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为什么在1400年至1980年期间衰颓低迷的中国，却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重振声威？为什么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战乱纷起、经济残破的欧洲，却成为近代经济的诞生之地？这是今天的经济史研究所面临的首要两个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是一种学术的探索，更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今天世界的变化？

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的基础是起源于欧洲的一整套技术变革。这些新的技术既是资本密集型的，也是能源密集型的。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今天我们理想中的“技术革新”，目标不再仅限于推动经济增长，还必须包括扼制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然而，现实中的人们还是无法彻底摆脱300年前欧洲的发展模式，我们仍然期待着用源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去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政治上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也部分地肇始于1700年以来的技术变革。与在技术上的共识不同，人们对于“一个政权究竟要将其空间扩展到何种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便利于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流动”这个问题的理解，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且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占据世界舞台的国家已不再是小国寡民的“欧洲型国家”（人口数百万，幅员几万平方公里），而是像中国这样幅员数百万平方公里，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

随着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国在世界经济中崭露头角，随着拉丁美洲、东亚、欧洲、北美等地区相继拓展自由贸易，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地理规模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从东帝汶到斯洛文尼亚的分裂运动也显示出，一个国家的规模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需求。而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更让我们看到，一国之内和平的政治竞争与内战和国际冲突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当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就绝不能忽视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全新的、与过去毫无瓜葛的。那些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之间的互动，还清晰可辨地摆在我们眼前。本书即试图从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视角，去解析这个世界的变动历程。

在我们看来，对于中国经济史和欧洲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最能够展现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密的关联。因为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变革的起始阶段）发生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所以无数的专家和学者常谬于一种简单化的推论。他们的论证常基于一个已知的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继而建构一个这种差异如何导致欧洲富强、中国贫弱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在此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解释既浅薄又不能与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兼容。要知道，中国不仅曾经繁荣富裕，而且正在崛起为这个世界上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体。所以，要真正理解中国和欧洲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就不仅要解释近代欧洲的成功，还要解释中国经济曾经的繁荣和当前的崛起。

本书试图为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我们认为，在此问题上许多传统的观点或者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或者可以归结为国家规模的差异。尽管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都曾交替地出现，但是中国始终沿袭着帝国的模式，而欧洲却经历了更多的分裂。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欧洲陷于贫穷，但这些冲突与竞争却在无意之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相反，中国在长期的和平和统一中孕育了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直到1750年之后，资本密集型的机器生产才显露出一些优势。在此之前，清代朝廷的经济发展理念乃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共识，即重农、薄赋、不干预国内贸易。

本书还希望能够实现方法论的创新。因为本书的两位作者此前分别致力于中国史研究和欧洲史研究，所以我们能够识别具有可比性的历史过程，并进行细致严谨的比较。我们会尽可能地提出可以被检验的命题或观点，以便后来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证实、证伪或质疑。我们首先对一些解释“欧洲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回顾和评论。我们否定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因为它们不能解释一些已知的事实。我们肯定和采用了另一些观点，并将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解释框架之内，与价格理论、政治经济理论配合使用。我们深信，与传统的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加透彻地讨论“欧洲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并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而我们的合作也说明，经济学理论与对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史研究。

对于本书，我们有三点希望：第一，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政治经济”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史的进程；第二，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清晰地阐释，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对于理解当下的世界和其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第三，希望通过对中国和欧洲经济史的“政治经济”分析，展现人们意力和行动的差异，以及这些行为意料之外的后果。充分理解了这些差异，我们才能更加审慎地规划未来，并对明天的成功持更加谨慎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