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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到现代，江南三角洲即长江下游南岸的三角洲地带，始终占据着中国经济的核心位置。作为中国史、地理学研究者的我们，都一直对这一地区抱有强烈的关心，这正是本书进行共同研究的出发点。
江南三角洲是当今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地区。其中上海市是沿海14个经济开放城市之一，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以及浙江省的嘉兴、湖州地区则构成了全国三大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中的长江开放区。就实际的经济活动而言，亦可知这一地区在中国经济中所占地位之高。在此引用1990年的统计数字来看这一问题。首先，上海市以及包含苏锡常地区的江苏省，还有包含嘉湖地区的浙江省，这三个基于江南三角洲的省级行政区的工农业生产额十分引人注目，共计6815亿1千万元，达全国总计31586亿5千万元的21.58%。从工业上来说，江苏省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市紧跟增长迅速的广东省位列第三，浙江省位列第五。此外，人均国民收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上海市以4624元列于省级行政区的第一位，大幅超过同样拥有大市区的北京市3321元、天津市2774元，甚至达到广东省1729元的2.67倍。顺便提一下，江苏省的苏州市在上海开港之前不仅是江南三角洲，更是全中国范围内的第一大经济城市，开港以后才让位于上海。不过最近苏州市在旧有城区的西部建设与之相同规模面积的新区，焕发出新的活力。
江南三角洲即使在公路发达的今天，全境内仍有无数大小水路纵横交错，其宽广程度之大远远超过我国平原的概念。中日战争中，日军曾根据民国初年中国军队所作地图制成“南支那十万分之一图”（1937年），以此作为侵略的工具之一。
将这张地图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的部分贴于墙面展示，
可以看到除去位于西部的江苏省镇江市一带，江南三角洲全境几乎被一个四边形所覆盖。现在在这个四边形上，以上海市的长江入海口附近为东端，以江苏省金坛县附近为西端，各画一条南北走向的线，其间东西距离约220千米。再以与长江南岸相接的江苏省江阴县为北端，以浙江省桐乡县为南端，各画一条东西走向的线，其间南北距离约140千米。这样江南三角洲从地形上来说，东西向是从江苏省镇江市附近至东海，南北向是从江苏省南部的长江南岸至浙江省北部的嘉兴市附近，也就是包括了江苏南部、上海市、浙江北部的平原地区。在历史上则包含了明清时期的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湖州府、嘉兴府一带。
为了与之比较，在此从日本国土地理院发行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册中，选取一张包含近畿地区中心部的“大阪及其周边”（1983年）来看。以三重县的名张市为东端，以兵库县的高砂市为西端，分别画一条纵穿南北的线，其间东西距离160千米；以京都市为北端，以纪之川为南端，分别画一条横贯东西的线，其间南北距离达75千米。现将贴合“南支那十万分之一图”的上述四边形中上海市市区的中心部，与“大阪及其周边”中奈良市中心部对齐，并将两者重合。这样一来，日本近畿地区的中心部看起来就像是浮在江南三角洲这个大湖东部的一座岛屿，而靠近近畿西端的淡路岛北部，在江南三角洲中大致与地处中心的苏州市位置一致。
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从近代追溯到很久以前都十分富饶。众所周知，桑原骘藏写于1925年的名篇《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
中就已关于这一点指出许多基本史实。现在的苏州市作为吴国的首都吴城建设于公元前六世纪末，
即便这一时期另当别论，在10—13世纪的宋代，苏州、常州、湖州一带的水稻栽培也已迅速发展，出现了“苏常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而在始于14世纪后期的明清两代，江南三角洲无疑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为19世纪40年代上海的开港及其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且不仅如此，江南三角洲以历史时期的这种特征为背景，如前所述，直到今天仍处于先进的位置。
我们猜测，江南三角洲之所以从明清时期直到近代，乃至今天都能保持这种先进性，正是由于市镇以及市镇网络的存在。所谓市镇，是指现在被称为小城镇的农村地区的城市性集落，我们使用市镇这个词时赋予了它历史意义。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我们立志以江南三角洲的市镇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想一并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不论我们每人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史还是地理学，实地调查都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仅仅依赖于文献而无法掌握的诸多侧面，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认识，同时加深对文献的理解。于是亲自详细考察江南三角洲的市镇成为我们难以抑制的需求。与现在不同，
1987年我们最初确立研究构想之时，在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实地调查还是一件近乎于梦的事情，这也更加激发了我们的热情。此外，我们决定进行实地调查还基于以下理由，即江南三角洲自身所具有的特点。
如前所述，江南三角洲是超越我们日常体验范围的巨大平原。要研究这个三角洲与其中星罗棋布的市镇，首先需要对三角洲整体和市镇群的景观有切身的感受。同时也要针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市镇，重点探讨其主要活动及其支持条件。我们计划对市镇进行实地调查，除了因为调查一般具有有效性，还出于上述这些原因。
