是后来随着双方的攻守易势，汉帝国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看着匈奴蚕食越来越多的北方领土。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通过修建长城保护已经占据的领土，并防止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在公元220年汉帝国最终灭亡之后，这些城墙就再也挡不住匈奴和其他来势汹汹的北方游牧民族。从此以后，这些少数民族以强势的姿态参与到逐鹿中原的竞争之中（Di Cosmo 2002）。
在接下来的三个多世纪中，无论是汉族势力还是少数民族势力，都无法成功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于是，北方陷入旷日持久的分裂割据之中。豪强之家率领其部曲建立起一个个具有防御自卫功能的壁坞寨堡，而北方的其他地区则被更有实力的军阀武人所控制。在南方，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建立起若干独立的政权。但是这些小国家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从内部而言，他们必须收服那些实力雄厚的世家大族；从外部而言，他们既要相互厮杀，又要对抗那些在资源和军事实力上都远胜于他们的北方割据政权。在兵源方面，北方割据政权主要依靠来自草原的少数民族武士，南方割据政权则招抚了大量的土著居民、囚犯和北方流民（Graff 2002）。南方割据政权的统治者还曾试图践行汉帝国的“仁政”思想，但是这种政治理念有助于治理一个已经实现统一的帝国，却难以成功地缔造一个新的帝国。巧合的是，在这一阶段罗马帝国也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充斥着地方割据自保和重建帝国的矛盾诉求。
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中原地区一直未能出现一个统一的帝国。但是在公元400年的时候，纵观整个欧亚大陆，似乎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重建一个统一帝国的可能性都很渺茫。尽管汉族统治者仍然控制着大部分领土，但是在北方地区，大量的汉族民众已经与藏缅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少数民族相融合。由这些民众所组成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元杂糅的面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既深具少数民族尚武、剽悍的作风，又崇尚儒家的帝国秩序，而北方诸国的统治者尤其将游牧民族的军事经验视为圭臬。但是不管南方政权和北方政权有着怎样的隔阂，他们都浸淫于中国传统的帝国理念之中，并将重建帝国视为共同的目标。北方诸国的君主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民族背景，但是他们都将汉朝的历史视为天下秩序的模本，并致力于恢复这个秩序（砺波护 武田幸男 1997: 41—160）。
要恢复一个统一的帝国，必须将帝国理想与强大的军事实力相结合。要知道，并不是一定会出现一个能击败所有竞争对手的军事强人。然而在当时的北方地区，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佼佼者，他就是杨坚。杨坚首先建立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不计其数的征战中逐个击败了北方的割据势力，继而摧毁了南方的割据政权，最终于公元589年建立了隋朝。但是天下可以马上得之，却不可以马上治之。在这一点上，隋朝又重蹈了秦朝的覆辙。隋朝统治者过于苛重地使用民力，不仅修建了连接南方粮食产区和北方统治中心的大运河，还投入了大量军队征战朝鲜半岛（Graff 2002: 第7章）。
公元618年，一个新的家族推翻了隋朝皇室，开创了唐朝近三个世纪之久的基业。唐朝致力于实现帝国的统一与扩展。为此，唐朝统治者仿效和改进了汉朝的政策。在其统治的半数时间里，他们既成功地使帝国的边疆向西方延伸，又明显地改善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直接从农业中吸取财源。唐朝统治者还一方面着力践行儒家伦理，希望整个帝国在精神层面逐渐趋同；另一方面对民众在种族和文化方面的差异采取了现实和包容的态度。唐朝的首都长安成为了一个兼容并包的城市，汉族与操不同语言、穿不同服装、吃不同食物的氐、羌、拓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杂居。交融的文化与血缘关系创造了一种彰显世界帝国气质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氛围之中，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不再由宗族和门第强加给个人，而是变成了一种个人选择。由于没有出现类似欧洲蛮族入侵后的长时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帝国的重建得以实现。在印度和中亚佛教文化的影响之下，艺术空前繁荣。经典的学术传统也在没有中断的情况下得以传续。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启发了施政者去创造一个官僚政权，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唐朝中央政府的一些核心部门（如六部），也为此后的诸多朝代所借鉴（Adshead 2004）。
与此前的朝代一样，唐朝也有着开疆拓土的野心。唐朝统治者将政权的边疆向中亚地区延伸。与汉朝一样，唐朝也通过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绿洲地带扩展了其对西域的控制。这种联系使得发源于远方的各种文化对中国形成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比如李白的诗词和唐三彩等。一个开放和不断拓展的帝国虽然催生了异彩纷呈的文化，但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军事威胁之中。随着疆域的拓展，一些本是为了拱卫帝国而设置的藩镇军队也逐渐失去控制。这些军队中的部分士兵招募自中亚地区，他们的祖先是久已在此杂居融合的各个少数族群。唐廷对这些军队将领的猜忌最终引发了直捣长安的“安禄山叛乱”。因为作为“胡人”的安禄山，始终担心朝廷会限制并削夺他的兵权。
为了平定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禄山叛乱，唐廷必须更加有技巧地与周边的游牧民族结盟。也正是因为如此，唐朝的军队不得不撤出中亚地区并接受帝国日益收缩的现实。公元9世纪末，破产农民和豪强地主的叛乱使得帝国的统治雪上加霜。公元10世纪初，长安城再度沦陷，唐帝国的基业轰然崩塌。长安城的沦陷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时期的到来。自汉至唐接近1000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很难在向外扩张和安定内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Graff 2002: 第10—11章）。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华帝国才会反复地经历崩溃与分裂。然而在每一次崩溃与分裂之后，这个帝国又能够得以重建，因为继之而起的统治者可以全盘地吸取和借鉴前人开创的制度与理念，从而有了更多的转圜余地。
