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家角镇在当今中国是被称作“小城镇”的城市性聚落，即所谓的“町”（日本行政区划之一）之一。 上海市共辖12个区县，53%的人口集中于市区，朱家角镇就位于该市西侧远郊。

从其河口附近浏河注入处，长江南岸向东南方延伸，达到与黄浦江的交汇点后，继续伸向东南方向，最终到达东海。沿着东海的海岸线向南伸展至杭州湾后，以此为界几乎呈直角西拐，顺着海岸一直向西延展。勾画出长江南岸与海岸线的是具有鹰钩鼻般特征的曲线。为此曲线所环绕，铺展着现今上海直辖市所在的平原 。

上海市域向西最突出的部分是淀山湖等湖沼集中地区，海拔很低，被称为淀泖低地。东距上海市中心约40公里的青浦县政府所在地——青浦镇亦位于此低地。青浦镇在行政制度上被定位为县城。朱家角就在此青浦镇西方六公里处。青浦县在制度上称为县属镇的城市性聚落还有三个，即朱家角镇、金泽镇、练塘镇，都位于县西部（参照地图1） 。另外，县属镇亦称建制镇。

至1990年12月，朱家角镇行政上仅由面积1.25平方公里的市街部分构成，朱家角镇政府加以管理。朱家角乡环绕之。该乡面积49.19平方公里，由20个行政村组成，受朱家角乡政府领导 。1991年1月朱家角镇与朱家角乡合并，新的朱家角镇诞生。 自此，朱家角镇在行政上与日本的町、村相同，成为包括城市性聚落与农村的区域。本章考察的对象，并非此新诞生的朱家角全域，而是至1990年为止行政上称为朱家角镇的这一1.25平方公里地区的历史，是该镇作为城市性聚落的发展脚印。因为本稿的目的在于，从其历史中探讨现代中国农村的城市性集落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直接面对的课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机械地排除、舍弃城市性集落与农村的所有关联。毋宁说恰恰相反，没有这种关联，城市性集落本身的历史就不可能成立。

首先，主要根据1989年11月2日调查时朱家角镇镇长周善明先生的介绍，说明一下朱家角镇的概况。

从上海市区流经青浦县政府所在地青浦镇、沿着通向江苏省吴江县方向道路北侧静静流淌的漕港河横贯该镇东西。水量丰沛的漕港河是流贯青浦县东西的淀浦河的一部分。镇的东端为横跨此漕港河的南港大桥，西端相同为铁秀桥，南端为上述道路，北端是大淀湖。隶属于朱家角乡的农村环抱该镇。镇呈扇状东西展开，镇内河道纵横，桥梁四通，沿河所建的住宅，有的带有一种被称为“河桥”的石梯状设施，面河而筑，供船停泊系留。周善明先生将这种传统性住宅的氛围，评价为“娴静优雅，极有情趣”，认为该镇“是江南著名的水乡古镇”。

1988年末朱家角镇定居户数5223户，人口13304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10643.2人。顺带说一下，朱家角乡有户数7052户，人口24544人，人口密度498.9人。 镇在行政上分为东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大新街、漕河街、东湖街、西湖街、东市街、胜利街、新风新村、西湖一村、西湖二村12个街道，各自设有街道居民委员会，共12个。

1979年以来，该镇在努力保护“水乡古镇”特色的同时，对东市、新风、胜利、漕河、东湖、西湖六区的住宅进行了改造，新建了68栋称为“新邨大楼”的耐火建筑，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

12个街道中，北大街、大新街、漕河街形成商业中心地带。周善明先生介绍说：“本镇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因此这里的农贸市场——自由市场是上海地区七大市场之一，成为两省一市农产品、农家副业产品、水产品的集散地。朱家角镇产的米‘青角薄稻’、菜种‘角里油菜’远近闻名。”又据周善明先生说，朱家角镇“从事制造工业的企业有29家，其中上海市经营者6家，青浦县经营者10家，朱家角镇经营者10家，学校经营者3家。业种涉及化学、仪表、铜管、冶金、塑料、丝绸、服装、家具、照明、造纸、酿造等行业”。

在当今中国行政制度中，分布于各县县城四周农村的一些城市性集落，有的在制度上就叫“某某镇”这种正式名称。这就是刚才述及的县属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制度上并不称作“镇”的。以地图1为例，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均属此类。现在将这种城市性集落都叫做传统城镇。如果以我们这几年的江南三角洲景观调查为根据的话，朱家角镇可以说是这种三角洲地带城镇中的典型代表。以下我们就探寻一下朱家角镇从形成到现代的历史。

《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序章指出，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刘石吉先生），有关江南三角洲城镇的历史研究日新月异，在以明清时代为对象的研究方面成果优异，认为江南三角洲城镇具有作为商品生产、流通发展历史的性质。 另一方面，近年来在中国一种亦可称作现代乡土史研究的地方志出版繁荣。本稿经常引用的1990年4月出版的新《青浦县志》也是这类成果之一。朱家角镇也完成了以旧镇范围为对象的镇志编写，有关过去的乡，则在1989年完成了乡志的试行本。 这些镇志、乡志还未公开发行，通过相关人员，仅获知其大致条项。这种新地方志积极吸收了中国方志的传统，具有记录集成的性质，囊括了所属地区的各个领域。

本稿在吸取这类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刘石吉先生）历史研究中未必得到充分研究的单个城镇为直接对象，并且尝试沿着被中国编写的新地方志置于目的之外的时间系谱进行通史性考察。笔者认为朱家角镇作为城市性集落而存在的基础，从明代后半期的形成阶段，已经有商业活动。因此，作为实际研究工作，本稿将立足于这一推断而把重点放在商业方面。这亦基于以下情况，即1989年调查和1991年补充调查时，在有关该镇历史进行的访谈中，对一种米批发商即米行的调查获得了最为翔实的信息。在日本的城镇个案历史研究方面，已有林和生的成果出现。作为地方城镇史的一环，该成果利用历代留下的丰富镇志，对同样构成江南三角洲一角的乌青镇、现在的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县乌青镇（俗称乌镇的县属镇），从宋代至清代的发展进行了论述。 本稿是延续上述研究之作，但注重灵活利用实地调查所得。

在把握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方面，学界一直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以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现代开端而强调历史转折点的断绝面，笔者自己也一直引以为据。这种观点现在正面临着重新讨论，对于连续面的认识变得必不可缺。有关朱家角镇的历史亦需要注意此点，但鸦片战争引起的开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其影响之大也必须加以确认。本稿将十六世纪五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作为第一节明清，将开埠影响显著出现之后的时期作为第二节，并将标题立为近现代，虽有行文时断章分节之意，也是基于上述情况。

一、明清

（1）明代后半期的萌动

构成现今青浦县朱家角镇前身的集落，其名称以确切形式记载于文献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 同年四月初四倭寇由上海县方面南下逼近松江府，初六日转向青浦县，“过广富林，抵唐行，分 掠朱家角、沈巷、林家角、葑澳塘。”五月初一，倭寇再攻松江府城，被击退后西转，初二“抵金泽镇”，初九日“过章练塘，劫朱家角”。这里所说的“唐行”为历代青浦县城所在地，就是现青浦县人民政府所在的青浦镇。而所谓“金泽镇”则是位于现青浦镇西端，是县属镇之一的金泽镇。“朱家角”就是现在的朱家角镇。不过，与都称作“镇”的这两个镇不同，朱家角那时还不叫“镇”。

作为上海平原上仅次于华亭、上海两县出现的第三个县，青浦县自身则是在上述倭寇入侵前十二年、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由以上两县分出设立的。县治是现仍存名于白鹤乡内行政村的青龙镇。青浦县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一度废除，万历元年（1573年）以唐行镇为治所再度设立。 自此25年后，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最早的《青浦县志》刊行。朱家角作为城镇——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性集落在史书上出现，正是此时。

即，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以附有“万历元年，更置县治”等夹注的“唐行”为主，列举了32个这种城市性集落的名称，其中可见“朱家角”之名。“朱家角”的夹注为：“在五十保一区二十五图。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今为巨镇。” 朱家角是以棉花、棉布买卖为基础的新兴大镇。

上述32个同类集落中，像“青龙镇”那样带有“镇”名者有18个，杨林市等有“市”之名称者有6个，而唐行、朱家角等8地没有带上“镇”、“市”这种名称。

在此之前，早于青浦县设立而于正德七年（1512年）刊印的《松江府志》卷九《镇市》列出了50保，仅见唐行镇之名，无“朱家角”。朱家角是从十六世纪十年代开始经过九十年代，在属于明朝后期的80多年的发展中，以棉花、棉布贸易为基础，而作为城镇树立起牢固形象的。

万历《青浦县志》问世33年后，崇祯四年（1632年）刊行的《松江府志》卷三《镇市》之项列举了华亭县下18、上海县下17、青浦县下29个市镇名称。朱家角部分的记述在万历《青浦县志》的基础上写道：“朱家角镇，在五十保。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有明远禅寺及太石梁，俱为新创制，颇雄丽也。”就是说从首都北京及各省来购买松江府特产上等棉布标布的商人们时常出入该镇。所谓“太石梁”，意为大石桥，大概是指隆庆五年（1571年）由慈门寺僧人性潮发起募捐而建的放生桥，现在仍是朱家角镇的象征性标志。 放生桥是座全长72米的五孔石桥，架于自东而西悠然流淌于朱家角镇市街地偏北处的漕港河之上。桥自中央最高处向南北桥墩缓缓倾斜，是江南三角洲现存众多宋代之后石桥群中的白眉。在后述该镇地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刊《珠里小志》卷五《桥梁》中，有关于该桥的详细记载。

有关十六世纪以前的朱家角，相关记载甚少。但并非没有资料可以推测该地过去具有农村中心地区的性质。放生桥稍西方向从漕港河分出一河，离此分叉处数十米的南边有一陡坡石桥，名何家桥。桥西脚有一工场，是原封不动利用元代所建的一座佛寺建筑而开办的。该佛寺是圆津禅院，人称娘娘庙。 载有嘉庆四年（1799年）二月住持觉铭题词、同七年九月钱大昕作序的《圆津禅院小志》（共六卷），为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不仕清廷81岁而故的陆庆臻所著。此志录有歌咏该寺楼阁清华阁景致的《清华阁十二景诗》。 其十二为五言诗。诗中有：“西秧沈氏田，旧朝豪姓地。”

此句的夹注是：“阁北里许，名西秧田。明初民沈万三居所也，为洪武没籍。”

沈万三生活在明初十四世纪后半的洪武年间，为苏州府富豪，有关其留下很多传说。根据近年陈兆弘的研究，以及用作资料的光绪八年（1882年）刊《周庄镇志》收录的各种记载，可知沈万三出自现昆山市东南端的周庄镇。 如果利用漕港河和淀山湖的水路，朱家角镇离周庄镇极近。因此，明初朱家角地区出现所谓“沈万三居所”这一因缘之地也是自然的。即使是现今，朱家角镇附近也是一大水乡地带。漕港河由此向东，流经青浦镇，通向上海。就在镇北方，大盈浦流向吴淞江。镇西通淀山湖，经商榻乡，如前所述通周庄镇。如果向西南而行，仍旧是进入淀山湖，经金泽镇入吴江县平望镇，进而通浙江湖州市、嘉兴市。以明代行政单位而言，朱家角镇与松江府、苏州府、嘉兴府、湖州府都有水路相通。前引陆庆臻诗的夹注，说明十四世纪后期这一地区在以上意义上就已经是水上交通要冲。

十六世纪十年代以后朱家角镇发展的前提中，便有着这种交通上的特征。当地青浦县编辑、最近刊行的《青浦地名小志》朱家角镇一项，对明代朱家角镇做了如下概括，其中就很注重水运的重要性。

朱家角镇位于青浦县西八公里处，原名朱家村。宋、元时代开设小型定期市。因水运方便，商业渐渐兴旺，明万历年间形成乡镇（农村人口集中的集落），改名珠街阁。其名又称珠溪镇、珠里，亦俗称角里。

（2）清初的镇与镇商

崇祯《松江府志》简洁地描绘了该镇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带有动感的风貌。清初亦原封不动继承下来。约经过了半个世纪，康熙二年（1663年）刊《松江府志》卷十七《镇市》有关“朱家角”的记载，仅仅是替换了前引崇祯《松江府志》中的一字，其他一如前者。这大概不仅仅是图方便吧。有关清初的朱家角镇，有将这种情形描述得更为生动的记载。

顺治乙酉，王师南下，宏（弘）光[帝]出走，当车螳臂，所在多有。我里千户鲍某亦谋起义，里人奔竄避居淀山左右。不数日安堵如故。

明朝灭亡翌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年），旨在复兴明朝而于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被南下的清兵打败后，长江以南各地兴起反清义军。如前引所示，《珠里小志》在描述了众所周知的局势后，记载了“我里”朱家角镇“千户”（明代指挥1120人规模军营的军官）鲍姓者起军抗清，数日后告终之事。有关鲍千户起义，《珠里小志》还同时引用了《陆景俊年谱》。该年谱对鲍姓者说得较多，但认为其行动并非起义。