在以上前提下，我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及教养部6名中国史、地理学研究者，同南京大学历史系、地理系（现大地海洋系）的7名历史学、地理学研究者一起，计划基于下面的主题开展共同研究，并于1988、1989（昭和63年、平成元年）连续两年获得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国际学术研究—大学间协力研究）。
此次研究的主题为“关于江南三角洲中小城市—市镇—社会经济构造的历史学地理学研究”。1988年7月及1989年10月，两所大学的研究者在南京大学就研究计划与进展情况进行了交流，并将之运用于各自的个别研究之中。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已经发表多篇论文，题目汇总参见表六。但两所大学合作进行市镇实地调查一事，却因为意外情况，两年间皆被搁置，困难重重。因此，两所大学一方面继续保持研究上的交流，另一方面在获得江苏省的个别市镇以及上海市、浙江省等有关方面的帮助后，决定由名古屋大学的我们来实施调查。
首先，1988年7—8月间，如附表三
所示，我们参观并调查了16个市镇，其中江苏省13个，上海市3个，另外我们还在10个市镇中进行了独立的自然地理学考察。接着在1989年11月，如附表一所示，我们按照之前的计划在上海的2个市镇，即青浦县朱家角镇和宝山区罗店镇，各开展了数天的调查，又在14个市镇中进行了自然地理学的考察。1989年的这次调查原本安排在当年夏天，为期一个月。但因为意外情况，调查最终被推迟到11月，而且时间缩短为两周。1991年1月，如附表二所示，森单独对朱家角镇进行了1989年11月调查的补充调查。而在一系列的调查之前，1988年3—4月间，如附表四所示，我们以预备调查的名义，还参观5个市镇，其中浙江省4个，江苏省1个。顺便说一下，1988年3—4月的预备调查以及1991年1月的补充调查都是自费。截至到1988年夏季的此次研究经过和具体调查内容，可参考森1990年发表的论文《1988年夏季江南三角洲小城镇纪行》。
我们中国史、地理学的6名研究者，包括只参加过1988年夏天第一年调查的地理学的石原润，在调查前都设定了各自的研究课题及调查项目。现整理为附表五，从中可以了解我们当时的研究计划。这些研究都是希望从现在回溯到清末、民国年间或者仅就现在，去掌握市镇以及市镇相关的各种情况。
在这期间，1988年夏天，我们承蒙南京大学以及江苏省境内各镇人民政府和文化部门，还有复旦大学以及上海市嘉定县的县级镇级人民政府的协助，于酷暑中收获了十分宝贵的见闻。同年春天我们进行预备调查时，也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该省各镇人民政府的诸多帮助。1989年，在上海市青浦县、该县朱家角镇、朱家角乡（当时）以及宝山区、罗店镇的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人士的支持下，我们得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开展深入调查。1991年的补充调查也受到了青浦县、朱家角镇、朱家角乡（当时）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人士的许多关照。本书所发表的我们的部分研究皆有赖于附表详述的这些调查，如果没有这些调查，我们的研究将难以为继。在此由衷地感谢所有为此次调查提供帮助的中国相关人士。
但是由于1988、1989两年间发生的意外事件，除了1989年11月在上海市的朱家角和罗店两镇进行的调查外，我们没能在同一个市镇停留超过5—6日。1989年11月的调查也如前述，只有两周的时间。因此，我们不得不更改先前提到的原来的研究计划。
中国史的森和津田（笔名高桥）选取了1989年调查和1991年补充调查中各自得以较为集中地访查的副题。森立足于20世纪30年代的粮食流通，研究了16世纪至20世纪90年代的朱家角镇的通史。津田则以朱家角镇的事例为中心，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与日本“调停”概念类似的调解机制，从而探讨镇的基层行政组织居民委员会的地位。同样研究中国史的稻田基于1989年在朱家角和罗店两镇进行景观调查的经历，也探讨了一个副题，即19世纪后半期，也就是清末以后，作为行政区划的镇域的形成方式，以及作为地域社会的镇的领导层，即镇董的问题。
地理学的石原参加1988年的调查时，没能在同一个市镇进行长期考察，所以他以自己停留时间稍长的苏州为中心，加之以木渎镇，来进行市集（market）的调查研究。海津预期的两个课题为江南三角洲本身的自然地理学分析，以及基于此分析的市镇的立地条件，他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前者，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后者，而他的调查方式相较于市镇的个别调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林按照原本的计划研究以市镇为中心的集落系统的社会经济系统化的动向，1990年已发表成果《中国苏州地区的集落系统构造与产业发展》
，这次他进一步研究上海市区集落系统的空间构造。然而，这两项研究都是以比较宏观的分析为主，在个别市镇的小地域调查以及资料收集上存在一定局限性。
1988年我们与南京大学签订的协议书中，研究对象还包括隶属江苏省的常熟市支塘镇、苏州市木渎镇，隶属浙江省的湖州市双林镇、南浔镇。但是由于上述种种缘故，我们无法对这些市镇开展详细的个别调查。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境内以及郊外农村地区的两个城市性集落，即朱家角镇和罗店镇，而原来的研究计划也被迫更改。
另外，无论是中国史还是地理学的研究，都针对个别市镇，对访谈、民意调查以及地域资料收集的内容作出了一些变更，缩小了范围。因此，除了一开始就予以重视的明清时期至民国的地方志外，我们也要充分利用1990年后刊行的县级地方志，而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近年间刊行的统计和资料中，也有许多可供参考之处。
我们的研究在实地调查方面存在上述局限，而且合作程度也远远不够。虽然我们经常就彼此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或者研究内容等等交换意见，但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以确认其共同点和差异。尽管如此，本书所收录的我们的研究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我们的研究虽然还很不充分，但已将实地调查纳入研究构想，并且是基于其成果而开展的。构成本书各章的我们的研究，无不是直接依据1988年、1989年的调查和1991年补充调查的成果。而且在各章的研究中，实地调查也都对文献利用提供了宝贵的启发。
