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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水探海战略国策的确立，我国通过重点开发区的试点建设完成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全国迅速推广了以重点开发区为增长极的发展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经济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在不断“试错纠错”的制度创新中快速前行。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向科技、金融与贸易强国，我国经济版图也已经焕然一新。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充分展现了我国经济大起飞的辉煌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大变迁的宏观写照，是中国经济崛起与前行方向的重要标示。
经济版图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密不可分，纵观改革开放前后新中国经济版图的发展与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49—1978年为第一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强调区域经济广泛的平衡促进与重要工业内移;1978—1991年为第二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以特区为改革开放的突破点，进而引申出梯度集约式的发展战略;1991—2010年为第三阶段，开始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进而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和东部反哺中西部的发展局面;2010至今为第四阶段，强调的是贯通东西和串联南北的经济带与城市群建设，并以“一带一路”的国际化布局推动中国经济版图的边界向更广泛的国际领域延伸。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分布极为不平衡，地域辽阔的中西部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左右。为了应对国际封锁等恶劣形势，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处境及工业布局严重失衡的状况，毛泽东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自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强调的是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其出发点和目的主要是备战和平衡促进工业发展（这在大跃进时更为突出）。当时，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内地。在“一五”计划（1953—1957年）期间，苏联援建工程156项，其中32项投入沿海地区,118项投向内地；全国动工修建的限额以上工业建设项目694项，其中222个分布在沿海,472个分布在内地。在“一五”期间，政策主要向内地倾斜，内地工业得到了较多发展。这初步奠定了集中有限资源发展重点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但这种违背区位优势的发展模式有悖于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
第二，划分经济协作区，建立独立的区域工业体系。1958年，中央设立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七大“经济协作区”，成立大协作区委员会，负责编制区域经济计划，组织区域内部的经济协作，均衡经济区域的发展。此后，各省市甚至各县都在致力于建立独立的、自成系统的工业体系。这使散乱的经济得以条理化和有序化，初步构建起各区域生产力竞赛和竞争的经济发展格局，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也为日后资源浪费的重复建设和条块分割等弊病的出现埋下伏笔。
第三，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周边局势严峻。基于备战考虑，国家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划分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三线”地区主要指中西部腹地。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有计划地将一大批沿海工业企业逐步搬迁到三线地区，投资也大幅度向三线地区倾斜。其间，由于建设地点过于偏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经营的不便和资源的浪费，但“三线建设”建立和健全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成为日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改善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平衡的状况，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缩小了东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建国初期，内地与沿海的企业数相当，但到了1978年，内地企业数超沿海地区4.4万家。此外，在1952年，沿海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超过内地，而到了1978年，内地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反超沿海地区。而从工业总产值来看，沿海与内地工业总产值之比由1952年的2.26∶1下降到1978年的1.56∶1,说明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明显缩小，内地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一系列发展与成就虽然是权宜之计，也有较大弊端，但为改革开放的大发展和我国从发展中国家中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
随着国际形势的趋好和经济发展的深入，这种平衡促进和主要工业内移的弊端日益显现。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未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为抑制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忽略了区位优势在经济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形成了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的低水平均衡；第二，过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导致不能将有限的资源集约而高效利用，使得增长极错位，产业、企业间不能建立正常的经济联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
这一时期的发展模式属于内陆封闭型的发展模式，不是发达国家那种具有海洋思维底蕴的开放与共赢的发展模式，仅能在特定历史时期下起权宜之计作用。在国内外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树立之后，要实现经济崛起和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就必须突破这种不合理的经济框架。
认识到了旧有体制的弊端后，国家于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试错纠错”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发展，政策向优先发展的“试点特区”倾斜。
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成功，国家给予东部地区一系列政策支持。1979年，中央决定率先在广东、福建实行灵活的经济政策，对此又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之后，特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深圳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使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观念以及注重区位优势的非均衡发展获得了广泛认同。特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对突破传统旧思想的束缚具有鲜明的示范功效，对发展市场经济共识的形成和全面带动并促进全国经济的大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引领中国经济进入到飞速发展和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新时期。