陆景俊居住于珠里长春河畔，明末为青浦县学的生员，乡试落第中迎来清朝统治，顺治十五年江南奏销案发生时，受到清廷处罚，此后过着“以诗酒自娱”的生活，生前自编年谱。 据引用的该年谱一节载，鲍姓者名辑五，南明军事负责人（“兵部尚书”）史可法麾下军官（“标校”）。史可法这一年4月在扬州指挥与清军激战，兵败被杀。鲍辑五6月与同仁来到珠里，认为“此地必有兵（战事）”。有关这一部分的主要情况如下：

后，白腰党连年不息，七月黄（蜚）师舟师，退屯淀河，吴弁舟师退屯泖上。镇商以客兵在外，醵金犒师，吴独不受。八月大兵过镇，声如沸，辑五率家丁募乡人严列放生桥，赖以安，则千户未尝起义也。

如果说头裹白布是当时江南抗清义兵的共同特征的话，“白腰党”也可视为持有同样立场的抗清团体。吴弁的“弁”指军官。当时，清军目标进攻统领上海平原上华亭、上海、青浦三县的松江府府城（华亭县城）。对此，南明吴淞水师提督吴志葵由东海进入长江，总兵黄蜚也从太湖北岸的无锡率大量船舶赶来，在相当于府城西侧的青浦县方面共同构建水寨，进入泖河、淀山湖活动，牵制清军。

引人注目的是“镇商”的存在。他们想给来自其他地方的军队提供军饷，贡献物资。吴志葵拒绝了提供，但镇商在朱家角镇地位之高及其对地方利害关系所表现出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后，清兵渐渐迫近朱家角镇，鲍辑五组织自家私兵（“家丁”）和地方民众（“乡人”），在位于水乡地带的镇交通要冲放生桥严加布防警戒，由此保护了镇之安全。 根据以上实情，《珠里小志》认为他没有起兵抗清。但是，鲍辑五为了预防清军屠杀、掠夺，用当时的话来说，在朱家角镇组织乡兵，采取措施抵抗清军是确凿无疑的。

从出于自卫而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中，可以看到朱家角镇正在具备作为地域社会的内涵——共同拥有社会生活的空间。这在该镇对待薙发令的行动中也能窥知。为了彻底镇压各地的抵抗，同年6月11日薙发令发布，反而激起各地更大的反抗。例如，位于青浦县北的沙溪镇，隶属靠近长江的太仓州，号称“州之第一都会”，镇民对于薙发令的反抗斗争就曾经迅速扩大过。 朱家角镇事态也同样发展，最早服从薙发令的“里中陆虞”就被愤怒的“里人”打死。当时，清军泊船“放生桥外”，在船上待机。当戴着头巾、穿着长袖衣物的“童子师”，即由镇上的儿童组成的一队人从旁快速通过时，清军将他们杀害。因此，此后大家都剃了发。

这里的“里”指“镇”。《珠里小志》的编者在后来的嘉庆二十年（1815年）记载这一事件时，将朱家角镇称为“我里”，可以看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该镇作为一个能够产生自我身份认同的城市性集落，业已得到确立。对此加以旁证的是，在此事件稍前，即明崇祯末年，这个聚落据点活动的无赖之徒的残存资料。

崇祯季年，珠街镇（朱家角镇）李八招致任侠。有翁二者，力敌百人，冬月服单袷，或赤体卧冰上。又有仲二者，亦勇悍，遇恶少辄以铁械击之，能耐数 ，即拉入为党。

1645年，在北边靠近长江的太仓州沙溪镇，领导“乡兵”对抗薙发令的是该镇的无赖结社乌龙会。在同样抵抗薙发令的朱家角镇“里人”中，也有可能存在前引资料中称为“任侠”的无赖之徒。

（3）乾隆十三年朱家角镇的米价暴动

乾隆十三年（1748年）朱家角镇因米价暴涨发生暴动，该镇新的一面由此变得清晰起来。如岸本美绪所研究的那样 ，该暴动是乾隆六年(1741年）以后，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长江以南各省为主频繁发生的粮食暴动之一，是清朝正式记录中也载入的大事件。特别是这一年，从1月到8月以江苏为中心13个地方集中性地发生了抢米、遏籴、强借、强籴等暴动，手段多种多样。全汉昇在1965年指出：“因为米价暴涨问题深刻，民众暴动在苏州及其附近广大地区展开”，在论文中首次介绍了清朝中央政府记载此事件的诸资料。 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同大学挡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辑的资料集，也系统介绍了此类资料。 其中之一的《清实录》，在乾隆十三年五月辛丑记载道：

今江苏一省，因米价昂贵，而奸民遏粜滋事之案，不一而足。如苏郡顾尧年自缚以煽惑众心，其尤著者。……寻据尹继善、安宁会奏，苏州顾尧年一案，已经发落。青浦朱家角镇一案，审明踏沉米船、拆毁行面、并勒令罢市抗官，系秦补、王圣金为首，应立即杖毙，从为者分别充徒枷责。

另外，朱家角镇的地方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刊《珠里小志》卷十八《杂记下》对此事件也有记载。该志对事件全貌有比较深入的记述，是官方资料看不到的。它也详述了苏州府城、杭州府城的暴动。以下选择朱家角镇本身的部分，述其大意。顺带说一下，《清实录》与《珠里小志》所载领导人姓名有异。

乾隆十三年四月米价昂贵，每石达铜钱1200文。朱家角镇官府批准的米批发商（[牙行]）中，仅仅从沈绍彭的店铺看，就聚集了众多商人，一天米价就飞涨了500文。镇上的居民胜金和药王平日为无赖之徒，[这时]传言沈绍彭偷偷售米，通过海上路线运出[至其他省份]，便带着一百个同伙拆毁房屋，翻箱倒柜，毁坏工具，向商人满载[米]的船舶注水，使其沉在河中，街上骚动。胜金等人还让同伙挑着粪桶在街上到处走，叫喊着让大家关店，如果不从，则向店门泼粪，镇上出现不安与惊慌的气氛，沈绍彭逃奔至青浦县城诉说[困境]。

知县万方极让青浦县城的城守把总马某同行，带领官兵和衙役来到朱家角镇，准备抓捕[胜金]，民众喧嚣，将县知事和城守把总带到圆通寺，先打了城守把总数十下耳光。挥舞着的拳头眼看就要落到县知事身上，经过[设在镇上的]淀山巡检司巡检马锦再三说服，才逃过一难。因为马锦原本有好善乐施之评，受人尊敬。[但是]胜金的帮人围住圆通寺大门，禁止其随从出入。

[知县和城守把总找机会偷偷逃出圆通寺]终于来到松江府城，知县向知府汇报，城守把总则向府城军官提出想让军队出动镇压。知府立刻加以制止。“朱家角镇居民达数千人，说来原本善良。这次参加暴动者仅仅数十人。如果出动军队镇压，会好坏不分加以惩处。自己想出面把握动向，但必须做好准备。准备出动军队三百人，分两路向镇上进发，一路从青浦县城出发，一路经过长泖（昔时泖河的上游）至镇上，悄悄布控于四周，以备不测。”府城军官同意如此安排。

此时，镇上流言甚嚣尘上，“听说府城军官希望出动军队杀戮，放生桥外已经架好大炮。”富裕人家埋藏好谷物和金银财宝，反复制定远逃计划。知府一来到镇上，就减少随从，轻装而至城隍庙，先说服一家家商店[再次]开业，又召集镇长老询问事件经过。其后则捉拿胜金等审问。暴动者均如实招供。

知府说：“你们是出于公愤而行动的，但侮辱朝廷命官依法当死。你们以为如何？”众人皆哭。知府又言：“法律上区分首谋者和参加者。你们当中谁是首谋？”药王和胜金马上自报姓名，当场被杖毙。其手下陈士、林怀、枣子、汪七等数十人皆受杖责，长时间戴枷后，交给“地方”（当地负责治安者）拘束。仅仅孔姓军官被捕时逃脱，其后下落不明。

从以上记载可以窥视十八世纪中叶朱家角镇作为城市性集落的形态。

正像青浦县有“邑”、松江府有“郡”之雅称一样，朱家角镇被称为“里中”、“里老”，是被雅称为“里”的地方。如后所述，这说明朱家角镇这一市街事实上已经得到确立。

这里已是商店密集。如知府所言，此地已住有数千居民，商店罢市（[闭肆]）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表现，前来恢复治安的知府，首先要求那些商店（[列肆]）复市。

该记载未明确说明居民由何种阶层构成，但显然存在着一些富裕家庭（[殷实之家]），当认为有大规模军事冲突时，不是与普通居民一起行动，而是希望设法单独远逃。这种想法与先前明末清初混乱时策划守护城镇、提供军饷的“镇商”的行动迥异，也与那时一边按照暴动首领的指示停业营业，一边关注事态的发展，现在记载中所说的“市人”的行动不一样。

另一方面，无赖之徒（[无赖]）的存在也是事实。他们至少聚集了“数十人”，成为暴动的领导人，试图把上涨的米价压下来。他们能体会到知府所说的“公愤”这种镇民的共同利害所在，具有实现共同利益的愿望。

还有数千居民（[民户]），即知府镇压暴动时常用说法中所指的“原本善良”者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处于上述富裕家庭与无赖之间。前述朱家角的商人就属于这数千人。与至今为止的资料不同的是，这一资料已经有几家像沈绍彭经营米谷的那种“牙行”。可以认为当时涌到沈绍彭家的众多商人（[估客]），平时就由外地来镇上的牙行购米。这也与以往的资料不同。十六世纪末的万历《青浦县志》与崇祯、康熙年间十七世纪的两种《松江府志》，描述的朱家角镇商业中核心是棉花、棉布。十八世纪中叶朱家角镇围绕米价的暴动，与棉花、棉布无直接关系。但是，朱家角镇有米批发商，有很多前来购米的商人。这一事实反映了该世纪朱家角镇的新变化。

这一变化有两个侧面。同年以丝绸买卖著名的苏州吴江县盛泽镇也同样发生了米价暴动。就像由此究明的那样， 在当时米消费人口多的大城镇，无论何地，除了支柱性行业外，米都是主要交易商品，有经营此业的米批发商。这是其一。其二是，可以推定，米之交易行业在朱家角镇的行业中，与过去相比，固有的重要性正在增加。

全汉昇以十八世纪清朝中央政府的资料《雍正朱批谕旨》《清实录》等为主从事研究。据他现在的另外一项研究可知，清代中期苏州的米市规模甚大，一方面不仅满足苏州及其周边的需要，而且满足浙江、福建等沿海各省消费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则销售来自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的米粮，规模非常大。在近代上海兴起以前具有重要地位。 刘石吉利用包括乡镇志在内的地方志而进行研究，在肯定全汉昇研究的同时，指出受惠于十八世纪苏州米市与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苏州相邻的各市镇也深受其影响而获得了发展。

刘石吉列举了明清时代以米贸易为基础发展而成的13个“米粮市镇”。其中可见属于苏州府的枫桥、浒墅关、月城、平望、黎里、信义六镇，以及隶属于杭州府的四镇，但没有西邻苏州府的松江府青浦县属各镇之名。另外，樊树志的研究所举的江南三角洲“粮食市镇”，也提到苏州府的枫桥、平望、同里，杭州府的长安、湖州府的新市、双林， 同样没有青浦县属各镇之名。但是，朱家角镇是苏州府昆山县和吴江县的东邻，水运发达，可以推断十八世纪苏州米市的显著发展对该镇的影响比其他地方都更大。因为，十九世纪初，即嘉庆二十年（1815年）刊《珠里小志》有关上述1748年米价暴动的记载，并未止于前述朱家角镇的暴动，是篇幅达三页弱的长文。对于其他地方的动向也不惜纸幅加以记述，并且还收录了乾隆十三年前后的传闻和资料，这是实录等清朝中央政府记录中看不到的。

首先记载的是苏州的暴动：“按，胜金、药王滋事时，吴郡（苏州）同日亦有顾尧年聚众至巡抚衙门，束身请死，求减米价，聚观者万人。”接着又说“是时，米价昂贵不独苏松，两浙（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亦然”，说明了杭州官方降价销售及其当时的混乱状况。继而言及前年乾隆十二年，江浙虽丰收，但米价还是上涨，介绍了杭州府城一角钱塘县人周京写的“贵米谣”。“贵米谣”共六篇，各篇重要的句子有：“并非水旱，并非虫伤害，从四月起说米贵”“如何丰稔似昨岁，忽尔换作凶荒年”“连年买官米”“海洋广积粮”“官买吏又买”“洋米诱高价”等。

《珠里小志·杂记上》的这种编撰法，反映了编者对十九世纪初刊行该志时朱家角镇的米贸易与米价问题的关心。编者在介绍“贵米谣”六篇时说，“词微而志显，似并非无见闻”，认为来自现实，接着与乾隆十二年前后作比较，进一步分析了价格上涨的乾隆五十、五十一年（1785、1786年）、同一时代的嘉庆九年（1804年）及其十二、十三年（1807、1808年）、十六年（1811年）的米价动向。而且，《珠里小志》卷三《风俗》有关商业之项，如后所述，记载有同时代朱家角镇米贸易盛况的明显印迹。乾隆十三年的事件，在十九世纪初被发掘出来，其意义得到了确认。