第二，我们的研究正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领域，以各自特有的方法而开展的实证研究。中国史方面，森、津田、稻田的三个课题是按照时间线来进行研究，分别回溯到16世纪、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中叶。地理学方面，海津、林、石原的三个课题是针对特定的空间来进行讨论，分别限定在江南三角洲、上海市周边地区、苏州及其周边。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对江南三角洲的现状本身也有很强的关心，但是我们共同设定的基本目标是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角度出发，阐明今天的江南三角洲及其市镇的形成条件。
第三，我们推进各自的研究时，都十分关注市镇这一地域社会。森与津田研究朱家角镇这个特定的市镇，稻田研究清代太仓州与松江府下辖的市镇，海津研究江南三角洲整体的市镇，林研究包含着上海市及其周边市镇的集落系统，石原研究苏州市及其西南郊的木渎镇的集市，而苏州从历史时期直至今日一直构成作为集落的市镇的基础。无论各章的标题是否提及市镇一词，本书所收的研究都涉及到江南三角洲市镇的诸多方面。
第四，与第二个特点相关，并且毋庸多说，我们的研究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方式并没有超出交流研究课题或问题意识、共同开展实地调查以及合作出版本书的范围，但这种合作无论是对我们个人来说，还是在学术层面，都几乎前所未有，因此可以彼此启发、帮助，相互影响。比如，海津研究市镇分布和地貌环境，这对于理解16世纪以前朱家角附近的交通方式和16世纪该镇的发展很有启发意义。再举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例子，本书中海津、林、石原3位地理学研究者执笔的章节地图之丰富，几乎不见于原来的中国史研究论著，这些地图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中森、津田、稻田执笔的章节。
关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合作的尝试，这里还想再补充两点。一是，作为此次尝试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于1990、1991连续两年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即由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及地理学研究室主办、大阪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协办的两次“中国江南三角洲市镇的形成、发展及其背景”研讨会，共有40多名来自日本各地、中国大陆、台湾、韩国的中国史、地理学研究者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报告题目及报告人另作记录。
还有一点是，我们尝试编制了市镇研究的文献目录。目前学界尚未从历史学、地理学的角度，对中国特别是江南三角洲的市镇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史梳理。因此，为了今后的研究史梳理，我们认为有必要编制现阶段的文献目录，并且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整理结果参见卷末“市镇研究文献目录”。这些研究文献中包括我们在日本检索的，以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发表的为主，此外还有1988年以后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苏州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及该校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帮助下在中国发现的。同时我们也参考了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聚落史相关研究文献目录》3·都市一般·市镇
一项。而且，此目录稿不仅收录了中国史、地理学方面的作品，还收录了下面将提到的关于小城镇的现状分析或政策立案的研究。
在现在的江南三角洲，市镇又被称为小城镇，而以小城镇为核心、重视小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自1981年中国开始第六个五年计划以来，就成为一项重要政策。众所周知，社会学家费孝通基于自己1936年以来的学术成果，为这项政策的推进提供了学术基础。费孝通将自己这一时期有关小城镇变迁的论文编成《小城镇四记》（1985年）一书。
1988年，该书又由大里浩秋、并木赖寿翻译成《江南农村的工业化》。
因为这本译作，小城镇一词以及以小城镇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内容，在日本也广为人知。
一方面，针对江南三角洲特别是江苏省内小城镇的这种发展趋势，1985年以来，中日双方的研究团队站在“完全对等的立场”，以全新的方式长期开展共同研究。
我国鹤见和子、宇野重昭等11名研究者组成日方的“小城镇研究会”，而费孝通及其合作者，江苏省经济研究室主任朱通华等15名研究者组成“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双方进行共同研究。鹤见和子、宇野重昭等7名日方参与者在1985年3月的预备调查的基础上，分别于1986年9月12—23日，1987年8月26日—9月5日在江苏省境内的农村和小城镇进行了两次访谈调查。
作为日方的研究成果，1989年他们刊行了合著《中国的“小城镇”建设相关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以及共同执笔的论文《中国的“小城镇”建设》
，1991年山本英治又发表论文《江南的小城镇》
。此外，1991年，作为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的集大成者，宇野重昭、朱通华所编合著《农村地区的近代化与内发性发展论——中日“小城镇”共同研究》出版。
通过这一系列的共同研究，基于江苏省内小城镇的实态调查，
