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2014年11月，我意外地收到王国斌先生的一封信，询问我是否可以翻译他和Jane-Laurent Rosenthal教授合作的新书。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很好奇为什么王国斌先生选择我来做这本书的译者，因为虽然在接受历史专业教育和走上大学讲台的十几年里，我都在反复地看他的书，讲他的书，但是我们以前的确是素未谋面；另一方面，我真的很担心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因为我一直都是王国斌先生忠实的读者，所以我特别清楚他的作品究竟有多难。而且这本书还是与一位经济学家合作，而我几乎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但是接下来，一种对未知的好奇和对学术前辈的“非理性信任”终于占据了上风，于是我就在忐忑之中成为了本书的译者。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我与本书的缘分吧。

在翻译工作正式开始后，我才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揽下了一个怎样的苦活儿。不说别的，光是疏通文字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两位作者都喜欢用语法结构复杂的长句子，而且学术的语言又不会那么平实，所以常常是翻译一段原文就需要用半个上午的时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我没有看过的参考文献和不了解的社会科学理论。虽然做不到逐一通读，但是文献检索和大致的阅读还是必须要做的。就这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第一稿终于完成了。接下来又是漫长的审校和修改，因为本书的作者、译者、审校者大概都有点“完美主义强迫症”，所以大到全书的基本概念、写作框架，小到一个词、一个公式，都需要通过邮件或面对面讨论的方式反复斟酌、调整。这样一来，迟至今天这本书才能与读者们见面。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来得及修正的错误和疏漏，但是为了把她打磨得精致、耐看一些，我们的确付出了最大程度的努力。

不久之前，本书的责任编辑陆扬小姐嘱我写一篇“导读”。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坦白地说，虽然我翻译了整本书，但是对于书中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是一知半解。如果冒失写来，必定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是作为本书的译者，大概也是中文学界与这本书“对峙”时间最长的人，还是有些心得想与读者分享：

首先，这绝不是一本可以轻松愉快地阅读的书。在下决心阅读她之前，请您一定做好与她“死磕”的思想准备。在阅读的过程中您会接二连三地遇到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独特的思维路径。所以可能您读完了一遍之后，会觉得好像有思维上触动，但是又记不得作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没关系，这是正常现象，再多读上几遍再加上大脑的高速运转，您就能逐渐跟得上作者的思维节奏，好多问题也愈发清晰了。当然，在阅读的过程中您可能会觉得累，所以读书之前记得睡个好觉噢！

第二，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中文译名是“大分流之外”。想必许多读者都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概念——大分流。十五年前，这个概念与彭慕兰先生的经典著作一起，强势冲击了中文学术界，与其相关的研究和讨论至今仍牵动着大家的目光。显然，本书的核心关怀也在于“大分流”，但是作者在书名中却用了before和beyond两个限定词。为了使题目简洁上口，我们最终选择了“大分流之外”这个中文译名，用“之外”笼统地概括了before和beyond的意思。这是翻译中常见的尴尬，但是应该提醒读者的是，因为有了这两个限定词，本书在时空选择、论述切入点和结论方面，都与《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截然不同。所以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就好像是美国汉学界的“最强大脑”隔着十几年时空的一场激辩，是不是超值得期待呢？

第三，本书的一个基础概念。在本书“序言”部分的最后一段，作者写道：“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史的进程”，这可以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但是作者在书中并未解释何为“政治经济”。我们都觉得在中文版面世的时候，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因为毕竟在中文语境中，“政治经济学”有着特定的学术内涵。所以在这里，就将两位作者对“政治经济”的详细解释原文照录如下，以期有助于读者：

在论述制度的演进时，我们的关注点一头在政治，一头在经济。我们从经济学中借用了几个有益的思路：第一，组织和市场都是不断变化的；第二，统治者和企业都受到财政预算的制约，并依据信息和某些倾向性来配置资源。从政治学上，我们也借鉴了一些同样重要的思路：第一，统治者往往有许多复杂的目标，经济只是其中之一；第二，制度选择既要调动财富又要动用权力，往往是这二者的一个微妙的结合。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时要考虑到政治决策对市场和企业的影响，有时要考虑到经济对政治的制约。但是从本质上说，我们所定义的“政治经济”对“政治”与“经济”有着同等的关注，注重揭示其复杂的缠结与互动。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都有所不同，这两种研究取向总的来说是以技术和物质财富来解释一切的变化。

第四，我个人认为，这本书不仅适合独自研读，更适合作为读书会、讨论会的素材。因为她涵盖了中欧经济史中相当多的时段和问题，还较多地运用了社会科学方法。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术兴趣的读者，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关注的那一部分。所以将这本书作为凝聚智慧大脑的一个纽带，或许是她的一种相当有益的打开方式。

关于这本书就谈这么多吧，最后要真诚地说出我的感谢。首先感谢王国斌先生的信任，也感谢两位作者高度的责任心。本书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重要概念、每一个数学公式都经过了他们一丝不苟的审阅。为了保证译稿的质量，王国斌两次来到中国与我面对面地讨论。不管是讨论的具体内容还是他为人为学的热诚，都令我受教良多。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萌博士，她逐字逐句的精准审校改正了我太多的错误，挽救了我经济学知识不足给译稿带来的严重缺憾。感谢李伯重老师、王剑老师、仲伟民老师、龙登高老师，是他们给了我赖以完成这项工作的知识储备，并不知不觉地与这项工作结缘。感谢我的先生张宏伟，他帮助数学知识几乎为零的我检查、编辑本书中的表格、公式,Rosenthal教授根据他的建议，修改了栏6.1、6.2、6.3之中的部分数学公式。感谢我的女儿若霖，在我接下这项工作的时候她即将出生，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活力四射的3岁小朋友了。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是她一直陪伴着我，令我在枯燥、烧脑的工作之余享受生活的灵动和瑰丽。我也希望把这本书作为送给她的礼物，她的妈妈虽然做事慢得像乌龟一样，可是从未放弃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努力！

周琳
2018年8月1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