在特区经济成功经验的影响下,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985—1987年，中央政府又划定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地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为经济开放区;1990年6月中央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与建设。这一系列的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发区的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格局。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央政府的投资明显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
“七五”计划第一次将中国经济版图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当时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区。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决定设立重庆为直辖市，并将其划入西部地区，由此西部地区所包括的省级行政区由9个上升为10个。这正式明晰了率先发展和跟进发展的区域层次。
作为非平衡发展的深化，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模式。即：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等有利条件，加快对外开放，尽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要顾全这个大局；当发展到20世纪末全国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正是我国梯度发展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内在核心思想。
这种非平衡的集约式发展战略既是前期集中优势兵力逐个突破发展政策的延续，更是充分利用区位发展的优势来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开创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新模式，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东部地区经济率先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得以迅速壮大，然而东部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前进步伐。
另一方面，我国工业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下，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输出能源、矿藏等廉价的初级产品和超低价的劳动力，而输入的是东部地区高价的加工产品，东部地区获得了“双重利润”。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中西部地区也开始向高利润的加工业投资。这样，各地区为了发展和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实施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地区间贸易和要素流动，导致全国统一市场难以形成。
因此，中西部地区的缓慢发展与中国经济崛起的情形极不匹配，中西部地区的跟进发展急需国家和东部地区的扶助。同时，东部经济的发展已出现其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向腹地和西部推进的趋势，解决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等问题的条件已提前具备。
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家于1991年开始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从而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迈上了新的台阶。
“八五”计划（1991—1995年）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改善地区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与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朝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将原属于东部地区的广西、中部地区的内蒙古划入西部地区，原属于中部地区的吉林和黑龙江划到东北地区。自此，中国经济版图大体确定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可以看出，“八五”计划针对区域非平衡发展战略的缺陷，在效率优先的同时，补充了“兼顾公平”的原则，强调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家“九五”计划（1996—2000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在这个时期全面深化。
在进入这一阶段的发展时，东部经济的优先发展已经为我国经济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丰富的经验，为中西部的跟进发展夯实了基础，东部利用其资金、科技、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等优势来反哺中西部也到了梯度递进和“服从大局”的阶段。这种东部反哺中西部和东部协助中西部发展的格局，自然而然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向经济带、城市群和一带一路等方面转变。
随着东部经济与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深化，众多地区的协同发展促成了各大经济带的自然凝聚。
广东在2003年倡导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很快发展成为9＋2地区经济合作，尽管2016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仍然称之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但其实际上早已构成了珠江流域9省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泛珠三角经济带”。这一经济带的先行先创，为我国“两横三纵”、“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和东部反哺中西部起到了的先导作用。其“粤港澳大湾区”、“西海岸合作区”和天然要塞海南省的扩建及其与东盟的密切联系与合作，都为“一带一路”的发展起到了基石和引领作用。
自2010年以后，区域的经济政策更加具体、科学，对国土空间的划分超越了常规粗放的东中西部划分方式，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基础上，顺应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首次将中国经济版图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构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格局，开始了对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化开发和对哈长、长江中游、成渝等地区的重点开发。这样，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为龙头的大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格局已具雏形。
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两横”的陆桥通道和长江通道，犹如中国经济协同发展中的二脉，是贯穿东西以及融聚和辐射南北的大动脉。陆桥通道与古丝绸之路相重叠，东起连云港西至阿拉山口，构成亚欧大陆桥的重要部分。新建设的长江沿线通道则东起上海西经成都直至拉萨。 “三纵”是由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构成的三条纵轴。“两横三纵”沿线城市群的发展是维护和发挥各大通道功能的重要支点。其中包括优化开发的3个特大城市群（即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重点发展的8大城市群（哈长、闽东南、江淮、中原、长江中游、关中平原、成渝和北部湾）以及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两横三纵”是以线串点（城市群）、以点带面地全面理顺城乡发展的重大布局，能够大幅推进城市化的步伐。目前，已经有31个城市群布局在这“两横三纵”之中，这些城市化地区容纳着我国70％人口和大部分经济总量，其经济活力巨大。