我们得以逐步理清，乡镇企业的工业化实态、具有城市化性质的小城镇的发展及其对地域社会形成的影响、农村的变化、家族构造的改变、中央的政策决定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等等诸多问题。费孝通致力于以适应中国的方式使中国农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这些研究也都贯穿着对费孝通的理论和实践
的强烈关心和共鸣。日方的核心成员鹤见在这些现状分析的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中，存在着一种以小地域为单位，而非以国家为单位的内发性发展模式。
以上鹤见等人所开展的调查研究是NIRA的研究项目，由于参加研究的中日两国成员多在社会学上有所造诣，所以研究侧重于现状分析及政策研究。关于现代江南三角洲的小城镇，即我们所说的市镇，可以说鹤见等人一系列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的线索。
虽然都是以江南三角洲的小城镇作为研究对象，但鹤见等人的研究与从中国史及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之间是有着距离的。然而，实际上这两者间也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
在中国，关于市镇的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都出现于1983年以小城镇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政策开始实施之后。我们这些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也对中国现代小城镇研究的创始人费孝通的言行所带来的刺激记忆犹新。此外，我们还想指出两点，以期探寻缩小两者距离的方法。一是，费孝通在最近的研究中特别强调，要理解今天的苏南——江南三角洲，就必须要弄清楚这一地区因为“特有的历史和地理条件”而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
本来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对于现状分析和政策研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考察与鹤见的研究之间仍有很多交集。换言之，在以更广阔的视野进行现状分析与政策研究的时候，从中国史和地理学角度出发的我们的研究，可以为之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
还有一点是关于内发性发展论的问题。中国史成员中的森和稻田作为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中的一员，都参加了该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视角——地域社会与领导者”，探求“我们作为人而活着，与我们研究中国史、亚洲史之间的结合点”。此处所说的地域社会是一个方法概念，是指“作为广义上再生产的场，人生活的最基本的场”。
该地域社会论与鹤见的以小地域为单位的内发性发展论之间，在方法上应该可以进行相互讨论。
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但仍希望它能够一方面为加深日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另一方面为加深中国的自我认识，以及为增进中日两国间的相互理解，略尽绵薄之力。
本书为1988、1989（昭和63年、平成元年）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国际学术研究—大学间协力研究）“关于江南三角洲中小城市—市镇—社会经济构造的历史学地理学研究”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本书出版之时，还得到名古屋大学学术振兴基金1990（平成2年）年度出版补助费的资助。谨记于此深表谢意。
附表一 1989年11月上海市青浦县朱家角镇和同市宝山区罗店镇调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教养部）
调查者：[中国史]森正夫、津田芳郎、稻田清一；[地理学]林上、海津正伦。
同行者：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藤田佳美（大阪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沈中琦（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翻译）。
（2—3日，台湾“中研院”刘石吉同行。同年4月，津田转会北海道大学文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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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991年1月青浦县朱家角镇补充调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
调查者：森正夫。同行者：沈中琦（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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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988年7、8月江苏省、上海市一带市镇调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教养部）
调查者：[中国史]森正夫、津田芳郎、稻田清一；[地理学]海津正伦、林上、石原润
同行者：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藤田佳美（大阪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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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988年3月、4月江苏省、浙江省一带市镇预备调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教养部）
调查者：[中国史]森正夫、津田芳郎、稻田清一；[地理学]林上。