概述十八世纪朱家角镇总体状况的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刊《青浦县志》卷十三《市镇》的下述一段文字：

珠街镇，一名珠谿，俗名朱家角。在五十保（用来区划由华亭、上海、青浦三县组成的松江府全域的编号）。县治西十二里。里南通泖湖，东北接三分塘，而漕港亘其北，北连昆山县境。水木清华，文儒辈出。自明陆树声之后，士族之盛，为一邑之望。而商贩交通、贸易亦甲于他镇。故移安庄巡检司至此。镇北慈门寺规模宏壮，而圆津禅院尤为文士往来之所。

商贩往来以及由他们进行的贸易，与青浦县其他镇相比，最为繁盛。这一点得到重点描述。不过，与过去此种记述作比较，没有述及特定行业。另外，比过去醒目的是，费了不少笔墨来说明士人阶层。据《珠里小志》卷九《科目》载，在朱家角镇，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以后，出了3个举人、两个进士。在清代，顺治八年（1652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间，有举人19人，从康熙九年（1670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间有进士11人。这一事实证明了乾隆《青浦县志》的记载，“文儒”——具有儒学教养的知识分子、“士族”——考中科举当官者在青浦县最多。这是因为从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朱家角镇以经商致富为主正在积累财富，文化基础得到扩展充实，作为当时统治、领导阶级的士人阶层也在扩大。

象征性事例是，乾隆《青浦县志》就是由朱家角镇人王昶编撰的。王昶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举人，乾隆十九年成为进士，长期任各省按察使、布政使，官至刑部侍郎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归省服丧，受青浦县知县杨卓所托，担任新县志编撰的总负责人，选拔18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后开始工作。 朱家角镇正在占据代表青浦县的经济文化位置。

（4）十九世纪初叶的《珠里小志》与鱼米、棉花之镇

十九世纪初叶，有关近代以前朱家角镇地区的系统信息才变得明朗起来。已经屡屡引用的《珠里小志》，由该镇的人——自称“里人”的周郁宾策划、编辑、执笔，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刊行。自该镇被视为城市性集落而载于万历《青浦县志》以来，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其后又过去了180多年，直到最近几年未见刊行该镇的地志。把这些结合起来考虑的话，可以说朱家角镇的发展在那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并且，从十九世纪初叶到中期之间，构成江南三角洲的现上海市、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浙江省北部这三个地区，前两者除了民国时期以外，乡镇志的刊行尤为显著，上海市在嘉庆年间还达到了顶峰。 朱家角镇的发展轨迹与上海地区市镇的发展具有相通的一面。

《珠里小志》的开头，其卷一《界域》正文本身并没有特别突出十九世纪初叶朱家角镇的总体印象，以全新的形式展现，只是原封不动地转引了本章已经引用过的康熙《松江府志》、乾隆《青浦县志》的简洁介绍。其他仅仅是增加了乾隆二年（1737年）刊《江南通志》的以下记载：“朱家角镇，县西十里，商贾云集，贸贩甲他镇。”例如，有关形成该镇作为城市性集落基础的商业贸易之繁荣状况，虽然在此可以看到“商家云集”这样的字句，以及“商贾凑聚”（康熙《松江府志》）、“商贩交通”（乾隆《青浦县志》）这些句子，但并没有一处对其本身进行明确细致的描写。不过，正文末尾所引的一首诗，却第一次将该镇的容貌描写得栩栩如生。这就是陈金浩的《衢歌》，樊树志在其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见前注）已经引用过：

鱼米庄行闹六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泾不及珠街阁，看尽图经总未知。

买卖水产品和米谷的商店整日喧闹繁忙，聚集在镇南桥的人对巡检司差役的巡视感到心烦，朱泾镇和枫溪镇合起来也不及珠街阁（朱家角镇），即使翻遍公刊的图经（地方志）也不会知道该镇的繁荣。

在朱家角镇的商业活动中，鱼等水产品和米谷买卖提高了比重，因此诞生了“两泾不及珠街阁”之句。这应该说是近年所说的“三径不如一角”之句的先驱。

《珠里小志》卷三《风俗》由士农工商四业以及婚礼、丧礼组成。其“商”——商业方面一节的开头写道：“珠里民安土著，驱车服贾者仅有。”这让读者感到朱家角镇居民对商业活动极为消极。但是，这只是作者摆出来的一种姿态，即恪守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这一传统立场。此句一结束，编者立刻开始对该镇的商业用语展开说明，“居停客商售货曰行，随地贸易曰摊，头肩挑行贩曰脚担”等等。接着是通货，首先细述银，然后是铜，还记载了度量衡以及“市”中使用的量具、衡器、度器，亦言及典当的利息和“当票”。最后提到极具城市性的社会阶层无赖的活动。

以上记载早就应该在以往的府志、县志“市镇”简介中出现，却未见载，这都是朱家角镇商业活动的具体说明。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银钱的部分。该志对当时此镇通行的各种银钱，尤其是外来种种银钱，以夹注形式进行了仔细介绍（[ ]内为夹注）：

珠里钱多银少，昔年用银曰圆丝，[有苏圆、老圆。] 今唯洋钱盛行。

紧接上句又介绍说，以往有“马剑”“双烛佛头”两种，现在仅仅盛行“佛头”。其中有“三工”“四工”“广版”“罏底”“大头”“苏版”“土版”“闹版”“夹版”“灌铅”“喷钱”“烂印哑洋锉边”12种，并且一一附上夹注进行说明。例如，“三工”的注是“谓之三吉，银色最上。”“闹版”的注为“以低银为之。”如此说明银质。而“大头”则注为“谓之太子版，近时新出。”以此说明银钱出处。顺带说一下，“烂印哑洋锉边”，其意难解，据推测是用磨损的墨西哥银再度加工而成，但其夹注是说银质，“银色皆佳，唯兑价少减。”内容非常重要的是其后末尾的一句，即：

市中行用，唯花、米市最杂，价亦唯花、米市最昂。

此句意味着在镇上使用这些外国制银钱进行买卖时，仅棉花和米使用的种类最多，还有，只有棉花和米买卖价格最贵。由此可知，在朱家角镇商贸业中，一向与棉布一起成为主要商品的棉花占有重要位置，同时，米也同样成为重要商品。接着，有关量具的记载也很详细：

市中量物曰斛（省略夹注），曰斗，曰升（省略夹注）。古以十斗为斛，今以十斗为石，五斗为斛（省略夹注）。珠里用桥斛[容五斗六升，四乡之斛，有五斗四升至五斗七、八升者，市中粜籴，皆以桥斛为准]，桥斛有四[东市、西市、中市、北市]，昔皆斠准。今东西二市斛稍大，又有刻字斛[容五斗八升]。十升为一斗，市有应斛斗[五斗应桥斛一斛]、准升[容粜升十升]、丰斗[容五升又谓之五升斗]。十合为升，京中公升[五十升应桥斛一斛]，乌镇升[六十升应桥斛一斛]，粜升[米铺所用，七十升或七十五升应桥斛一斛]。

最后的粜升夹注中出现了“米铺”。据此可知已经有卖米给消费者的专门店铺。更值得注意的是，“珠里”有“桥斛”这种量具，广为“市中粜籴”使用。十九世纪初叶的朱家角商业，与十七世纪中叶康熙《松江府志》的那一时期不同，不仅有棉布、棉花，也发展到以米为中心商品。

棉花作为商品之重要在前面银钱部分也说得很清楚，但当地农家家庭工业用棉花纺纱，或以此种棉纱织布，当做商品出售，在此也有记载。卷三《风俗》的农业部分，以“吾乡厥土涂泥艺稻艰于他处”起始，有如下记载：

女红，工针黹者（用针做的活）十之有一，工纺织者十之九。织用木棉花，去花之核用劼车。车有铁木二干。弹花之具为弓，击弓之具曰弹花椎，弹之使花和匀，然后划分而细卷之，名曰棉条，引而长之，曰纺纱。纺有纺车。……卷纱之具曰轴，织布之具曰机。……布二丈谓一疋，以细为上，不纺而织者为兑纱，不织而纺者为卖纱（省略夹注）。田家收获，输官偿租外，赖以接济衣食者唯此，若蚕桑之利习之者罕矣。

这样纺织成的棉布，在朱家角镇市场出售的过程，《珠里小志》卷四《物产》，特别是“木棉布”之项有记载。例如：

按，布有刷经、拍浆两种。刷经缜密，拍浆细软，市价相若。又有大号、小号。小号门面阔八寸三分，长十八尺。大号门面阔九寸五分，长十九尺。本色布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买。青蓝布估客贩至崇明南北两沙。又有杜织布（“布”原文为“希”字），门面阔一尺三、四、五寸不等，每疋长至二十二尺。乡人多自服。朱检讨彝尊（朱彝尊）所谓“裁作轻衫春更宜”是也。

不仅一般棉布，对于下列三点都有具体记载：（1）因其织法之硬软、尺寸之大小而引起的质量差异，（2）贩卖到外地时有无染色与商贩乃至销路的不同及其关系，（3）当地使用的种类。显然，棉布依旧是该镇的主要商品。

如上所述，十九世纪初叶朱家角镇，加上棉花、棉布，米及水产品贸易也很活跃。朱家角镇作为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性聚落，其地位正变得更加稳固。

《珠里小志》为我们了解近代以前的城市集落朱家角镇留下了资料。其中有一点不能漏过。那就是有关十九世纪初叶其空间范围、人口的资料，以往的“县志”、“府志”几乎都没有提及。

编撰者周郁宾在卷一、“界域”中，就“珠里”——朱家角镇的空间范围作了如下记载：

青浦县分八保，保分八区，区分八图。珠里隶县治五十保三区之二图、十一图、一区之二十五图。其后十一图又以二图并之。故所隶止[三区十一图、一区二十五图]两图焉。东西广六里，南北袤五里，周十二里。……东至龙河桥，西至接秀桥，南至李马浜娄县界，北至北漕港昆山县界，东南至长条港，西南至普安桥，东北至斜沥港，西北至汤家埭。

这一东西约3.5公里、南北约2.9公里的空间，不仅有集中了商店、住宅、其他建筑、道路、桥梁等城市性部分，而且还包括农地、农业集落组成的农村性部分。准确地说，该空间是青浦县的行政区域，包括了作为市街的朱家角镇。它由五十保三区之十一图和一区之二十五图这两图组成。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刊乾隆《青浦县志》卷十三《乡保》中的每张图都标记了包括其范围的“村里”、即自然村落。上述情况参照此就能弄清楚。当时的一区二十五图和已经合并二图的三区十一图的所属部分如下所示：

一区

二十五图（粗体字是与《珠里小志》记载的“村落”名一致者）

罗家浜王家浜新港珠街角镇匠人浜胡家桥放生桥

三区

二并十一图（粗体字是与《珠里小志》记载的“村落”名一致者）

珠街阁镇雪葭里周家港高家港河长湾郁家桥道士浜

《珠里小志》卷五《里巷·附村落》所记“村落”名及其所属的图，与乾隆《青浦县志》的乡保不一定一致。与工匠相关的匠人浜、放生桥等，这些看上去就构成镇之一角的地方，是作为“村落”记载的。两资料之间存在这种差异，但是，由此得到进一步确认的是，《珠里小志》的编撰者所说的“朱家角”“界域”是指行政上的区划，其内部由朱家角镇市街和四散的村落这两者构成。正因为如此，如乾隆《青浦县志》所记载的那样，才出现了“珠街角镇”的一部分属于一区二十五图，其他部分属于三区十一图这一现象。

顺带说明一下，《珠里小志》卷五《里巷·附村落》首先列举了相当于今日里弄的三十五个“里巷”名称，其中包括现在仍作为地名保留的“石巷”等。接着记载了“高家港在十一图，镇西南二里”等，列举了属于三区十一图的13个“村落”名和属于一区二十五图的三个“村落”名。还有，《珠里小志》卷二《田赋》，对当时该地以“漕粮”、“条银”这两种形式征收田赋的赋税对象“田”进行了记载。“田”在三区十一图计为七十顷二分六厘，在一区二十五计为二十七顷七十八亩五分四厘。

如前所述，《珠里小志》中“珠里”的“界域”是青浦县行政上的区划，不仅有作为城市性集落的朱家角镇，也包括农村部分。在此区划内的人口也有记载。表2是《珠里小志》卷二《户口》所载嘉庆十九年（1814年）“户册”上的数据。二十五图人口总数记为2505人，但对“男口数”以下各类人口相加的话，多出了17人。不管怎么说，两图共有户数1502户，人口5937人。就是说，十九世纪初叶，约1500户、6000人构成了以朱家角镇市街为中心的地区。

这样，《珠里小志》所载的空间区域和人口统计，将与镇名相符的市街部分及其相连的农村部分合在了一起。不过，并不是没有明确显示市街地、即城市性集落存在形态的记述。那就是有关这种河湖地带特有的水栅的记载，它附在卷八《官署》的末尾：

