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空间与政治

1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一个辽阔的帝国,100多年前仍是如此。1000多年前的欧洲是四分五裂的,100多年前也仍是如此。这么一对比可能会让人觉得，中国与欧洲在政权规模上的差异是一种由来已久而且不会改变的格局。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者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政治格局的差异作为给定因素，继而探究这一差异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地理决定论”和“文化传承论”来说明，为什么中国能够产生并长久地维持一个大一统政治格局，而欧洲却不能。但是我们并没有采用上述的研究路径。因为我们意识到，中欧之间政治格局的差异其实既不是注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地图上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和欧洲都是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当然，那时候的中国还是稍大一些，但无论如何罗马也称得上与汉朝比肩而立的大帝国。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500年之后两个帝国都分裂了。从公元500年至公元1000年，割据政权在汉帝国的旧疆上林立纷起，而欧洲人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也屡屡受挫。基于这样复杂的历史，本章希望探讨的是：为什么发展到公元1279年（即南宋灭亡的时候），欧洲的政治平衡已定格于分裂，而中国的政治平衡则归于统一。理解这一基本差异，对于分析欧洲大陆两端的政治经济变迁历程至关重要。因此，本章也是后面章节不可或缺的铺垫。

要从政治经济的视角观察中国和欧洲，并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要对中国和欧洲自公元1300年至1850年的历史进行一番全面的回溯。关于政权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我们在此先考虑一个广为人知的解说范式：即大帝国更有可能孕育出一个大的市场，从而促进区域分工和专业化；而割据政权则大多受制于战争和风俗习惯的壁垒，不利于贸易的发展。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们还将更加深入地剖析这一理论。当然，当帝国统治者试图用权力取代市场的时候（比如用税收的方式调拨粮食，以供应如罗马、北京、伊斯坦布尔这样的政治心脏地区），当他们强行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如俄国的农奴制、西班牙在美洲推行的被称为“恩科米安达”[encomiandas]的奴隶制度），以及当他们试图掌控土地市场的时候（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蒂马尔”[Timar]军事采邑制），“斯密型增长”也会面临阻滞。但是干预市场并非帝国的专利，其他类型的政权也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必须把经济制度视为政治结构和“大历史”互动的产物。

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比较欧洲与中国，所以我们并不打算介入关于“帝国”定义的争论。我们所说的“帝国”，就是由一个最高统治者对绵延相续的大片地域实施有效统治的政治体制。这个概念显然既不够普适也不够规范。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欧洲殖民帝国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知道，这些帝国既不拥有紧密相连的疆土，也没有一个足以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而且众所周知，在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之后的罗马帝国，所有的自由人都是公民；而在中华帝国，汉族是占绝对优势的族群。但这并不是帝国的共性，其实大多数的帝国都是处于极少数人的统治之下，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被严格地限制着。我们为“帝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只是因为这个定义囊括了本书将要探讨的欧洲和中国的核心差异。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帝国”既不是一个理想类型，也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只是对某个幅员广阔的政权的方便称谓，使其区别于那些小得多的政权。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以大部分的篇幅探讨政权的空间规模对于其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我们将证明，政权规模的差异对于理解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大分流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不会用太多的笔墨，去描述双方政治结构的细节。相反，我们单是从欧洲和中国政权截然不同的地理幅员入手，分析这种空间差异怎样影响两个地区的统治者，进而促使他们形成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国家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当然，其他帝国的政策与中华帝国少有相似之处，就像非洲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虽然也处于分裂的政治格局中，但也很难复制欧洲的经验一样。所谓的“政治史”其实打满了具体历史时空的烙印。所以，既然我们致力于从政治的角度比较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将所有的分析谨慎地限制在这两个区域之内。

在这一章中，我们希望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距今2000年前，中国和欧洲都曾经成功地孕育过强大的帝国，而在距今500年前，两地的政治格局却稳定在了完全不同的状态——分裂在欧洲变成了常态，而统一却成了中国政治的主旋律。在本章中，我们将以相当大的篇幅追溯中华帝国和欧洲帝国的形成过程，探讨这两个帝国的政治架构，及其面临的各种挑战。此外，我们还将述及公元200年后，导致罗马帝国永久分裂而中华帝国进入不断再造的朝代更替的各种历史过程。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前几个世纪（大约相当于元明时期），中国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格局。从此以后，朝代更替虽然痛苦但都很迅速。在同时期的欧洲，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格局结束了中世纪早期那种极端的分裂与混乱，但也使欧洲再次统一变得遥不可期。

在本书中，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统治者能够长期维持并不断重建统一的帝国秩序，只是简单地取决于汉文化的传播。我们将着力探讨中国皇帝和政府精英怎样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以推行各种稳定政治秩序、增进民众福祉的政策。我们还将论证，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到君士坦丁堡陷落，欧洲的政治精英所殚精竭虑的，就是实现在中华帝国早已成就的辉煌。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失败了。因为欧洲存在着经久不息的政治纷争，所以任何一个只关注国内秩序、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的统治者都注定会被淘汰。欧洲的君主们最关心的，乃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去应付战争。在为了战争而增税的过程中，君主通过各种各样的特许状向许多地方团体让步。而正是这些机制，长久地阻碍了欧洲的统一进程。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人们可以将中华帝国的长久存续归因于某种特别强韧的文化传统，甚至是先天禀赋。用同样的思路，也可以解释欧洲长久的分裂。但是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在纷繁复杂的史实面前则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曾有许多帝国在迥然不同的背景下崛起，而分裂也并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在经济学家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家看来，一个政权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平衡：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程度的异质性（异质性程度越大，政权规模应该越小），以及能够提供所需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效益越大，政权应该越大）。因此，许多当代学者从服务的层面研究国家公共政策，涉及的领域包括教育、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等（Alesina与Spolaore 2003）。而如果转向历史的视角，我们还必须关注军事的层面。罗马帝国的崩溃，其实就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长期穷兵黩武，供养着一个过大的军事体系；二是周边民族大量进入帝国统治之中，增加了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的异质性。而在中国，长城有效地抵御着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汉族又是在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的种族，所以使得中国更加容易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政权。但是这种简单化的对比，无疑还需要更加缜密的分析与论证。在罗马帝国，也有类似于长城的军事防御设施。但是古罗马长城最终未能阻挡蛮族的入侵。它作为一项军事革新的意义，与那些帮助日尔曼部落战胜罗马军团的军事技术，以及消灭西欧小领主的炮兵攻城技术大致不相上下。欧洲多样性的文化认同与中国汉文化占主体地位这一差异，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是什么样的社会过程使得中国人放弃了许多地方性的身份认同，而凝聚在一个“大汉族”的共同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