同行者：陈学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藤田佳美（大阪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
南京大学：[中国史]洪焕椿（已故）、罗仑、范金民、夏维中；[地理学]宋家泰、庄林德
附表五 1988、1989（昭和63年、平成元年）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国际学术研究、大学间协力研究）“关于江南三角洲中小城市—市镇—社会经济构造的历史学地理学研究”名古屋大学方面的初步研究课题
[中国史]
森正夫——[课题]以县属（建制）镇为中心的市镇行政机能及其在地域社会统一中的作用。市镇的历史。[项目]镇的设置基准。镇的界限的决定方式。镇的人口、户籍。镇的行政机构和人民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及居民的行政参加。财政。产业。水利事业。医疗机构。上下水道。垃圾粪便处理。交通通信系统中镇行政的干预。教育。图书馆、博物馆及相关设施。文化事业。现代乡镇志的编纂出版情况。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存情况。
津田芳郎（笔名高桥芳郎）——[课题]近现代江南三角洲市镇与农村的经济关系。市镇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惯例。[项目]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经营的实态与市场的关系。产品销售的组织和方法、法律规定及税收。市镇除市场机能之外在农业经营、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以上各点和1949年中国革命以前及清末情况的比较。市镇调解活动的实态。
稻田清一——[课题]市镇的商业功能。市镇行政范围的现状及其形成过程。市镇作为地域社会的统一及其领导阶层。[项目]民国至1949年中国革命以前市镇中商人的生存状态。同时期市镇的跨地区贸易中客商（从事跨地区贸易的商人）的作用。1949年以后的商业组织和市场构造的变迁（具体的商店名称、营业形态的变迁）。清代以来市镇的领域及其行政性质的有无。以同时期的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领导阶层。
[地理学]
海津正伦——[课题]江南三角洲的地形、水文环境的形成、发展过程与市镇及其网络的关系。[项目]在解读美国陆地卫星图像和地形图的基础上绘制江南三角洲的地形分类图及水系图。在收集现地调查、钻探资料以及土壤图等并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江南三角洲的自然地域特性。考古遗址分布图、各时期的市镇分布图、历史时期交通路线图、土地利用图的收集和分析。基于以上工作，分析市镇的立地条件。
林上——[课题]以市镇为中心的集落系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化动向。[项目]市镇的人口和工业、商业、交通、行政各功能的具体存在形态。基于小单位地区的人口统计（户口数。分别按男女、年龄、职业，以及集落、街区统计。）关于事业所的统计和资料。关于工业的统计资料。关于商业、服务业的统计资料。关于人的移动、物的移动的统计资料。关于上述各事项的民意调查。
石原润——[课题]市镇中市集（market）的作用。[项目]明代—民国时期市集的开展与市镇发展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江南三角洲的市集的变化，特别是与国营商业机构、人民公社（当时）、“自由市场”的关系。市集、市镇的观察。市集、市镇平面图的绘制。市集中买主和卖主的民意调查。
附表六 1988、1989（昭和63年、平成元年）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国际学术研究、大学间协力研究）“关于江南三角洲中小城市—市镇—社会经济构造的历史学地理学研究”南京大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1.论文均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中国史]
罗仑、夏维中（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时代江南运河沿岸市镇初探》
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
张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明代太湖流域专业市镇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
[地理学]
宋家泰、庄林德（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系）《江南地区小城镇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
2.著作
洪焕椿（已故）、罗仑（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系）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内容
洪焕椿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历史变迁和历史问题
罗仑 明清之际嘉湖地区地主雇工经营的生产力优势
郑志章明清江南农业雇工经营的利润问题
罗仑 明代苏松嘉湖地区农业计量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其推动力洪焕椿明代治理苏松农田水利的基本经验
张华 论明清时期浙西海塘的修筑
范金民明清时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形势和生产关系初探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
罗仑 乾隆盛世江南坐商经营内幕初探
邱禹 明末清初苏州地区市民生活中的侈靡之风
夏维中明清时代浒墅镇的研究
洪焕椿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优势和特点
张华、范金民、邱禹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十年综述
（胡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