水栅附

本镇五所报安桥何家桥关帝桥西何家港桥祥宁浜

乡村三所六九房强固埭小江村

按，村镇水栅之设以防盗船出入。在镇栅夫岁暮里中给钱以充工食。在乡则村民轮值，晨启夜闭，地方实有裨益。

“镇”——“里中”与“乡”——“村民”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负责市街部分，后者负责农村。可以说，这一有关水栅的记载说明了朱家角镇当时作为城市性集落的空间范围。

（5）太平天国时期

《珠里小志》刊行的1815年相当于清朝嘉庆皇帝的第20年。自此经过六年，1821年道光皇帝继位。进入道光时代以后，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境地。众所周知，英国以清朝禁止鸦片输入为借口武力要求中国开放，1842年进入长江流域，迫使清朝签订《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处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影响之下。根据条约，上海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一起开港。 在此前，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所设的上海县，与华亭县、青浦县、清代后分设于黄浦江南部及东部的娄县、南汇县、川沙厅、奉贤县、金山县等其他六县及一厅同属于松江府。 所谓上海，就是此上海县县城及其邻近地区，是今天上海市区的前身。

道光皇帝死后第二年即1851年，因上述条约签订后包括经济变化在内的社会变动，广西发生了大规模起义，国号太平天国的权力由此诞生。太平天国在咸丰三年（1853年）自长江中游攻入下游占领南京，以此为首都。咸丰六年（1856年）清朝乘太平天国领导层内讧夺回长江中游流域，加强了对南京的包围，但太平天国在咸丰十年（1860年）反而打破包围占领了江南三角洲的主要都市，使这一带成为太平天国的新据点。 太平军首先在3、4月佯攻杭州，然后迅速掉头，攻破压迫南京的清军江南大营，同年5、6月连续夺取常州府城、无锡县城、苏州府城，也攻陷上海平原的嘉定县城、青浦县城。8月上旬经过曲折占领松江府城，中旬攻至接近上海县城的徐家汇。因英法派兵干涉，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数日告终。但是，在上海平原上，同治元年（1862年）1月末至6月下旬的五个月间，太平军与英法军队、华尔率领的常胜军、清军反复展开激战。朱家角镇东边的青浦县城也在攻防之中。太平军5月上旬攻陷青浦县城，8月上旬弃城，青浦县城再次被清军夺回。 有关此后一个月的朱家角镇状况，有资料做了记载。如前所述，隔着淀山湖，与东岸的朱家角镇相对，西岸是周庄。周庄隶属于当时苏州府的元和、吴江两县，镇上有个读书人陶煦，与掌有武装船只的“游民阶层中心的私人武装集团”头目费玉成、若卿父子等联合护镇。 9月4日，他有事乘船去青浦县城，途中看到了朱家角镇：

过珠家角，见房屋无一存瓦砾，田中草如稻禾，沿塘器皿狼藉。惟内港有船，呻吟之男女数人而已。

镇上的房屋被破坏殆尽，虽是9月，但周边的稻田却是杂草丛生，好似长满稻穗一样茂盛，河塘边餐具等器皿乱七八糟地散落着，只有内港停泊了船只，仅仅听到从船上传来的几个男女的呻吟声。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和清军的激战使得朱家角镇的正常营生完全停顿。

不过，朱家角镇好像迅速就从太平天国和清朝交战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如第二节所示，该镇靠至十九世纪初叶为止米业比重的逐渐上升而致富的商业，在翌年同治二年（1863年）就显示了新的动向，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引起太平天国起义的南京条约，确实将以中华传统为自豪的王朝国家中国置于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之下，此后百年制约了其政治上的自主前进，但对于朱家角镇而言，以上海因开埠而向大都市发展为媒介，它迎来了以商业为基础的全新发展的机遇。

二、近现代

（1）黄金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米行

朱家角镇的近现代史，对于如今生活在此镇的人们而言，是该镇作为以商业为基础的都市性集落而繁荣的历史。1949年解放以前就在朱家角镇从事商业、革命后也从事同样工作的人，在回忆这一时代历史时，显示出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认为给解放以前的朱家角镇带来繁荣的是“米市”和他们所说的进行米谷买卖和掌握此贸易的被称为“米行”的米谷批发商。

例如，1989年11月，当时65岁的雷家麟进行了以下回忆。雷先生年少起就在米行工作，解放后就职于青浦县工商联合会，近年退休，仍继续参与该会活动。他说：

我们朱家角镇有句熟语“三径不如一角”（朱泾镇、枫溪镇、泗泾镇三者合起来不如朱家角镇）。 还有“小上海”的俗称。这些说法都与我们朱家角镇米市的发达大有关系。三十年代我们朱家角镇米市一天的收购额最多达四万石前后，约3000吨。当然不是每天这样，但这是最多一天的。米市的发达带来了我们朱家角镇过去的繁荣。

1991年1月7日，我们又对已经67岁的雷家麟进行访谈。以前曾经开过一次座谈会，出席者都比他大十三岁左右，第二天即8日，他看了那次会议记录时说，“最多的一天，1933年冬天的某天，收购了25000石。这是全镇的数字。”所谓“全镇”意思是全朱家角镇。数据被大幅订正。米行收购额一天超过两万石，规模之大引人注目。雷家麟当时还补充说：“我工作的合丰恒，一天最多时收购2000到3000石，一年有十余万石。这是米谷，全镇收购有100万石吧。”“米行最发达的时期是1933年至1936年。”

1991年1月，时已63岁的叶祉涛，在半个世纪前，也就是十三岁时当学徒，从油饼榨油，后来进米行工作。他回忆说：“当时朱家角的市场非常繁荣，主要有米和菜籽（或‘油菜籽’）。各行各业都是由米行促进发展的。”

还有一点，就像上引雷家麟两次谈话所显示的，他们认为在解放前的这段时期中，三十年代朱家角镇的繁荣达到顶点。笔者提问说，在1937年7月7日日中全面战争开始日本侵占当地之前、日本占领时期、解放后，到现在的镇史中，最繁荣的是什么时候？雷家麟说：“还是抗日战争前的那一时期最繁荣，具体地说，是1934到1935年这段时间。[一家米行]一天收购2000石也是那时。我想现在没有那时繁荣了。因为当时的朱家角镇有店铺千家，而现在各村都有商店，交通也方便了，哪儿都能去，从这一点上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不过，最繁荣的是三十年代。”

他们认为，朱家角镇以米行收购米谷为中心形成的繁荣，即使是通观本世纪，也是在1933至1936年，尤其是1934至1935年达到了巅峰。

（2）从满铁调查看到的农村米行与从回忆看到的市镇米行

这种回忆的明显特点是，从朱家角镇是作为城市集落而繁荣的观点，对米的收购与买卖进行了肯定性的评价。

恰好在三十年代末，进入下一个十年的1940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负责人伊藤武雄），对龙阳镇的四个村庄进行过调查。 该镇有约800户、3800人，位于朱家角镇东南二十多公里的松江县城东门向东的道路沿线。 调查对象是农村与农家经营状况。在当时的上海地区，松江县作为米产地，其名气超过朱家角镇所属的青浦县。因此，归根结底也是聚焦于农家经营，对这里的米市和米行加以分析。

根据上述调查可知，“出售水稻的农户为53户，相当于生产水稻农家58户（耕作农家61户约95%）的约91%。”“以耕种规模来看出售比率……，耕种五亩以上的农家，占40%以上，最多的是5—5.9亩，占49.3%，其次为19—19.9亩，占46.3%，4.9亩以下仅仅26.4%。”除了规模大的部分富裕农家以外，大部分人家为了交租，没有能力确保自家的粮食，不得不卖掉相当部分的粮食。就是说，本村穷困性商品化比较显著。有关出售时期，“整个出售量的84%是在收获后的秋天至正月期间卖出去。”“就是说大部分农民，为了付田租和还清购买肥料等费用，必须在收获后农作物价格不利时，几乎卖掉出售量的大部分换成现银。”所以，“即使在松江县东部这一典型的产米地带中心，约六成二分生产米谷的农家是购买米谷的农家。这一惊人的事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发现。”

有关米行本身，该调查的解释是：“众所周知，米行的业务是一种中介业，即从农家买入米谷，在自家或者委托碾米厂精白后，卖给城区（县城地区）和其他消费城市。”并且指出：“在镇上，从事米行的都是有数的商业资本家，他们不仅做米谷的中介买卖，而且有昂贵的精米机，对外加工，也给自家采购的米精白，还从上海市场采购豆饼、肥田粉，5、6月需要肥料时赊销出去，一元月息二分，秋天收获稻谷时把钱款收回来。”

这样，从农村和农村经营的观点看，米行只是一种商业资本。它建立在弱小农家因贫困而出售的基础上，通过价格和利息进行剥削获取利益。在我们这次对朱家角镇的走访调查中，没有听说米行兼做肥料商，把肥料赊销给农民，但是，这次调查确认了如下事实：在秋收至春节之间向米行出售米谷的农民“是自己耕种土地的农民”，其中付地租的阶层称作贫农，受人雇佣获得报酬的阶层称雇农。

1989年11月雷先生说过：“来卖米的，主要是自己耕种土地的人。地主在收取地租后也不马上卖掉。” 1991年1月，笔者再次向雷先生提问：“所谓自己耕种土地的农民，是指什么样的农民？”他回答说：

“卖米的什么人都有，从地主到农民，或者富农、中农、雇农。例如，中农以上的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种稻米出售，贫农则向地主交租，有剩余的就卖给米行，因为，即使是贫农，卖掉就能得现钱用，而雇农是从地主那里拿报酬，报酬往往是用米来付的。雇农也会来卖那种米。”

雷先生使用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种共产党定下的农村社会划分阶级的称呼。这里所说的贫农，与佃农几乎相重。对此，他又补充说：“贫农交了租以后，必须用剩下的50%维持一年的生活。勉强维持，往往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卖米，先卖了救济生活，[那钱]一用完，就借钱了。”

所谓贫农有“剩余”，实际上是交租后剩下的部分，不是用来再生产，即扣去一年的生活和生产费用后所剩余的。雷先生的谈话，虽然不像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在松江县华阳镇所做的调查那样立足于对农民阶层的严密分析，却也说明了朱家角镇的米行还具有这样一方面，它充当着贫农、雇农出售稻米的“穷困性商品化”的媒介。

但是，本次访谈主要关心的是市镇与镇上米行的商业作用，与过去满铁在松江县华阳镇调查不同的是，还关注于地主与米行的关系。在访谈中，就有关于住在镇上的地主与米行方面的深入详细的谈话。1991年1月，雷先生做了以下陈述。

地主中有住在农村的地主。他们有的人与农民之间非常近，他们不劳动靠地租生活。一般来说，这种地主的[土地]规模小。就像在农村大家所做的那样，[在收到作为地租的稻谷后]这种小地主就在自己家把稻谷原样储藏起来。因为稻谷容易储藏，脱了稻壳以后就难了。

住在镇上的地主不去农村。秋收结束后，农民一交租，他们就忙着屯米。屯米的粮仓，有自家的，也有借米行的。他们不等钱急用，所以等着米价变动，即使到第二年也会卖高价。他们与商工业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出售时都卖给米行。他们把米存在米行的仓库里，对米行也好，对他们也好都有利。米行根据需要可以使用他们的米，地主在第二年价格上涨时也能重新结算。还有，地主与米行订立了类似契约那样的东西，农民来交米（租）时，不是地主，而是米行接受下来，把它记在地主的名义下，也是到了第二年米价高的时候再结算。农村的小地主，与米行和工商业方面没有来往，但镇上的地主则关系密切。

如上所述，三十年代在作为城市性集落的朱家角镇，与三十年代末松江县调查所看到的那种被称为贫农阶层的农家经营之穷困和雇农生活之困难亦相关联，米行的活动很活跃，以米行的活动为中心商业性繁荣得到了发展。在这种具有所谓市场与流通过程的特质中，确实存在着从结构上使得农家经营变得困难的否定性一面，另一方面，还能看到关系到地域社会自身存立与再生产的肯定性一面。如后文所述，三十年代发生的日中全面战争破坏了镇之繁荣，由此也给周边的农村也带来重大打击。这一事实便能说明后者的存在。接下来再次对本章第二节各项的走访调查加以分析，聚焦于作为城市性集落发展基础的市场和商业之繁荣所具有的积极一面，探寻近代朱家角镇的历史。

（3）近代上海的发展与朱家角镇米行的繁荣

那么，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朱家角镇带来划时代繁荣的米行，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呢？雷家麟认为是十九世纪后期的清末，并且这一看法与新《青浦县志》第14篇《粮油》项记载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关三十年代这种米行的起源，完全没有想追溯至已经得到学界论证的十九世纪初的“米庄”、十八世纪中叶的牙行。下面将十九世纪后期的米行暂名为近代米行，具体看一下雷先生的见解。雷先生在1991年1月接受访谈时，将朱家角镇近代米行的创始时间追溯至清末同治年间（1862—1874年）：

在我们米行工作的店员，现在有个六十岁前后的人，他当学徒时，店主教他铜钱的包法，当时银钱和铜钱是同时使用的。每天晚上把一百个铜钱包成一包。用的纸是同治年间的账簿。他看到的最老的账簿写着同治二年（1863年）。因此，同治二年就已经是大米行了。实际情况是，1860年以前也已经有其他几家小米行了，其中的一个走了很长历史发展过来了。

