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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马尔萨斯对于农业经济的研究贡献良多，他的理论重在揭示英国和其他地区人口与生活水平的协同变化（Malthus[1806]1992）。马尔萨斯的理论揭示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长期互动，但是他的研究存在几个缺陷：一是对英国以外的地区缺乏坚实的证据；二是存在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认为凡是英国的就是好的；三是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谬误。事实上，他将社会结构与经济绩效的短期互动（例如英国核心家庭与早期工业化）夸大为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即核心家庭对于任何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必须的）。由于他的结论极具吸引力，所以较少有人对其中的比较模型提出质疑。以至于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他的研究对今天的比较经济学研究仍然影响至深。
马尔萨斯的学说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既简单又讲述着到处都在发生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个抽象地看来无懈可击的理论，在用于解析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时，却常常显得站不住脚。他提出了四条铁律:1. 自然资源是稀缺且增长缓慢的，所以从长远来看，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伴随着人均收入的递减;2. 在许多社会中，妇女普遍早婚多育。人口通常会通过“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而被限制在资源能够承受的范围。这种“积极抑制”包括贫穷、高死亡率等;3. 一部分人将生育率控制在自然生育率以下，因此也相对富裕。这种“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要求相当一部分妇女晚婚甚至不婚。4. 在一个理想状态的社会中，只有能够自谋生计的人才可以结婚。也就是说，婚姻的基础是人们至少能够凭借自己或父辈的资本积累，维持一个农场或商铺。在工资水平比较高的时期，资本积累的速度也比较快，大部分人就能较早结婚，生育率也随之升高；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人们不得不推迟结婚年龄，致使许多人少子或不婚。
这套理论浅显精炼，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科学知识架构的基础（对上述理论的简要概括请参见Wrigley 1988）。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扩充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从供给和需求的双重角度断言，只有高收入的社会才更有可能经历工业革命。从供给的角度来说，一个高收入的社会才会将资源投入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与此同时，这较高的一部分收入应该更多地消费于工业制成品上，而不是仅用于购买食物。我们并不想对这一理论吹毛求疵，但我们质疑的是，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于比较经济研究？在欧洲，马尔萨斯去世后很长时间，英国历史学家仍在极力宣扬英国家庭较之法国家庭的种种优势。当然，这样做也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学者还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抨击对象。在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R.Schofield）关于英国人口的经典著作（1981）中，两位作者坚称：只有英国才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生育，而其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在此方面则表现得比较消极。而后来的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他们的结论。戴维·威尔（David Weir）的研究显示：在18世纪早期，法国家庭对于环境变化更为敏感。在一次遍及全欧洲的谷物涨价风潮中，法国家庭与英国家庭相比结婚率和生育率降幅更大，而死亡率则攀升更快（Weir 1984）。英国真正独特的人口现象，乃是从17世纪中期以来的快速增长。在整个18世纪，只有一个欧洲国家实行了所谓“有利于工业革命”的人口控制，那就是法国。但是该国人口结构的缓慢变化，非但没有使其摇身一变成为“世界工厂”，反而拖累了其经济转型的步伐。
尽管如此，在哈伊纳尔（J.Hajnal）开创性的研究（1965）之后，仍然有一部分社会经济史学家热衷于用马尔萨斯的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他们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表现时，主要是看其与马尔萨斯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有多大的异同，而这种理想社会的现实模型则是近代早期的英国（例如de Moor与van Zanden 2008）。但目前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欧洲各地的长期经济发展，其实是在一些截然不同的人口背景下发生的（Kertzer与Barbagli 2001—2002）。
尽管欧洲家庭各不相同，但相对而言其种类还是有限的，所以人们希望在更大的范围内检验马尔萨斯的理论。事实上，马尔萨斯（以及比他更早的亚当·斯密）曾经思考过欧洲和亚洲的人口差异（Malthus[1806]（1992）:41,183—184）。在马尔萨斯之后，也不断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些思考大多基于一个未经验证的诱导性前提，即人口是亚洲经济发展失败的根源。由于早期深入亚洲腹地的欧洲人常常看到人口异常稠密的景象，所以就直接地导致了欧洲研究者形成这样的预设。当马可·波罗带着关于中国的各种瑰丽传说返回欧洲时，稠密的人口尚被视为繁荣、富庶的象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看法开始转变。到公元18世纪时，欧洲旅行者开始越来越多地渲染亚洲庞大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于是，人口与贫穷之间的因果关系便深深地烙印在社会科学家的脑海中。中国的人口（也是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最为庞大的人口）常常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桎梏（A. Smith[1776]1976: 80—81）。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年代初、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曾经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都被视为中国落入“马尔萨斯陷阱”的铁证。研究者们坚信，中国的经济已经不能够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一观点，并实施了每个家庭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之后，批评者又开始诟病当今中国严重的性别失衡。然而不管这些批评者的论调如何不同，其主旨却是一致的，即出于文化的原因，中国的家庭不愿意节制生育，不管这一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然而近期的一些研究，却迫使我们改变对于中国历史人口的先入之见。雷伟立（Lavely）和王国斌（Wong）的研究（1998）指出：在公元1400年至190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的增长速度总体上慢于欧洲。如表2.1所示，将1400年至1700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可以得出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和欧洲的平均人口增长率都保持在每年0.23%，且都在1400年至1700年之间翻了一倍。既然在中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仍被认为十分繁荣（而且在此之后的三百年间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变化如此相似），那也就很难说是人口的原因导致了中国的经济衰退。同理，缓慢的人口增长也不足以解释欧洲（或某个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当时欧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大多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这篇文章不仅仅限于质疑马尔萨斯所提出的“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更揭示出一部分中国人是怎样利用“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来调节生育。在欧洲，马尔萨斯式的“预防性抑制”的形式包括妇女晚婚或不婚。而中国妇女则普遍早婚，而且很少有终身不婚的情况。然而中国人也有控制人口的独特方式，即杀婴。此外与欧洲家庭相比，中国部分家庭的子女年龄差距更大，妇女结束生育的时间更早（Lee与Campbell 1997; Lee与Feng 2001; Tsuya等2010）。与欧洲相似的是，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实际出生率要远远低于生理上可能的人口出生率（Lavely与Wong 1998）。尽管目前较为可信的历史人口数据大多局限于中国东南部地区，但这些数据至少提醒我们，必须更正中国家庭无节制盲目生育的偏见。