这些崛起的城市群有利于产业西移和发挥东部的辐射功能与带动作用，有利于我国在交通、能源、矿藏、环保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协调治理，能更好地促进中西部、东北以及边疆僻壤地区加速发展。
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此次会议还明确了重点实施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协调发展、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国家战略。
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就曾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支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发展,2015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新格局建设已成为重大的战略国策。“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陆桥通道”的拓展和延伸，“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强化了“三纵”中的“沿海纵轴”的重要地位，尤其凸显了统摄南海的海南省的重要地缘地位。“一带一路”的构建实际上是与“两横三纵”、各主要经济带和城市群的构筑以及与世界经济急需再发展等情形相机而生的，其并不仅拘泥于此，而是中国经济全面深化开放和走向世界的重要范式。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激励国内各区域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经济“走出去”的自生能力不断增强和内部整体活力日益充沛的必然取向，更是世界经济体急需共享中国经济成果和互生共赢的重大发展。“一带一路”加快了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国际化布局，推动着中国经济版图的边界向更广泛的国际领域延伸。
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是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协调发展，为中国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通江达海、经济高效、生态良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这与“两横”中“沿长江大通道”相重叠，将“沿长江大通道”上升为更为广泛和更具活力的贯穿我国东西和带动全国协调发展的中轴核心经济带，成为完善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建设与治理的重要保障。
2015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实际上明确了环渤海经济带的形成。《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指出：“环渤海地区位于我国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域结合部，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面积 186万平方公里,2014 年末常住人口 3.14 亿人，地区生产总值 18.5 万亿元, 分别约占全国的 19.4％、 23％和 27％。环渤海地区幅员广阔、 连接海陆, 区位条件优越、 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 是我国最具综合优势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极之一，在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入整合，环渤海经济带的新型发展模式已露端倪。
自此，中国经济版图向经济带、城市群和“一带一路”的发展格局跃升。这种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带与城市群纵横交布、互通互生的格局，将国内外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紧密地协调起来，构成国内城市群与农业空间以及生态环境之间合理的发展体系，形成更集约、更高效的区域发展格局，汇聚起更巨大的经济动能，融合成动力澎湃和生机盎然的内在的活力。
以上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版图变化的简要回顾，由此可以更好地了解这本《中国区域经济新版图》的重要内涵，能够更深刻地明晓今日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辉煌成就和蓬勃生机。
基于上述我国经济格局最新的发展情形与趋势，本书没有采用常规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区域模式，而是将经济版图、生态版图、区域合作版图、国际发展版图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脉络的时空要点与趋向糅而合一来编撰的，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对我国经济版图的全新梳理。这本书是一本简明的通俗读物，配有图表使其更有直观性，其中一些重要概念随篇就章地进行了专栏介绍。
这本《中国区域经济新版图》开篇于经济蓬勃发展的泛珠三角地区，以经济扶摇直上的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为第二篇，以梯度分明的华北和东北地区为第三篇，收篇于适时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其中，不仅从区域基本概况、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对内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对中国区域经济版图加以介绍，而且概述了中国经济版图向国际延伸的现状。其编撰顺序完全顺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时空要点的发展脉络，以区位优势为版图划分的内在逻辑，以各地区的成就、活力和薄弱之处来揭示其发展的潜力与趋向。
本书第一篇是蓬勃发展的泛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一地区率先构成了包括内陆9省加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海陆共济的“9＋2”区域发展板块，不同经济体制的融合与相互剔粗取精以及相关地区的优势互补，促进了该地区的蓬勃发展之势，书内许多最新的数据和大量明晰的图表都是很好的说明。
从中可以看到直面海风的广东与福建、大西南宝库云贵川黔、潜力迸发的赣湘琼加之海之骄子香港和澳门的不同的发展风貌，还可以知晓泛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地区。
从改革开放的发端地深圳到广东与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从“小珠三角”经济圈到 “泛珠三角”经济带，从“大湾区”和“台湾海峡西海岸经济区”到“北部湾经济区”和“泛湄公河流域”，从蓝色的福建一直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出入口”南海的海南，这一区域都始终位于“先行先试”和迅速蓬勃发展的前列，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内部开放由“点”到“线”再扩而成“面”的发展脉络。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第一个增长极深圳特区以及广大与福建的直面海外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经济之风的成功改革，从经济意识形态上彻底改变了国人大众的古老观念，可以说海洋贸易经济思想与陆内贸易经济思想有着质的差异，中华民族在这场经济基础的大变革中取得飞跃发展。这种经济增长极的带动与促进作用甚至超过经济层面。正是基于此，中国经济整体的大飞跃以及迎风出海势在必然。
第二篇描述了扶摇直上的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的9省2市，幅员辽阔，江湖密布，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既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又是我国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增长潜力巨大的地区。