就像叶祉涛前面所说的那样，朱家角镇与米并列的主要商品是菜种。雷先生在1989年调查时也说：“我们朱家角镇还有一个特点是菜籽（‘油菜籽’），这里也是菜籽的集散地。”他还说：“大概在一百年前，一个姓蔡的第一个开了家经营菜籽的商店（‘油菜籽店’）。”

据新《青浦县志》载，“姓蔡的”叫蔡承烈，字一隅，生于咸丰三年（1853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去世。他青年时代在苏州钱庄学徒，壮年后回乡，在朱家角镇东市端靠自己的资本开设了一家名叫“元号”的“油坊”——榨油菜籽油的工场。 该油坊与上述“油菜籽店”都属于同一经营。1989年调查时，雷先生说，蔡开的“油菜籽店”“用采购的菜籽在自家榨油，一年中都有出售。” 换句话说，商店经营的榨油工场就是“油坊”。顺带说一下，所谓钱庄是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向中小工商业者日常交易提供方便的金融机构。 当然，如果按照雷先生所说将创业时间定在1862年，蔡承烈那时才仅仅9岁。从后面所述的情况看，创业时间大概是更后年的事情。“壮年”如文字所示是指30岁左右的话，应是光绪九年（1883年）的事，不管怎么说，十九世纪后期，即六十年代以后朱家角镇的商业出现了新的气象。

而新《青浦县志》则将朱家角镇近代米行的发端稍加推迟，定位在光绪（1875—1908年）初期，“清光绪初，邑人徐少山在朱家角镇开设小米铺，后发展为咸茂米行，该行把粳米精碾运销上海，深受市民欢迎。”（第十五篇、粮油）朱家角镇的其他行业，即称作“老铺”、“名店”的解放前的传统大商店都是这一时期创业的。抗日战争前迎来经营的最繁荣时期，在北大街综合经营绸缎、毛织品、棉布的永泰源绸布行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创业。解放前在朱家角镇药店中规模最大的童天和国药号，大大扩展经营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总店位于松江县城、酿造出售酱菜、豆腐乳、酱油、老酒等的义成泰酱园在该镇设分店也是光绪年间。 光绪年间是以上海为中心，朱家角镇与邻近市镇苏州、昆山、嘉兴等江南三角洲的主要城市相连接的水上交通网迅速发展的时代。表3青浦县内各地出发和停靠的定期船舶表，是对《青浦县续志》稍加整理后转引的。 表上的航班开设于十九世纪后期，很多在民国初年仍在航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青浦县最初的定期汽船由上海立兴公司开通，航线是珠街阁—上海。光绪二十五年青浦县商人也开通了珠街阁—上海的定期汽船。确实，后来情况有变，据前引续志卷五《船舶》正文载，立兴公司经营的珠街阁—上海间定期班轮在光绪二十年代后半就停航了，青浦—苏州、珠街阁—苏州之间的汽船业务也是开通不久就关停了。但令人关注的不只是汽船的出现。第一，包括以上三例在内共58班定期汽船中，就有年代记载的40班而言，其中33例，即82.5%是在光绪年间（1875—1908年）开通的。第二，虽说是全青浦县定期汽船表，合计58班中的60.3%，即35班以珠街阁镇为起点乃至终点，其他23班中有两班也经过珠街阁镇。第三，还有以浆为动力的最小型的划船，有以这种划船组成的班船。有关这些传统船舶，未载明开通时间的有18班。表上所载的最早时间是同治年间（1862—1874年），估计这18班开通时间更早。这些班船有50%，即9班以珠街阁为起点乃至终点。

因此说光绪年间，包括开始使用汽船的光绪末年，是朱家角镇水上交通大大发展的时期。而这种发展，与该镇在水上运输方面的传统重要性并非没有关系。

光绪最后一年，朱家角镇又出现了新动向，前述蔡承烈就是引起这种动向的主体。甲午战争后的十五年间（1895—1910年），铁路建设迅速展开，特别是日俄战争后的二十世纪十年代后期，中国由民间资本参与的铁路建设运动十分火热，江苏省铁路公司就是此期成立的，据说“珠里蔡一隅承烈投资最巨”。他将经营油坊赚的钱积极投入到铁路建设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作为该公司事业的一环，获准接通苏州—嘉兴的苏嘉铁路与上海—南京的沪宁铁路后，蔡承烈又计划了与朱家角镇利害攸关的事业。

承烈以铁路营业重在轮输，珠街阁产销米、油额甚巨。谋自松江筑支路至镇，展拓至安亭，与沪宁接轨，因条陈其议。公司韪之，派员测勘路线。卒以河港纷歧，工程过巨未果。

从上海向南至浙江嘉兴有铁路，从上海向西往南京也有铁路，朱家角镇位于这两条铁路中间。蔡承烈为了提高本镇的物资运输效率，计划建一条铁路使本镇与上述两条铁路相连。耐人寻味的是，制定此计划之际，一般认为是朱家角镇米、油生产、销售额非常大的时候。此时离辛亥革命还有三年，清王朝已经快寿终正寝，这两种商品的产销已经发展到计划用铁路来运输，并且与上海密切相关。

还有，就在清朝的最后一年，即宣统三年（1911年），江苏省丹徒人马幼眉在朱家角镇创办了青浦县的第一家电灯公司。 辛亥革命后，即民国三年（1914年）四月，“珠安汽轮”设立，在朱家角镇与青浦县北的铁道要冲安亭之间开通了定期班轮。 蔡承烈的举动并非孤立的，是朱家角镇这种经济基础近代化的一环。

这样，朱家角镇的近代米行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开始起步，但有关此后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具体发展历程，在此次调查中未能获知。不过，米行此后继续稳固地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改国号为民国时，该镇已经成为以米行为基础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地。新《青浦镇》各项指出了这一点：“民国初年，朱、青两地有米行30多家，油坊5家，衣庄、绸缎、洋货、京货、山货、药材、木行等商号百余家。朱家角尤为繁荣。”（第十四篇《商业》【商业体制】“私营商业”）“清末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商业的产生和发展，逐步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商品流通渠道和多种进货形式，促进了商市繁荣。农产品流通，以朱家角、城厢两地米行为主。稻米、菜籽由米行、油坊收购加工，少量当地销售，大部销至沪、苏、浙市场。米业公会成立后，与外埠米商建立直接的经济关系，进一步疏通渠道。民国初期，朱家角镇已经成为本县农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各米行不仅主营粮食，而且兼营部分农业生产资料。”（第十四篇《商业》【流通渠道】）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米行收购的米大部分销往上海等青浦县以外的市场。可以推断朱家角镇米行的发展，是与上海等外部市场的扩大相呼应的。

日本农商务省农务局于大正五年（民国五年、1916年）在中国各地对米做过调查，第二年刊行调查报告。 据报告，1915年时上海的人口大概为六十五万人，上海因其交通之便，“作为物资集散地市场是中国第一港。”“作为米之集散地也是中国第一。”该报告在此前提下，列举了10种米，说明了它们在上海的行情。 在列举了“常州米上等机器白”“松江米上等机器白”“松江民船移入米”“苏州同里米上等机器白”后，作为具有第五位价格水准者举出的是“珠角米上等机器白”。有关用作米交易的量具，在列举上海、苏州、成熟、吴江、同里等九种枡的同时，说到了“角里”使用的“枫云斛”。 朱家角镇的米在上海米市场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地位。

民国九年（1920年）东亚同文书院实施了第十九次中国调查。据此次调查载， 作为江苏省内的稻米产地，现在属于上海的，从清代太仓州内举出了“南翔”，从松江府内举出了“松江、朱家角、上海附近”。有关该省集散地，虽然没有直接点朱家角之名，但“松江、无锡集散额大，但并未由此直接向省外运出，大部分运到了上海，成为中转市场。”这暗示朱家角也有同样情况。

近年，久保亨在分析中国近代棉业地区的不同结构时，以上海、江浙、华北都市部分、华北内陆部分、华中城市部分、华中内陆部分等为对象，对1922、1930、1936年中国资本经营的棉纺织工厂纱锭数量和日本资本在华经营的纺织厂纱锭数量进行了比较。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七七事变爆发，除了日本政治军事压力明显的华北城市部分，中资工厂与日资工厂是在竞争中发展。根据其研究数据，如果将1930年作为指数100，在纺织工业中心上海，日资工厂为51→100→116，中资工厂为65→100→117，两者相互竞争发展。这一事实也说明上海的劳动力在集中，粮食需求在增大。上海商业储备银行调查部编《上海之米及米业》载， 上海粮食委员会算出的民国19年（1930年）上海市米谷销售额达388万8880石。不过该调查数据仍未反映出实际状况，首先，上海市公安局民国19年的人口调查和工部局民国18年（1929年）的调查显示，当时上海总人口是，男性152万，女性107万，共计259万人。据此推算一年需565万余石。并且，上海粮食委员会统计的运抵上海的米谷数量达到716万12石，即使其中一部分又运了出去，上海市的粮食需求也会接近565万余石。

有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的状况，依据羊冀成的《松江米市调查》（社会经济调查所编，1940年） ，前引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的《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记载如下：“事变前松江、青浦两县一年的运出数量”合计265万石，其中青浦城区（县城地区）30万石，朱家角40万石。而且，这265万石中，运往浙江省、上海市东南方的南汇、奉贤、川沙三县的共计86万石。扣除这一部分，“余下的179万石主要被运至上海。”有关这一数据，引用它的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自己也表示怀疑，认为松江、青浦两县运出的总数265万石中由松江县城区运出的65万石，应该修改为30—40万石。 另据新《青浦县志》载，四十年代、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统计是，青浦县“全年可产糙米100万石左右（每石75公斤），除本县消费80万石外，还外销20余万石。外销流向主要是上海市区。” 《松江米市调查》的统计是青浦县城地区和朱家角镇一共70万石，这与20万石之间有极大缺口。如果是20万石，在上海市场388万石，或者565万石中所占的比重，则是5%，或者3.5%，但是，以朱家角镇为主的青浦县米行背后存在着的上海市场的巨大需求，是必须加以确认的。

（4）全盛期的朱家角镇米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七事变为止，朱家角镇的米行，在何种意义上属于该镇商业核心的存在呢？下面以雷家麟的回忆为主对此加以考察。

如前所述，民国初年朱家角镇已经有30余家米行。雷先生开始在米行工作的三十年代，正缘公、恒益丰、合丰恒、聚源全四家最大，此外“有很多中小米行”。 新《青浦县志》在介绍朱家角镇的部分说：“民国时米市极盛，青角薄稻米名满遐迩，其时漕港两岸的米厂、米行、米店就有百多家。每届新谷登场，河港几为米船所壅塞。” 就是说，不仅有米行，包括加工米的米厂、零售的米店在内，米业达到百余家。

如反复所言，在朱家角镇，水量丰沛的漕港河自东而西流经镇偏北处，与十六世纪中期建造时一样，放生桥现在仍以美丽的弧线横跨在这条漕港河上。 在放生桥西约百米处，漕港河与从南边过来的一条河交汇。从放生桥经漕港河向西，通过上述交汇点向南一直到架在城隍庙前的第二座桥附近，这里的沿河地段形成了朱家角镇的中心商店街，至今仍一如既往。 就在这一角，最靠近放生桥处有合丰恒，上述河道交汇处旁有恒益丰，过交汇处沿着漕港向西，往天主教堂方向稍走片刻是正缘公。与这三家方向相反，聚源全则位于经放生桥往北流淌的漕港河北边，大淀湖之南 ，当时隶属于昆山县井亭镇。

包括这四大米行，米行店铺都是面河而建。面河部分则建有“水桥”，这种驳船处。农民把船停泊于此后，扛着一袋袋装满米的麻袋去叫“行场”的堆货场地。每袋米相当于五斗。“行场”大概七八十平方米至一百平方米。在那里由店员称重，然后卖给米行。

米行的店员，接过农民的麻袋后，在“行场”每15袋堆成一堆。所以，米行经营规模越大“行场”越大。

“行场”只是当天用来处理的地方。到了下午，根据质量来分类，有的送到米厂去，有的装到来米行采购米的“粮商”船上，有的进自家仓库。这样处理基本结束后，就为第二天[从农民那儿]的收购做好了准备。

营业的主要场地为“行场”，仓库在“行场”的一角，那里不能存很多，因此在别处设有仓库，有时设得很近，有时隔开几户人家。仓库相当多。

“行场”旁边有账房。农民卖了米后直接去账房取钱。去时拿着店员出具的“传票”，上面写着此人卖了几斗几石，钱款多少。账房里有存放银子的箱子。账房先生负责付款。账房分正账房和副账房，分别相当于现在的会计和出纳。大的米行在账房后面还有一个房间，叫后账房。这是做内部账目的地方。