表2.1 1400—1950年间欧洲与中国人口与年增长率对比
资料来源:Lavely与Wong （1998:719）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毗邻上海的江南地区成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制造业中心，构建起最密集的市场与商人网络，孕育了最成熟的消费模式。除了经济变革之外，这个地区的人口在历次战乱中折损也相当严重。按照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理论，这个地区的人口应该经历快速的增长，因为她既经历了经济上的革新，又因为天灾人祸使原有的人口大量折损。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告诉我们，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比周边的许多地区都低。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那一场几乎颠覆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江南人口的增长速度却相当缓慢（李伯重 2003; Bernhardt 1992）。这个现象乍看起来似乎说明，江南的资源已经到达了捉襟见肘的极限。但实际情况是，无论在太平天国战前还是战后，江南地区都保持着很高的生活水平。这就说明，人口增长缓慢并不是极端贫困和马尔萨斯式“积极抑制”的结果，而更有可能是“道德抑制”在发挥着作用。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人口数据还十分有限，无法确知这种和缓的人口增长，究竟是更多地基于家庭的人口控制策略，还是更多地基于向外地的移民。
在比较经济史中，饥荒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因为即使在统计数据非常粗疏、匮乏的地区，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数量的记载都是非常丰富的。在前工业化社会中，饥荒通常被视为马尔萨斯式“积极抑制”的首要指标（参见Fogel 2004）。时至今日，人们大多不会怀疑：江南作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完全可以保证其居民生活在温饱线以上，单纯的人口问题并不能妨碍这一地区的资本积累。但是19世纪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却实实在在地遭受着自然灾害和饥荒的打击，许多地区因农作物歉收和食物匮乏，出现了大范围的饥馑和死亡（李伯重 2003）。然而这种人间惨剧并不能说明当地的农业经济已经不堪人口的重负，落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在极端的危机状况下，资源的分配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还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和政治。饥荒往往发生在穷人无权获得食物的社会。即使食物并不是特别短缺，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也常常无以果腹（Sen 1981; Drèze与Sen 1989; Fogel 2004）。由此可见，马尔萨斯对于经济发展极限的人口论解释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西北欧之外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社会危机也是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问题。政治和其他一些看似与人口不相干的因素，常常会引发生产和分配的失衡，致使人口死亡率激增。1959—1961年中国灾难性的大饥荒，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证（杨涛2008）。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1600—1800年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在“马尔萨斯魔咒”下呻吟的社会。与欧洲家庭一样，许多中国家庭也在有意识地控制着人口。虽然中国家庭控制人口的方式与其他地区不同，但却并不是低效或无效的。此外，除了政治环境扰攘动荡的1850—1978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似乎并未随着收入的变化亦步亦趋。尽管印尼火山爆发引发的气候变化、列强入侵，以及大规模的内战均会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但是这些突发事件却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国的人口机制。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饥荒与人口折损应更多地归罪于社会危机，而不是真正的资源危机。在清朝统治的前150年中，很少发生严重的食物短缺，更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饥荒（Will and Wong 1991）。
我们对于中国和欧洲人口机制的探讨暗示了一个事实，即在中国内部和欧洲内部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人口机制。欧洲内部的差异引导学者们强调，主动进行生育控制的核心家庭在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因为核心家庭居多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经济变迁的前沿地带，也是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地区。所以基于核心家庭的理论，不仅被用于欧洲内部的相互比较，也成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的准绳。以往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家庭几乎都是不善于生育控制的扩大家庭。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扩大家庭并不是中国家庭的唯一形式。它在中国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更加普遍，而在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则相对较少。如果武断地认为核心家庭的经济效率一定优于扩大家庭，那无异于使中国和欧洲截然对立起来。而刻意地夸大人口结构与经济绩效的关联，也最终助长了欧洲优越于中国的偏见。如果说核心家庭真的有助于经济增长，那么在中国，家庭规模较小的地区应该比家庭规模较大的地区更加繁荣、富裕。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北部地区的经济表现优于南部地区（Allen等2007）。我们认为，就像1600年前的欧洲一样，中国家庭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难一概而论的。
尽管我们不能仅凭家庭结构的差异，就把世界截然划分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两部分，但是家庭结构与人口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前工业化时代，大部分经济单位都是小规模的，所以家庭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甚为密切。在下一节我们还将探讨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将再次发现，现有的结论也是建立在一系列欧洲优于中国的假设之上的。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抛弃欧洲和中国大部分人都挣扎在温饱线上这个假设，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关注收入的问题，有必要探讨资源是怎样在人口、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