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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此后，中国经历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为止。这一时期，天人之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并且渗透进古代的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建筑学等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文学与艺术，也没有离开天人之学的滋养。
从秦汉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秦汉时期的思想变化与大一统帝国中央专制集权的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汉初，诸子之学有短暂的复兴，各学派中，儒、道两家最盛。社会上，神秘化的阴阳五行说影响较大。汉武帝时，中央集权的局势逐渐稳固，儒学定于一尊。董仲舒（前179—前104年）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形成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为汉代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后世影响很大。天人之学是其中的一个重点。董仲舒成功地将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范畴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建立起“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联系，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他将阴阳五行伦理化，把封建伦理的内容强加于自然界，通过阴阳、四时、五行来说明封建伦理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他还主张通过名号通晓天命，名能够反映事物的真实，而事物的真实情况表达的就是天意，所以：“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他以为通过这样深察名号，就可以说明封建宗法秩序的合理性。
从唐末五代割据动乱到北宋王朝出现，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宋明理学是这个时期的统治思想。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佛学和道教思想，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理学家提出的种种理论大多都涉及“天”与“人”的关系，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天理”、“良知”等的探讨，为伦理纲常提供理论支持，从哲理的高度说明君主统治的合理性，正如程颐所说：只有设立君主才能“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春秋传序》），有了君长，才能治理和引导民众，教化他们，然后天道、地道、人道方能各得其所。这正是封建时期正统思想家们努力的目标。
在天人关系上，有一批思想家排斥“天”的神圣性，强调“天”的自然性，并摆脱“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侧重于将“人”放在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背景中观察。他们的思想极大地充实了古代中国的天人之学。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关于天人之学的丰富史料，从古代史学中可以见到。他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他看来，只有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因此他在学术观点上宣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史记·太史公自序》），虽然各家各派立论不同，方式有别，但都是对于真理的探索，有助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东汉思想家王充(27—约100年）也在《论衡》一书中猛烈抨击鬼神迷信，指出“天”是由气构成的、没有意志的自然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自身的规律。与王充思想接近的还有唐代思想家柳宗元(773—819年，著有《天说》、《天对》等文章）和刘禹锡(772—842年）。柳宗元认为天体是由元气自然地形成的，一切自然现象都是气的运行变化所致，没有外在超自然力量的主宰。而刘禹锡在论文《天论》中深入地从“天”与“人”的相互区别和联系说明天人关系，进而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他指出天与人各有自己的作用，不能混同，进而认为天和人的关系不是平行的，人可以胜天，即对自然事物加以利用和改造。通过这样的天人关系而获得的“法制”，则可以成为社会“公是”、“公非”的标准，这就将先秦《庄子》用以衡量是非的“道”向着文化历史的方向具体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天人之学在古代中国不仅高高在上，它还以各种形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古代自然科学、技术工艺和文学艺术就与天人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古代的天文学思想不只是对天体进行纯客观的观测和理论建构，而是通过对天体的观察为政事的得失提供依据。正如司马迁所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史记·天官书》）正是在天人之学的思想背景下，天文学很自然地成为政治的附属品，没有独立发展，而是被用作说明统治者行为合理性的工具。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说出了这层意思：“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影之像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政事有错失之处，天体运行就会发生变化，这就像影子是形体的表现，有响动必有发声之处一样关系密切。因此，圣明的君主看到异常的天象就会不断反省自己的过失，这样才能够除去祸患，招来福瑞，天人之间相互影响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可见，天人之学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在祖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学里，天人关系也是很受重视的。成书于西汉之前的《黄帝内经》包含《素问》和《灵枢》各九卷共八十一篇，它是中医的经典著作，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灵枢·岁露》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古代医学家经过长期实践和观察，认识到人与自然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对人体发生影响，而人能够通过阴阳认识自然的变化，并且利用这种变化来养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说：四时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收藏的根本。所以，圣人在春天和夏天保养阳气，秋天和冬天保养阴气，以顺从这个根本，因而他就能和万物一样，保持着生长发育的正常规律。
除此之外，天人之学也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培养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天和人不仅具有理论性的一面，对许多人而言，它们还具有情感性和美的一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天地间有最好的美却不言语，四时有明确的法则却不议论，万物有既定的原理却不说明。所谓圣人，是要探究天地的美好，明确万物的原理。所以至人无所作为，大圣不做什么，这是说他们只在观察并效法天地。神秘美妙的事物存在于充满变化和混沌之美的天地整体之间，人的心灵能对之加以体会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画家把天地之美拿来融入画中，画便有了天地境界，“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
诗人把天地之美拿来融入诗里，诗歌便有了自然清新，“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嘉兴与人同”，“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种种境界蕴含在艺术家独创的作品里，是他们有灵性的“心”与“天地”接触时的领悟和震动，并不仅仅是客观的描绘。天地有大美，人心能体会，天人之学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理论层面，启迪着人们发现美好的事物。
综上所述，天人之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得到理论上的充实，带有宗教色彩的天命论逐渐被思想家们否定，天人相分而又天人和谐的思想发展起来，在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天人之学经过思想家们的传承和创新，变得丰富多彩，并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在天人之学的讨论中，思想家们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天”与“人”，给予二者不同程度的重视，但都把天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没有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天人之学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对“天”与“人”做出了多种可能性的解释。
我们应该看到，历史上的天人之学中，某些形而上学内容对中华文化也有消极影响。思想家们没有将自然与社会截然分开，阻碍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逻辑思维的独立发展。天人之学中往往鱼龙混杂，神学迷信等也常借用天人之学的形式加以宣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将天体运行作为说明政事得失的重要依据，这使中国古代天文学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在社会层面，由于强调天人的和谐，个体成了天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就容易抹杀或忽视人的个性、人的独立价值和生命意义。另外，天人之学的整体性或包容性如果失去理智的制约，还容易产生过大的随意性，使天人理论难以被把握，缺乏逻辑上的明晰性和确定性，这是天人之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天人之学，对它的优缺点都应充分重视，并以理性的和历史的态度探求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促进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