建立于公元960年的宋朝也是如此。其创立者赵匡胤是后周政权的一名武将，他不仅夺取了后周的政权，还相继吞并了在唐帝国旧有疆域上兴起的各个小国。尽管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要小得多。但正是在这个明显收缩的疆域之内，发生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制度变革。很可能是那些在同一时期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变迁（如城市的扩张、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新的金融制度和商人网络等）显著地推动了政治变革的步伐。不管其诱因何在，宋朝的政治变革应该被视为一套新的统治技术，它大大降低了这个国家进行内部治理的成本。尤为突出的是，宋朝建立了一个复杂而精密的官僚系统，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填充于其中。官僚的体制化与专业化使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调配资源和管理基层社会。然而，内政上的成功却因边疆上的失利而大为减色。北方边疆既骁勇善战又主动借鉴中原王朝统治经验的少数民族，再一次成为这个新生帝国头顶的悬剑。在这种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北宋皇室最终只能选择南迁，偏安于南方一隅，与北方诸政权相对峙。尽管宋朝的疆域无法与此前的朝代相提并论，但皇室的南迁却也带来了不幸中的万幸，即加强了这个王朝与南方经济、社会剧变地区的联系（伊原弘 梅村坦 1997）。
置身于公元1200年时的南宋首都杭州，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很容易感受到这个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他会因周边各个城市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而欣喜振奋，也会因北部边界的强敌环伺而忧心忡忡。这些野心勃勃的政权一旦联合起来，必会给南宋朝廷带来灭顶之灾。但是在北方诸政权未结成此种同盟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观察视角能够超越狭隘的王朝兴替模式，我们将看到由军事强大、经济疲弱的北方政权，与经济繁荣、军事孱弱的南方政权共同构成的一个多国体系。也就是说，汉朝和唐朝所缔造的帝国规模并不一定会延续下去。从公元8世纪中期安禄山叛乱，到公元13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大陆地区再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但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不难看出，即使在这样一个多国体系中，也包含着一些相对具有内聚性的地区（Rossabi 1983），使得中国的主体地区无论如何不致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在蒙古征服之后，无论是置身于那个时代的人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太会记得起这个曾经存在的多国体系也许会更加持久。
让我们再次强调，帝国的建立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驱赶、摧毁或联合周边的竞争者。蒙古人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成功地完成了这三个任务，且其建立的帝国并不仅仅包括中国，还包括中亚大部分地区，并向西延伸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人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其幅员如此广阔，以至于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独立地对其实行有效的统治。公元1251年时，这个帝国被分割为四个汗国，分别统治俄罗斯、波斯、蒙古草原和中国。位于中国的汗国显然是四大汗国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一个。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蒙古统一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如果没有蒙古人的到来，北部中国和南部中国（就像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很有可能会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轨道。蒙古人直接消灭了所有潜在的军事竞争者。当这个锐意扩张的帝国最终分崩离析之时，大批蒙古人迫于动荡的局势，从中原地区撤退到蒙古草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王朝代之而起，控制了帝国主要的农耕地区。正因为蒙古人在崛起的过程中消灭了草原上所有的竞争对手，这个新的汉族王朝的北部边疆得以从严重的军事威胁中略微纾解（Twichett与Franke 1994:第6卷, 第4—9章）。
显而易见，在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的历史一直与战争如影随形。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往往根源于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冲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使统一的中国集权国家得以维系和重建的内部力量。这其中就包括汉文化在不同语言、不同行为方式的族群之中的成功传播，也包括官僚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在成熟的中华帝国机体中，蕴含着许多由来已久、潜移默化的传统因素。但即便这样，在公元10世纪以前中华帝国还是几经衰残。
中华帝国的治乱兴衰启发我们将“帝国规模”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都十分热衷于扩张领土。但是他们却很少能够适时地调整本国的政治机制以适应随着领土扩张而来的种种挑战（如国内叛乱、边境威胁等）。我们反反复复地观察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内部治理，也反复地衡量曾经给某些朝代带来统治危机，甚至致使某些朝代走向崩溃的帝国规模。但是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都很善于从前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公元1350年以前（自秦至元）的中国历史，可以被视为中华帝国在统治技术方面一个漫长的学习和调适期。
接踵而起的明朝和清朝，充分地利用了前人所积累的统治经验。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极尽所能地在内部治理和国际秩序构建之间寻求平衡。他们一方面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以便资源和信息能够更加顺畅地流通），一方面也允许各地选择最适合本地区的治理机制（以便因地制宜和减少治理成本）。他们还需要根据民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官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制订一个合适的税率。否则不是引起地方叛乱，就是造成征税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早前各朝代的统治者们往往高估了自己的统治能力，这些失误都成为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隋朝因不知厌足地拓展疆域，而引发了无法平息的内忧外患。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仅持续了不到一百年，乃是因为他们把中国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并在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划出一道制度的鸿沟。他们征服了广大的地区和众多的百姓，但却很难长时期地施以统治和安抚。因此，明清的统治者一方面改善了贸易环境以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也督促地方官府根据儒家的统治理念提供旨在保境安民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