最里面是办公室，用于接待来宾，或者充当店员休息室，不过地方比较小。有时候，“行场”本身是两层结构，二楼也有休息室。

米行有各种职务。 雷家麟的父亲在恒益丰担任“出师”一职，负责与外面来米行采购的商人打交道，谈价格。“出师”仅次于负责人，是相当于“经理”的重要职务。雷先生之兄也在恒益丰工作，担任“管栈”一职，负责根据质量把农民卖来的糙米分类，把原样卖出的米和用作精米的米分开。雷先生自己在恒益丰担任“外场”一职，负责从农民那里收购米，检查农民卖来的米的质量，根据结果决定买价。在恒益丰工作到1947年后，雷先生离开这里进了一家叫隼丰永的米厂。这是家加工米的商店，近期准备开始收购米的业务。雷先生在此担任经理，是被人叫做“老大先生”的负责人，另外还有店“老板”——主人。雷先生一并负责从农民那里收购米。雷先生通过在恒益丰数年积累的经验而“熟知农村”，“农民对自己也很了解”，他虽然当了经理，但也担任“外场”的收购工作。

朱家角镇米行的繁荣，如前所述，是由向上海市场为主的地区供应大量收购的米所带来的。在此，作为“青角糙米”而闻名的当地产米品质优异，给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关此，1991年1月雷先生的谈话大意如下：

青角是青浦、朱家角之意，是具有老来青、薄霜青、太湖青等七八种名称的粳米的总称。其特点是未被杂交，十分单纯，精米技术也很优秀，粘性强，颗粒晶莹透明，在上海市场相当有名，一般称作“青角薄稻”。如“薄霜”名字所示，收获期晚，栽培上花时间，到开始下霜时仍是青色，“老来青”的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栽培时间长，就会产生糯米一样的粘性。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促成朱家角镇繁荣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于，包括当地的米在内，广大地区的农民来朱家角镇卖米，因此收购方才能选择出优质米。雷先生1989年11月、1991年1月都强调了这一点。 就是说，来卖米的农民居住地，遥遥超过了旧朱家角镇的范围。旧镇是在至1990年11月为止的现朱家角镇市街地周边展开的，达到了镇“方圆一百里”。具体而言，涉及东边的松江县泗泾镇、上海县七宝镇，南边的松江县城所在地松江镇、小昆山（现昆山乡人民政府所在地），西边的江苏省吴江县、浙江省嘉兴县，北边的昆山县千墩镇。

那么，为什么如此广范围的农民到朱家角镇的米行来卖米呢?1991年7月访谈时，雷先生说，朱家角镇有三个收购菜籽油原料进行加工、销售的油厂，名聚源全、聚源圆、聚源太，都是自称蔡姓的同族经营，而聚源全与前述四大米行中的同名者是同一经营实体。朱家角镇是米行的中心地，同时也是这些油厂用菜籽的集散地。对于相关理由，雷先生首先举出了交通，“当时的交通，陆上说不上方便，都是依靠水路。朱家角镇的水面开阔，就是说漕港河幅非常宽，所以很多大船可以并列停泊。如果水面狭窄的话就不行。”他又进一步补充了几个相关情况：

朱家角的米市场[繁荣]，与菜籽一样，除了水上交通方便外，最主要原因可以首举收购价格高。收购价格〔对卖方〕合理，是因为靠近上海，行情掌握得快，销路也马上就有。（省略）第二个是资金丰富。农民卖了米马上就能拿现钞回去。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现金呢，朱家角有四家钱庄，它们随时[给米行]提供现金。农民来卖米时，农民不需要担心拿不到现金。第三个是，来往船只载米而来的话，都会换回生产用品、生活用品回去。朱家角什么商品都有，并且价格比附近的小镇便宜，商品多，商品的种类也多。因此，朱家角作为米市、菜籽市场得到了发展。

雷先生这样解释了朱家角镇米市和菜籽市场繁荣的原因。第二天访谈时，根据上次座谈会记录，就米行发展最繁荣时期1933—1936年之间的情况，作了进一步介绍，包括朱家角镇的整个商业，甚至是朱家角镇本身在“方圆一百里”的地位，是从镇上从事商业者的角度进行的全面说明。以下不避重复一并记上：

朱家角的米市如此繁盛的第一个原因，是资金规模大，来自农民的购买量大，还有钱庄、银行[的供给]。

第二个原因是，诚实处理事情，使收购价格合适，重视诚信。收购价格比其他小城镇都高。有关重视诚信，举一个例子，当时银钱和纸币是同时使用的，市场上伪造的银币不少，也有假纸币。在我工作的米行，从我进店前的前辈开始，付银钱时一定盖上[店的]印章。纸币上则写上店名。这样农民来这米行卖米拿到钱款时，就不会碰到假币，能够放心。这样就保证了信用。

第三个原因是[朱家角镇]各行各业齐头并进。棉布、绸缎、毛织品、生活用品等店应有尽有。服务行业也是，茶馆、饭店、浴堂、书场等大概有四、五十家。

第四个原因是市场信息来得快，买卖及时。座谈会时，过去的店员对我说，1911年时公共汽车还没有开通，也没有电话，我们朱家角镇的米市行情，是让人跑出来的。我们米行自己建立了“民信局”，那时候，如果经过邮局，信到上海往返要五、六天。于是，我们这里的信息，派一个人跑到松江县的泗泾，上海也派人跑到泗泾，在泗泾互相交换信息，把上海的信息带回来。一人[从泗泾]跑回去[上海]，我们朱家角镇的信息也传到了上海。这样一天就能把信息弄到手，所以，市场信息传得快，能够及时掌握上海米谷市场供给和销售情况。

第五个原因是掌握了销路。选好优质米加工后运到上海，有的还被再次挑选输出。其他的则直接卖给前来收购的中小米批发商。品质更差的做酿酒的原料。米[从朱家角镇]通过各种销路卖出去，全部销光，再[在朱家角镇]收购米，资本周转就快起来了。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上海市场的存在对于朱家角镇的繁荣而言是决定性的。这一点在这次座谈会记录中，通过说明上海米市行情的重要性和销路的确立得到了充分显示。有关谈话中说到的各行各业齐头并进，例如，1989年调查时，有人说向销售以棉、绢、毛为原料的服装和布料的商店供货的是上海批发商。 对于米行以外的行业来说，上海的存在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雷先生及其引用的座谈会参加者的强调之处，无疑都是朱家角镇米行、或者担负着朱家角镇商业经营的这一方的活动样式。那为什么以米行为主的朱家角镇商业的活动样式具有这种特点？对于笔者的再次提问，雷先生列举了近代米行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历史传统、企业为在与“各地小米行”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并且发展而付出的努力。 但这仍是有关经营一方主观性侧面的分析。这样，雷先生有关朱家角镇米行繁荣原因的见解强调的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但是，他在回答上述再次提问时，最后又说：“做买卖的话，就必须采取这些措施获得农民的信任。” 指出了与上海市场的存在同时必须关注的客观条件——与农民关系的重要性。

有关米行值得注意的是，其在朱家角镇的活动并非仅仅停留在商业领域。据雷先生1991年1月说，以米行为主的朱家角镇“米业”对于镇这一地域社会本身做出了贡献。 其贡献有，1920年设立“重贞女校”，专招女生入学接受小学教育。“米业”还在三十年代创办“商民夜校”，设外文、国文、数学等课程，让“米业”的店员子女接受教育，同时也让其他商业行业的店员子女入学。与米行一起支撑朱家角镇商业的菜油生产、销售业经营者之一、元号油坊的经营者，即前述蔡承烈也在民国初年建一小学，取其字一隅冠名为一隅小学，至1949年解放，一共送出了34届毕业生。 一隅小学就是今天的石街中学，位于朱家角镇公交中心附近。遇到自然灾害时，米行以平时的价格卖米给流入本镇的灾民，或者无偿提供。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7年紧接着七七事变在上海发生的八一三事变，两次事变时，米行每天都向露天生活的避难民众施粥，进行救济活动。

就像开办油坊的蔡承烈那样，米行和以米行为中心的“米业”在地域社会实施的这种活动，是经营者个人所为，还是由行业作为共同事业所组织进行的，并不明确。据雷家麟先生说，作为米行乃至米谷销售业者的同业组织，同业行会到1949年解放为止都没有具有名称的正式组织。1991年1月访谈时，雷先生说：“这里（朱家角镇）有米行厅，相当于当时的同业行会，米业是朱家角镇最大的行业，所以叫米行厅。”“米行厅不是一个组织，只是同行在那儿聚会，喝茶聊天中自然形成的，与组织有同样一面。并不是制度上（意义）的组织。” 但是，雷先生在当天访谈，谈到1937年以后的抗日战争时，如后所述，使用了米行的同业公会这个词，还说到了组织方面的活动 ，令人感到米行厅事实上发挥了同业行会的作用。开油坊的蔡承烈拥有他人无法比肩的财富，独自负担了一隅小学每年的经费。 因为雷先生完全没有提到特定的人名，笔者推测上述米业的各种活动与蔡承烈不同，是“米业”共同实施的。

（5）朱家角镇的繁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米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有关当时朱家角镇的商业状况，已经多次言及，但还是在此对其全貌加以概括。新《青浦县志》第十四篇、“商业”所载的一段文字可以提供线索。 顺便说一下，两代人前的民国七年（1918年）刊行的《江苏视察实业报告书》有如下一节：“城厢内外商店百余家，尚称富裕，最盛者以朱家角称首，练塘次之。普通商业以绸缎、衣庄……为大。” 就是说，经营绸缎、棉织品这两大纤维制品的商店已经具有很大规模。

前面说到的位于北大街的永泰源绸布行，除了绸缎外，还综合经营棉布、毛纺织品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扩大资本进行改组，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经营迎来最兴旺之时，库存价格3万元，流动资金3万元，应收账款3万元，一年营业额12—13万元，其时价相当于糙米两万石以上。 据说“该店有职工20余人，每个老职工各有熟识的常年主顾，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源源而来。”

被视为商品供给业务主干的日用杂货、五金，还有作为主要嗜好品的酒、烟、糖在整个青浦县都有销售，其商店并非特别集中在朱家角镇。另外，至今仍是青浦县商业主要业务之一的肉类、淡水水产品、蔬菜、水果、家禽、鸡蛋等，包括露天商贩和行商在内销售渠道遍布全县。不过，解放前全县销售腌、鲜猪肉的150余家店中，有27家集中在朱家角镇，一年鲜猪肉的供给量达到125万公斤，在诸如此类方面，朱家角镇的营业非常活跃。 加工的食品虽然全县都有销售，但朱家角镇拥有全县著名的老铺，前述生产销售酱菜、豆腐乳、酱油、老酒等的义成泰酱园，在七七事变前夕扩大经营，有店员70余人，前店后工厂，在塌桥设立分店。

在朱家角镇，与纤维产品同时令人注目的是肥料。 豆饼是作为金肥使用的。三十年代的青浦县，全县经营麸子、豆饼的店有70余家集中在县城、朱家角、练塘等大镇。朱家角有17家，其中的德丰慎号资本最雄厚，从江苏省戚墅堰、无锡、常州等地进货，一年销售豆饼12万张。化肥则由经营麸子、豆饼的商家同时出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朱家角镇的义茂善、龚润昌两家商店作为美国洋行的代理店销售“狮子马”这一商标的硫胺，是销售化肥的先驱。新《青浦县志》记载说这一年全青浦县的硫胺销售量是42.5万公斤。即使达到这一数量，豆饼仍旧占了大部分肥料市场。 顺便说一下，像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指出的松江县华阳镇那样，由米行兼作肥料商的情况 ，如前所述，就青浦县而言访谈调查和文献上都没有明确提到。仅就新《青浦县志》的记载而论，在朱家角镇好像肥料商和米行是分别独立经营的。

作为外国洋行的代理店，耐人寻味的是煤油。在广大农村煤油是照明用具煤油灯的燃料，大部分烟店零售煤油。该县五家销售店都是扎根于上海的英、美等国洋行的代理店。其中朱家角的信孚裕规模大，资本多，在练塘设有分店，同为朱家角的协记恒则代销美孚洋行、德士古洋行的煤油、柴油、车油等。

再看药店。全县有70家，大镇多则六、七家，小镇也有一、两家。朱家角镇因资本雄厚、经营内容充实，有前述全县最大的童天和及张广德两家，加上其他的共四家。

有关1949年解放前的饭店、点心店、书场、浴室、旅馆、理发店、照相馆、洗衣店、染坊等服务行业，新《青浦县志》说“不甚发达”，但有关朱家角镇的这些行业还是留下了相当多的记载。

据载，解放前全县有饭店、点心店490家，其中7家有名厨。7家中朱家角镇有茂林馆、长兴馆、黄义顺3家。

茶馆“既是城乡居民消遣休息、交换信息之地，又是江湖郎中卖药、民间艺人卖艺场所。”新《青浦县志》在对茶馆如此概括说明后，记载说七七事变前县城、朱家角、练塘、金泽、重固等大镇[分别]有茶馆20家，偏僻的村镇也有两三家。 1989年11月访谈调查时，雷家麟先生说朱家角镇“解放前有大小茶馆合计20多家，大茶馆有200—300座席，中小茶馆有数十个座席”。 新《青浦县志》特地列举了朱家角镇的俱乐部茶馆、凤声阁茶楼、桥楼茶馆，对于其中位于漕港河畔的俱乐部茶馆这样介绍说：“面积有285平方米，较为宽敞，供应各式点心，营业鼎盛。” 俱乐部茶馆现在也以昔日的规模保留在北大街一角。 其特殊之处是在二楼。1989年11月访谈调查时，雷家麟先生说：“一楼当时是停靠船的地方。当时陆上交通不发达，都依靠水路。去上海时，边喝茶边等船。听到船的声音去乘时正好，很方便。”