从此篇可以看到，在“龙头”上海、“龙颈”江苏和浙江以及“龙腰”重庆的带动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经济带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等方面发展迅猛，产业结构转换的“供给侧”发展十分突出，经济总量呈喷发式增长，具有“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的双重优势和叠加效应，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沿阵地。尤其是上海，作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四个中心”建设、上海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种国家战略整合的重要支撑地，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海已成为中国经济面向大海远洋而高高昂起的龙头。
第三篇将发展“梯度分明”的华北与东北地区合并在一起，是因为两者在改革开放中具有“跟进式”发展的许多相同特点，均在产业类型与分布层次上差异明显，而且“环渤海经济圈”和《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已将两地融合起来。
这里展现了由渤海湾为内海枢纽深厚绵长的北部沿海地区和自南向北依次分布的山东、辽中南地区、哈长地区等我国重要的城市群和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各具优势，发展梯度分明，而京津冀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正引领北方经济走向梯度融合。京津冀地理区位重要且工业、科技、教育基础雄厚，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山东因渔农并举和工业发达，成为中国最具综合竞争力省区。辽中南地区重工发达、城镇化基础较好。区内的沈阳经济区与辽宁沿海经济带在战略上分属腹地和沿海，两个区域比较优势不同，产业特色各异，其协同发展有助于辽宁全省利用优势互补来实现产业结构整体的优化升级。哈长地区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地区和俄罗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带动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从此篇不仅可以看到此区域梯度发展分明的特点，从区内各省市的发展成就与趋向上也可以看出整个区域正向着梯度协调和融合转变。
第四篇突出了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的追赶之势。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省份众多。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市区，经济落后，贫困人口众多。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6个省份，位于我国腹地，区位重要，是承东启西和连南通北的核心之处。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中曾呈现出“塌陷”情状。
从这最后一部分的内容能够了解到，在一系列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计划实施之后，中央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大规模的投资、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扶助，中西部地区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且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在逐步缩小，同时统筹了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支持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没有将“两纵三横”和“一带一路”独立成篇，而是将其作为最新的变化融入“中国区域经济新版图”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趋向之中。这样既梳理出了各经济区域全面对接“两纵三横”和“一带一路”的发展情形，也突出了“两纵三横”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引领之势。
纵观本书，不仅展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各经济区域内活跃的经济合作以及区域间、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与进展，还能看到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方向、内容及其实现方式等方面的以下新特征。
其一是“以局部协同为重点，以整体发展为目标”。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两纵三横”、“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不难看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点在转向注重局部协同的同时，更加注重东部与中西部、沿海与内地、国内与国际各区域之间的联动发展以及更加强调以实现全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为最终目标。
其二是“沿大江大河布局，用交通干线串联”。此轮协同发展并非单纯是基于地缘相近的区域合作，而是综合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的区域协同发展。在具体规划上，注意突出大江大河和交通干线对区域经济的串联和带动作用，如培育长江经济带、哈大齐地区等新的经济带以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极”来推动全国经济发展。
其三是“以经济发展为重点，以全面的科学发展为终点”。2010年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开启了经济版图糅合生态版图的先河，党的十八大以后出台的各项区域政策更是将民生、环境等问题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目标已经从单纯注重提升区域经济水平，转变为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内容上，可持续发展成为第一要义。
其四是“以政策为起点，以市场为支点”。当前我国密集出台了新的区域发展政策，但中央政府一般是在宏观层面发挥协调区域定位、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统筹区域总体发展的作用，为各区域提供相对公平的政策和支持，并注重扶持欠发达地区。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则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五是“以区域开发促区域开放”。与以往更多注重对内开发不同，无论是“泛珠三角”、长江经济带、辽中南等地的建设，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不仅强调区域内的开发与合作，更注重全方位对外开放。这一趋势体现了目前我国高度重视以“走出去”对接国际发展的大开放格局以及建立和完善全方位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区域开发与开放并重的区域发展战略既是对经济新常态的有力应对，也是进一步将中国经济版图延展到全球经济之中的具体举措。
总之，这本简短而通俗的书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四大经济板块的沿革、成就与趋向，并且无论是从地理经济环境、产业分布特色、科技研发状态、自然资源条件、人口人才情况以及简要的经济指标等方面，还是从改革开放的进程、四大经济板块内外的发展差异与协调以及国际化的重大取向等方面，都有简明扼要的撰述。读者也能从中认识到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脉络已更加清晰、区域发展定位已更加科学而准确以及国内外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已向更广泛、更紧密和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从展望未来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版图将呈现东部与中西部相互促进、沿海与内陆全面联动、内外合作深化、经济带纵横相连、城市群交相辉映以及增长极多点开花的蓬勃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