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伯重

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加州学派”，他们的新见解集中体现在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因此“大分流”理论也就成为“加州学派”提出的新见的代表。这些新见提出后，迅速引起国际学坛的注意，在赞同和反对这些看法的学者之间出现了热烈的争论。这个持续至今的大争论，从开始时主要针对中国和西欧的比较经济史的讨论，演变为题材广泛、涉及全球的跨地区、跨时代、跨学科的国际大论争，在国际学术发展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2010年，在关于大分流的论争开展十周年之际，著名经济史学家欧布莱恩（Patrick O'Brien）发表专文Ten Years of Deba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ercantilism and Industrialization,对十年的论争进行了一个总结，并对以“大分流”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进行了评价。到今天，又是八年过去了，又是应当进行总结的时候了。那么，在经历了多年的争论之后，“加州学派”的学者们近来在“大分流”的研究方面有什么进展呢？这是诸多学者都关心的问题。

事实上，自“大分流”理论提出后，“加州学派”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新的探讨。对于在争论中受到的质疑与批评，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借以改进自己的研究。2015年8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澎湃新闻专访了前来参会的彭慕兰。彭慕兰坦承先前研究的局限性，并表示正在完善“大分流”理论，作为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王国斌和罗森塔尔的这本书，就是“加州学派”学者进行的努力所获得的新成果之一。

本书在一些重要方面，对于先前的“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例如，如本书书名《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所示，本书在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方面，都大大超出了彭慕兰的《大分流》。《大分流》强调进行比较研究要重视比较的单位，因此把英格兰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比较对象；本书也重视比较的单位，但把欧洲和中国作为比较对象，英格兰只作为这个比较的一个特例。其次，《大分流》一书以及先前的“大分流”讨论所涉及的时间范围，都是近代早期（1600-1900），而本书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大分流要早得多，不是公元1600年，而是公元1000年。

通过对以往“大分流”理论的修正，本书为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本书作者指出，欧洲和亚洲在1000-1500年间的一个重大差别，是欧洲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国家，而亚洲则只存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在本地区都无与伦比。这种状况，对于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演变都具有巨大的作用。尽管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都曾交替地出现，但是中国始终沿袭着统一帝国的模式，而欧洲却经历了更多的分裂。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欧洲陷于贫穷，但这些冲突与竞争却在无意之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相反，中国在长期的和平和统一中孕育了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欧洲直到 1750 年之后，资本密集型的机器生产才显露出一些优势。在此之前，清代朝廷的经济发展理念乃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共识，即重农、薄赋、不干预国内贸易。因此，在以往的中西比较史方面，许多传统的观点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

本书在方法论上也有创新。本书作者提出了若干可以被检验的命题或观点，以便后来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证实、证伪或质疑。他们对以往解释“欧洲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否定了一些观点，肯定了另一些观点，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解释框架之内，与价格理论、政治经济理论配合使用，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与传统的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加透彻地讨论“欧洲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并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这充分表明：经济学理论与对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史研究。

此外，本书在研究力量的组织上也别具一格。先前“加州学派”学者之间，虽然也相互通气，彼此交流，但进行研究时基本上是“单兵作战”。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中国史研究和欧洲史研究的专家，同时又都受过良好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训练，所以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眼光，以共同的视野和问题意识来进行研究，识别具有可比性的历史过程，并进行细致严谨的比较。这一点，受到所有书评者的高度赞扬。在今天，进行历史研究已经不能只靠个人的努力了，特别是进行像本书这样的全球史研究，只靠一个学者的努力是很难胜任的。在如何合作进行研究方面，本书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本书的这些新贡献，受到了社会经济史学界重量级学者如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濮德培（Peter Perdue）、李中清（James Lee）、李丹（Daniel Little）等人的肯定。德·弗里斯是专治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的学者，对先前的“大分流”理论持有不同看法；濮德培和李中清是专治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也是“加州学派”的重要人物；李丹则是研究经济哲学的专家。这些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学者对本书的肯定，也表明本书的确是很好地修正了先前“大分流”理论的一些不足之处，使之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那么，本书对先前“大分流”理论的修正，是否“推翻”了“加州学派”的基本认识框架了呢？答案是没有。彭慕兰对“加州学派”的特点做了如下总结：

第一，“不能拒绝比较”。他指出：我们无法做到不去比较，所谓的“逃避比较”，其实是在做隐性比较。但比较最好是正大光明的。历史思维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暗示着一个隐藏着的欧洲，哪怕我们没有讨论，也会有意无意地将其进行比较。但要知道，这个欧洲是想象的、理想化的欧洲，而不是真实的欧洲。所以我们共同考虑的是，如果不能逃避，为何不直接进行比较？至少这样我们能尝试超越那种想象性的欧洲，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进行对比。

第二，尝试进行“互反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以铲除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比较方法。他说：当我们比较A和B时，我们不采取以往那种认为A是标准，而B如何与A偏离的方法。相反地，我们将A和B作为同时带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出现。换言之，我们既可以讨论中国相对于工业化而言更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也可以反向描述成是欧洲相对于进程缓慢的工业化更为惊人的城市化进程。这两者，没有一个是完全普适，也没有一个是绝对特例。

第三，工业化与前工业化的世界之间有一个极大的断裂。前工业化的世界发生的事件是和工业化的出现密切相关的，但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假设一个地方在前工业化时代出现一些与工业化相关的现象，这个地区就能自发地出现工业化。

本书并未抛弃这些共识，而是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使得这些共识得以更加坚实可靠。本书作者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政治经济”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史的进程；第二，希望本书能够清晰地阐释，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对于理解当下的世界和其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第三，希望通过对中国和欧洲经济史的“政治经济”分析，展现人们意力和行动的差异，以及这些行为意料之外的后果。充分理解了这些差异，才能更加审慎地规划未来，并对明天的成功持更加谨慎的期待。读了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这些希望，是从“加州学派”的初衷出发，而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

我想由此发表一点感触。众所周知，法国的年鉴学派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历史学派之一，它发动的史学变革被称为“法国史学革命”，对世界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即如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言：“他们（年鉴学派学者）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然而，年鉴学派本身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1978年，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正式提出“新史学”这一名称，并主编了《新史学》百科词典，来阐明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联系与区别。这个“新史学”运动使得原先主要以西欧大陆为基地的年鉴学派，与英美史学的主流学派相互接近和交融，从而导致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坛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国际化。如果说“年鉴学派”自1929年诞生到1960年代还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派的话，那么随着“年鉴学派”范型在法国史学界日益被接受并成为主流之后，它本身就逐渐丧失其学派性质，而成为一种不断更新、拓宽的史学范型或史学研究新趋势。勒高夫明确地声明：“并不存在一个学派性很强的年鉴学派”，“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加州学派”也正在走这样的道路。不同的是，“年鉴学派”用了半个世纪，经三代学者的努力才把一个学派变为一个“运动”，而“加州学派”则在二十年的时间内，第一代学者就已开始了这个转变，这充分表现了这个学派旺盛的生命力。

此外，本书中文版的翻译也要一提。译者周琳副教授是我当年的学生，对于新知识的不懈追求是她的一个不变的特征。她读了此书后，自觉收获良多，不敢自专，希望和广大中国学人分享，因此在繁重的工作和家务的双重压力下，尽力挤榨出时间，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她的翻译忠实地转达了本书两位作者的思想，同时文字清新流畅，使得中文读者将更好地受惠于本书。

最后，作为“加州学派”的一员和国斌多年的朋友，我为国斌和罗森塔尔取得的新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热烈祝贺本书中文版的面世！

2018年7月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