解放前的书场有和茶馆合起来经营的，青浦县城有金谷园等数家，朱家角有民乐、怡乐两家。公共浴室解放前县城、朱家角、练塘三镇合计4家，朱家角镇的俱乐部浴室在同名茶馆的一楼，规模最大，有80个座位。浴客以客商、渔民、船民最多，服务项目有擦背、捶背、捏脚、修脚等。 有关三十年代朱家角镇的旅馆、理发、照相、洗染状况，该志没有特别记载。

总之，各行各业活跃的商业活动与米行及其与米行性质相同的油厂的发展齐头并进，共同支撑了解放前朱家角镇以三十年代为中心的繁荣。不过，这种商业活动的对象是地域社会的何种阶层？尤其是自己从事耕作的广大农民阶层与这种商业上的繁荣相关吗？

如在合丰恒工作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雷家麟先生前面所回忆的那样，秋收至正月这段时间，农民用船将自己栽培、收获的稻米运到朱家角镇米行的“行场”，在账房拿到钱款 ，此时会在朱家角镇休闲购物。1989年11月访谈时，雷先生对茶馆的介绍中，有这样的发言：

周围的农民来要去镇上、去集市的话，都来朱家角镇。他们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也去服务设施玩。茶馆、戏馆、书场、菜馆等，都是其他几个镇比不上的，具有相当规模。周围的农民来这里卖掉稻谷、糙米等，购买生活用品、生产用品回去，也看看戏，喝喝茶，下饭馆吃饭，去浴室。这也是当时繁荣的一个方面。

俱乐部茶馆在朱家角属于高级的，大部分客商都去那里。其他还有几个，去的主要是当地的农民和附近的农民。[茶馆在农民]喝了茶后，渐渐变成市场，不是正式的市场，而是交换商业信息的场地。

1991年1月，解放前为米行店员的叶祉涛、蜡烛店店员的施维龙两位也这样说：“解放前确实有很多茶馆，农民一般去小茶馆。大茶馆茶叶品质好，价钱贵，全是上流人，有些人与农民合不来，难说上话，因为话不投机。在小茶馆说话的都同是农民，比如说聊聊米价等等。（以下省略）” “在茶馆中，也有并不那么大，但只有有身份的高雅人士去的地方。（以下省略）”

另据叶祉涛、施维龙两位说，当时茶叶价格折算成现在的物价，便宜的3角，贵的1块左右。 当问及解放前他们在镇上当店员时是否去茶馆，两位如此回答：“喝茶的人大体上是一定的，泥瓦匠、木匠、农民等。商店的老板需要商谈时也会去茶馆。商店的店员不去茶馆，既不想听茶馆的言谈，也有工作离不开店铺。”

这样，在镇上施设的利用方面，因职业或阶层，还有镇、农村这种居住地的不同而相异。两位还说到茶馆以外的情况。据说，菜馆除了镇上的商店用来接待顾客外，客商也去。农民去但不那么多。戏馆与茶馆不同，因为女性能去，所以很热闹。浴室以商店的店员为主，镇民们去，农民不太去洗，洗也是在自己家洗，所以不来。没有设女子浴室，女的也不去。这是茶馆、浴室因性别在使用上的差异。

就像通过茶馆以下各种服务设施所看到的那样，有关销售衣料等生活用品和化肥等生产用品的商店，其顾客也会因商店或者销售的商品不同而存在差异吧。就是说，居住地、职业、阶层等会因顾客自身状况而异。对于这一点几乎没做调查，但通过有关服务设施的访谈可以看到，关于解放前朱家角镇以三十年代为中心的商业繁荣，不能把支撑此繁荣者仅仅归结于居住于此镇的地主、商店老板，以及来访此镇的客商等富裕阶层，从镇四周方圆百里来米行卖米的农民们，包括从富农、中农、贫农到雇农在内的广大农民支撑了繁荣的底层。这一事实通过1937年开始的极其不幸的日中全面战争得到了证明。

（6）日中全面战争与朱家角镇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日中全面战争爆发。7月30日青浦县各界人士成立“青浦县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县内各镇、乡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战火的直接影响，始于9月12日上海市东北部与长江相接的宝山、吴淞等地居民来青浦避难。 抗敌后援会与红十字青浦分会前后收容的人数达一万人。10月朱家角镇也受到影响。该月13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青浦县城，五六人受伤 ，14日朱家角镇被轰炸，20余人死伤， 30日朱家角镇再次遭到轰炸，和济栈房（仓库）等被炸，一人被炸死。 11月9日，驻守在青浦县的国民党军队向苏州方向撤退，青浦县政府亦撤离。 11日日军进入青浦县城，自此青浦县处于日军占领下。 12月在莲盛乡万圩塘 、次年1938年1月在金泽镇开始出现游击战，武装抵抗日军。

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持续进行的日中战争和日军的占领，破坏了朱家角镇米行三十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繁荣。根据1991年1月雷家麟先生从米行经营方面进行的介绍，这种破坏有三个方面。

第一，日军的侵略，使得秩序混乱。这样，米行的老板去了上海就不会来了。主要是害怕被绑架做人质，或被勒索钱财，或被日军强要接待费，这才去上海的。

第二，因为米行被强制代替日军去农村收购军米。日军征收军米时，摊派给各乡、保、甲，米行代为实施，替军队从农民那里收米。米行经营军米什么也得不到。

第三，以往当地米行是把从农民那里收购的米打包从水路运到上海销售。战争开始后，途中都是封锁线，米根本无法运进去。米行因此没法经营。

雷家麟先生还说到了农民方面的情况。 据介绍，害怕日军的当然不仅仅是米行，卖米的农民也怕日军。朱家角镇四周有日军的岗哨所，农民担米来朱家角镇，岗哨看到了就让把米放下检查。这样，农民就不想把米运到朱家角镇来。因为有上述情况，朱家角镇周围的小镇就出现了小规模经营的米行，替代朱家角镇的米行从农民那里买米。据新《青浦县志》载，出现小规模经营的米行，与青浦县的下列情况有关。 即日军占领青浦县城后，县城内的很多居民搬到了城外，这样商业中心就分散开来，城外农村的小镇就先后出现了米行、米厂、米店。

朱家角镇的老米行，虽然讨厌帮助收购军米，但无法拒绝。军米分两种，对农民的影响不同。

一是摊派，这种场合几乎什么都不付给农民。还有一种，如前所述是通过米行收购的方法，向农民付钱购买。这又分两种。一为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在上海的商社从米行购买。二为日军组织的“米统会”给米行下达指示。

上海的商社来买米时会压价，所以米行不愿意卖给商社。

米统会买米时，是派代理人来。代理人则考虑米行的报价后收买。米统会收购的数量，与米行同业行会协商，根据米行规模的大小，给各米行划定数量。

顺带说一下，雷家麟先生没有说各种情况是何时开始发生的，而新《青浦县志》概述、“大事记”则记载有：1942年冬，“日军开始在各乡镇强收军米，延续至抗战胜利。” 因此，几乎无对价的实质上的摊派，是自占领后约过了五年开始的。

如果根据雷先生的以上谈话来看，军米的收购，即使是对价支付，像上海的日本商社那样压价收购的话，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米行，都会造成大损失。米统会渠道的收购虽说会考虑行情，但与农民—米行—上海市场这样展开的传统自由买卖完全不同。1942年开始的强征，即前面所说的以乡—保—甲为单位摊派的场合，当然损失甚大。还有，稻米产量是一定的，军米一征收，农民能够自由卖出的量就少了。 到此为止，米行的经营与构成其基础的农民售米环境，支撑了三十年代朱家角镇的繁荣，而七七事变的爆发与日军占领包括上海平原在内的江南，大大改变了这一切。

日军的占领，对该地区经济，与此相关的农民生产和商业活动影响之深，其情况之复杂在农民交租方面也反映出来，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在此时期由实物变成现钱。雷家麟先生说到过相关情况，以下介绍一下。

日军的占领时间很长，在此期间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与占领深深相关。战争开始后社会不安定。日军来，抗日游击队也来，因此，住在朱家角镇的大地主离开镇去上海，不回来了，因为上海有租界比较安全。大地主一般使用被称为账房先生的代理人收地租，但他们无法将很多米带到上海去。收现钱当地租的话，马上就能拿去上海。这是促成改变的第一种情况。第二是农民方面的情况。农民带着实物地租米去交给镇上的地主时，不断受到日军岗哨的盘查。农民害怕，就用现钱交地租。现钱交地租对住到上海的地主来说很方便，也有足以让农民接受的前提。

（7）日本战败和米行、商业的新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投降，9月8日，国民党掌握的中华民国青浦县政府进入县城开始办公 ，1946年2月中旬，集中在县城的日本俘虏被送到上海。 国民党与共产党从日本投降前就激化的全国性对立，在日本投降后进一步扩大，1946年5月12日、15日，青浦县政府两次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大规模搜捕。 虽然内含这种政治上的紧张，青浦县、朱家角镇都从日本统治下解放，恢复了和平。可是，三十年代朱家角镇米行以四大米行为中心，向包括青浦县城在内方圆百里展开的繁荣，则没有恢复。

据雷家麟先生回忆，1949年解放前这段时间，青浦县米行畸形发展，小规模米行，即具有小型销售店性质的米行出现了数百家。 据新《青浦县志》载，“抗战胜利后，城区米业畸形发展，从原有的10余家行厂发展到80余家。至民国37年（1948年）全县粮油行商达300余家，分布在城厢、朱家角、练塘、金泽、白鹤江、赵屯、重固、观音堂、黄渡、章堰、陈坊桥、蟠龙、商榻等集镇。”

朱家角镇以四大米行为中心进行的收购与运销体系，在日军占领时期受到破坏。这一体系没有恢复。但是，朱家角镇米行的活动仍相应持续着，从农民那里购米这一业务也得到了继承。如前所述，雷家麟先生原来在四大米行之一的合丰恒担任“外场”，1947年辞任后进入兼营加工和收购的米厂隼丰永，担任经理。 1991年1月7日参加访谈的叶祉涛因工作至今的生产豆饼的商店关闭，也在1947年进了正丰兴米行。该米行主要由住在上海的马姓大地主出资创办。姓马的一直生活在上海，几乎不回朱家角镇，吃螃蟹的时节才回镇上品尝螃蟹。夏家的儿子夏正纪任总经理，有个姓常的任账房先生。姓常的自己也是地主，他的农民佃农们怕他就把米卖给这家米行。 叶先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我在米行担任叫做“出湖”的收购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必须去湖面收购。我乘船离开镇上的米行去农村，向农民购米，撕下传票给他们。他们带着传票来米行取钱。就是说，不是他们把米运到米行，是我们把米买回来。当时的习惯，即使不是米行的人，也可以向农民买米，农民也可以卖给那些人。有时候可以比卖给米行合算。

在外收购时需要的还是信用。农民只要跟对方熟识，即使不是米行的人，也常卖给对方。所以，我们去收购米时，名字在米袋上写好，喊名字让他们来卖米。农民们希望跟城里人交朋友，听到喊名字很高兴。价格当然也是合理的，不能让农民吃亏。农民一来米行，卖米的就多了，常常需要等，所以也往往在船上收购。为什么要从镇上出去收购，因为镇上的米行互相竞争，一人乘船出去收购，其他人也得出去收购，不然都被外面的店买去。

前面介绍过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在松江县华阳镇附近的农村进行过调查。以上详细说明的镇上米行外出收购业务，在上述调查中是以“院子前面出售”一词出现的，是从农民的角度取的名称。在调查的案例中，有17%属于这种收购方式。 因此，叶先生从事的镇外收购业务，在青浦县朱家角镇也不是1945年以后才出现的。不过，在显示农民恢复了自由买卖的同时，他的介绍让人感到朱家角镇的空气与三十年代不同。如前所见，以县城为中心出现了很多新米行，这是三十年代没有的。它们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朱家角镇米行的优势进入相对状态。在此状况下，镇上过去的四大米行迅速失去优势。久保亨认为，以一百年为单位来宏观考察中国的整个商业、金融业的话，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工业化在处于停滞状态中发展”，“是战时经济色彩显著的时期，因战争影响而引起物资匮乏。投机性商业活动也因此活跃过，但那只是活跃一时便结束了。” 以上概括性总结或许适用于1945年以后青浦县和朱家角镇围绕米行发生的变化。

叶祉涛1947年后工作的朱家角镇米行正丰兴1951年关闭。 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最后阶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朱家角镇

1949年4月下旬，发生了一件事，国民党政权下的江苏省政府向朱家角镇派遣武装部队，硬是拿走了粮商的400余石米。 而到了5月中旬，朱家角、县城地区以及练塘三镇的米业捐献给共产党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70万公斤米，支援解放上海。 1945年以后朱家角镇在青浦县及其周边地区米市的优势，虽说出现了阴影，但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同时，4月和5月米的流向形成对比，象征着政治的转变。5月17日，共产党领导下的青浦县人民政府建立。

1949年5月，青浦县人民政府成立粮食局，逐步将粮食贸易统管起来。 过了四年，1953年末，朱家角镇所属的青浦县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和食用油的政策。根据新《青浦县志》，其大致情况如下：

（1）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这就是统购。

（2）对农村缺粮户和城镇居民口粮实行计划供应。这就是统销。

（3）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格管理私营粮食工商业。

（4）在中央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调整下，与地方分工负责管理粮食。

在社会主义粮食管理制度建立过程中，作为私营粮食商工业重要一环的米行，还有米厂、米店被视为不得不停止旧式形态经营的对象。朱家角镇的商业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支撑了朱家角镇的繁荣，1937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军事占领时期出现了停滞，1945年以后则在畸形发展中，不断丧失昔日的那种繁荣，但到五十年代初仍保留着潜在力量。然而，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叶祉涛工作的米行正丰兴的关闭便是此过程的表现之一。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样的过程：县仓库的备存量随着仓库容量的扩大而激增。新《青浦县志》记载说，1947年青浦县“田粮处”负责管理作为租税征收的粮食，该处仓库的容量不满一百万公斤，但1953年全县的粮食仓库容量早已达到五千万公斤。

解放后的社会主义粮食管理制度的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过去的米行和粮食市场等是如何改变的，1989年11月4日、1991年1月7、8日的调查，未能就此过程进行充分访谈。因此，除了对此间政策的根本改变作一般记述外，无法做更多的考论。只是在此期间通过访谈获知的雷家麟、叶祉涛、施维龙三位社会活动的变化情况，也是反映朱家角镇商业历史片段的资料。

叶先生说，如果用公私概念的话，米行正丰兴当然是属于私营，1951年该米行关闭后，我进了青浦县政府商业局，负责采购米。1955年被调到朱家角镇政府，先后在水产站、烟糖[商店]、百货商店这些国营商业单位工作，后来进了商业站做副主任。商业站属于上面所说的商业局，是管理城镇商店的机关。朱家角镇的商业站受镇政府领导，对镇上医疗、食品、百货、燃料、烹调用品、蔬菜六类国营商店的进货、批发、零售加以管理。比如说，在国营菜场，检查蔬菜的进货情况，进行适当的定价也是工作之一。

施先生以前是蜡烛店店员。1945年以后，镇上有两大商店经营香烛及杂货，批发兼零售，不仅本镇，也批发给其他地方。这两家一是同和福，一叫天泰蜡烛坊。朱家角镇得水路之便，船只来往频繁，个人跑班船的老板不少，因此各地都有了班船。向各地批发就是通过这种班船进行的。施先生工作的同和福在两大商店中，批发、零售都特别兴旺。但解放后该店关门，施先生失业。原因不仅仅是私营大商店，还被批判为“迷信”。失业后，施先生在自己家开了烟糖店。1956年实施公私合营政策，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大小32家烟糖店合并成一家公私合营商店，下设32个门市部，施先生任经理。32家门市部渐渐被淘汰，1958年大跃进时，减少至5到6个。1960年朱家角镇设立上述商业站后，施先生也和叶先生一样在此工作。

解放后，在米行兼作米厂的合丰恒任经理的雷家麟，1950年参加了全县八地区结成的朱家角镇工商联合会（工商联）筹备会。工商联是在新青浦县政府关心下，1949年朱家角镇，即当时的朱家角市首先试点成立的。不管规模大小，所有商店都要参加工商联筹备会。雷先生不是合丰恒的老板，是经理，因为老板不住在镇上，所以参加了工商联筹备会。

解放前朱家角镇有过朱家角商会，纯粹是为工商界服务而联合成立的组织，但同时也辅助行政当局，负责从工商业经营者那里集资征税。解放后的这个工商联筹备会，是行政当局与工商业经营者之间的桥梁，负责居中联系。例如，收税提过通过工商联筹备会彻底实施，国家的工商业政策也通过它加以普及，而各个工商业经营者的任何要求也通过工商联筹备会向政府反映。工商联筹备会就是具有这种作用的民间组织，私营工商业经营者是主要成员。

至1956年公私合营实施为止，工商联筹备会致力于推进行政当局实施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同年所有企业完成公私合营后，青浦县工商联合会正式成立，联合会的总会设于县城，朱家角镇、县城地区、练塘镇都设其分会。据雷先生说，在此之前，一实行土地改革，资本家就感到最终会失去自己的商店。但是，当时的共产党采取赎买政策，对人给予工作，对企业的资产采取有偿赎买的方针，拿出了与对待地主完全不同的方针，商工业者都积极接受改造。包括经营者的代理人雷先生在内，朱家角镇的中小经营者在公私合营时，都在红纸上用大字写上申请书，请求公私合营。雷先生成为如此成立的青浦县工商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青浦县工商联成立后，将活动重点放在对老板、小业主、小商贩这些昔日的各类经营者的思想改造上，使他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因为虽然公私合营了，但还是有人担心，觉得还是跟别人分开来自己做好。与筹备会阶段不同，尽管在各镇设了分会，但基本单位是县，总会放在了县政府所在地、现在的青浦镇。旨在保持商业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的工商联，是为了方便与以县为中心的国家行政体系密切联系而设在县上的。朱家角镇的商业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与当时县政府领导的行政分开进行的，在五十年代的商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化过程中，则开始接受与其地域性基础不直接对应的县级行政领导。

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商联本身停止了活动。197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级以上的工商联恢复，除了公私合营以来的老企业会员外，开始组织从事工商业的新企业会员。所谓新企业包括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综合物资单位、为吸引外资而办的合办企业等。新的工商联与过去的工商联由个人会员组成不同，活动重点也在与国内外企业的互相介绍、联系上。雷先生认为现在的工商联处于转换时期。

三、代结语——九十年代的朱家角镇

现在朱家角镇在两大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朱家角镇人民政府与朱家角乡人民政府的合并。自朱家角镇1955年成为县属镇以来，两者大概分了35年。至此，前者管辖传统上的朱家角镇，即拥有市街地区的城市性集落这一部分，后者则管辖11个行政村构成的朱家角乡。如前所述，笔者在两年前的1989年调查时，与镇、乡两级政府的干部商妥，对镇、乡了解解放前历史的人们分别进行了访谈调查。那时的印象是，朱家角镇的经济与朱家角乡的经济还未有机地融合，原因在于镇、乡的行政处于分离状态。就是说，在朱家角乡，如果引用新《青浦县志》所载1985年的数据，有14家乡营企业和41家村营企业，其劳动力丰富，达到4689人，乡的工业生产正依靠这一力量发展。以此工业部门为中心，该乡农业、副业、工业总产值共达6172万元。 而在朱家角镇，根据新《青浦县志》所载同期数据，有74家零售商店，673个店员，一年的销售额为3172万元。 还有26家制造工厂，生产额638万余元。商业、工业产值合计共3810万元。 但是，镇上的市街地区并未显示出生机。1991年1月4日下午，笔者与镇政府数名干部、县政府一名干部召开座谈会时，就这一点提出问题，如前所述，对方透露镇和乡就准备在一月合并。笔者感到这是极其自然的。

二是新城市规划的设计。1989年调查时镇政府对我们说过，朱家角镇在八十年代前期就制定有“朱家角镇总体规划”这一城市规划。现在的新城市规划名为“朱家角镇北大街浜河一侧保护振兴规划研究报告”。该规划直接聚焦于朱家角镇的老街北大街，但实际上其内容关系到全镇的复兴。（草案）

朱家角镇是上海唯一保留下来的江南水乡古镇，市街地区（面积）1.25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万3300人。古镇具有悠久历史，明中叶即已兴起，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相传有比喻为长虹的放生桥、保留有殿阁的城隍庙等12景。古镇有漕港、大港等河流交错纵横其间，并有大淀湖荡漾其北，三汾荡傍倚青平公路，水乡风光之秀丽，堪称上海一绝。然而由于历史变迁，过去以水运为主的农工贸事业转变为以陆路为主，因此朱家角老镇日渐衰败。过去有商店1000余家，现今仅有100家余。古旧房屋占5%，其建筑面积约占10万平方米，其中危房达5400平方米，北大街在这中间尤其突出。北大街从[架在城隍庙旁大港河的]韵桥（新桥）开始至放生桥，长约400余米，滨河一侧有7087平方米的房屋，古旧危房占半。

1990年5月23日，青浦县和上海市规划局与各方面专家、技术人员召开座谈会，委托上海市建筑学会都市计划学术委员会研究北大街浜河一侧保护、振兴计划。该委员会以“朱家角镇总体规划”为基础，在青浦县建设局、朱家角镇政府、朱家角乡政府的领导和技术干部的大力支持下，于同年8月31日完成上述“研究报告”。如以上引文明确显示的那样，该“研究报告”严酷地确认了以水上交通和商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旧朱家角镇的衰亡，希望将朱家角镇，正确地说是1991年1月以后成立的朱家角镇市街地区，作为历史文化古镇而重建。具体而言，对个别老朽建筑加以改建，保护好北大街原有的街景，以及放生桥、城隍庙等文物，同时开发旅游，争取新的经济发展。

有关朱家角镇的陆上交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至朱家角镇的沪朱公路建设计划因财政困难和抗日战争而中断，解放后原有道路得到修整。1965年连接上海市区—青浦县青浦镇（旧县城地区）—江苏省吴江县平望镇的沪青平公路开通，该镇陆上交通获得真正发展。 如第二节（3）所述，昔日朱家角镇确实构成青浦县一带名副其实的水上交通网中心。上述“研究报告”将朱家角镇衰亡的原因，主要归于交通手段从水上向陆上的变化，是有充分理由的。但1937年后日占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管理制度的实施，至1956年公私合营为止的私营商业改造，此间以米行为中心的近代朱家角镇商业本身是一路衰退而来，这也符合本章所论述的。一直在朱家角镇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雷家麟、叶祉涛两位将其青年时代在米店当店员的三十年代，评价为朱家角镇最繁荣时期，在此意义上还是富有启发的。

显而易见，在镇、乡合并中，由乡的乡镇企业带动起来的工业发展所培育成的经济力量，在复兴新生朱家角镇的市街地区上将发挥重大作用。而且，作为其复兴基础，商业需要新的发展也是无疑的。可以认为，上述旅游开发及街景与文物保护计划，是为此制定的必要条件。

但是，保证作为该镇市街地区复兴基础的商业获得新发展，实现此地域社会自立发展的真正条件是什么？以本章所述的有关该镇的历史感受而言，所需的条件，本质上就是环绕着该镇市街地区的流通机构本身，与以老朱家角乡为中心的市街周边地区的农业、副业、工业生产及消费需要连为一体，以此为基础获得再生。流通从国家—上海市—青浦县—朱家角镇这一延伸下来的行政线上相对自立，与再生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吧。镇与乡的合并，其巨大意义就在于隐藏着以下可能性：促进这种流通的再生和向自立发展。

【补记】

1.本章原载于拙著《江南三角洲城镇研究——从历史学和地理学进行的考察》（1992年）。如副标题所示，该著集中了包括笔者在内三位中国史研究者与三位地理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以下为各章标题、执笔者姓名、研究领域。序章“江南三角洲城镇研究——由实地调查与历史学、地理学进行考察的尝试”（笔者）、第一章“中国江南三角洲的地形形成与城镇的立地状况”（梅津正伦、自然地理）。第二章“朱家角镇略史”（笔者）、第三章“有关清末江南的镇董——以松江府、太仓府为中心”（稻田清一、中国史）、第四章“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朱家角镇之例”（高桥芳郎、中国史）、第五章“上海市周边地域集落系统的空间构造”（林上、经济地理）、第六章“苏州市与周边集市的现状”（石原润、人文地理）。附录“市镇研究文献目录草稿”（笔者、稻田）。

对于《江南三角洲城镇研究——从历史学和地理学进行的考察》，发表时以下四位进行了评论。其中的③④在论述中特定本章进行了评论。对此还未能直接答复。

①斯波義信：《実態調査による新しい中国歴史·地理研究”》，《エコノミスト》1993年1月12日号。

②中俣均：《江南デルタにおける共同実態調査》，《地理》三八巻四号，1993年。

③石田浩：《社会経済学》五九巻二号，1993年。

④小島泰雄：《東洋史研究》五二巻二号，1993年。

2.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的文献中，有关前述“市镇研究文献目录草稿”发表以后出现的研究，拙稿《清代江南デルタの郷鎮志と地域社会》，《東洋史研究》五八巻二号，1999年，本書第九章有所记载。以下介绍一下公开刊行的与本章主题相关的主要论著。

①费孝通：《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1994年）以及《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1995年）（两篇均收入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又收入《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

②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鎮社会史研究》，汲古書院，1999年。

③濱島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

④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④川勝守：《中国域郭都市社会史研究》，汲古書院，2004年。

3.英伸三《上海放生橋故事》（株式会社アートダイジェスト、2001年）是1992年起八年间拍摄的朱家角镇放生桥（参照333、334页）摄影集，是围绕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所建该桥现代生活的精彩写照。1992年是笔者1991年补充调查的第二年。

（许金生译） jY++AJc88zO5WuK7ez7guPWSD8MPjQinugJgOPVyx55s79dfzQubyEIzLIQ7rK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