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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年轻人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需要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完成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过渡。这种意识本该成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产生热切期望的源泉，但对其中大多数人而言，带来的却是隐约不祥的预感，或是更糟糕的、让人耗费精力的焦虑，并进而让个人的发展止步不前……
在当下时代，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前景是如此的充满不确定性。仅仅在几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在青春期快结束时，都会知道他们将在何处生活、将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自己会跟谁结婚。而如今，大多数年轻人直到已步入成年，对于这些问题仍没有清晰的答案。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很多年轻人要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寻找发展的机会。甚至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也会花数年时间去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而不是投身到一个稳定的职业领域。事实上，“永久性职业”这一概念已经为人们所质疑，因为很多职业正在演变成一连串相对“短期”且“不是紧密相关”的工作。至于说组建个人家庭，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结婚的年龄都在延后，或是完全拒绝婚姻。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选择不婚的年轻人的数量还会持续增多，或者他们要等到快过了生育年龄再走入婚姻。
面对如此的变化，当今的一些年轻人很乐于接受，并且会拥抱其中所蕴藏的新机会。这样的年轻人已为未来构建了清晰的愿景，他们有着很强的自我驱动，充满活力，积极乐观，并且为实现个人抱负制订了切实的计划。对自己充满自信，他们享受着探索世界的过程，以及对个人潜能极限的不断挑战。不再需要任何的保护和激励，他们会跨越遇到的任何阻碍。总之，他们找到了一种很强的目标感，而这一感觉不断激励着他们，并指引着他们前行的方向。
然而，他们很多同龄人的内心却仍在经历着痛苦挣扎。在步入成年，面对一些重要的选择时，他们感到自己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好像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或者被“卡壳”了。现在，相当多的年轻人在接纳成年生活角色，如“父亲或母亲”“职员”“丈夫或妻子”“公民”时，都会迟疑不决。
从美国到日本再到欧洲，年轻人“延迟承诺”的现象在工业文明世界都普遍存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有报道称，意大利大多数30岁的年轻人还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既不结婚，也没有全职的工作。在美国，一项针对18～24岁的年轻人的研究通过调研发现：“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婚姻、家庭和孩子不是想要追求的‘成就’，而是要去规避的‘风险’。” 1
英国首先在政府层面注意到“未就业的青壮年”日益增长的现象，在5年前的一份国家报告 2 中，首先提出了“年轻啃老族”的概念（“既不‘在读’，也没有‘就业’，又没有‘参加就业辅导’”）。日本政府报道称，有近百万年轻人成了“啃老族”，并对此发出明确的警告，而这是在一个以“稳固的世代工作伦理”而著称的社会。在这两份报告中，都没有提到“经济放缓”问题。欧洲、亚洲，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在保持快速增长，给年轻人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但是很多年轻人仍犹豫不决，或许是因为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而感到气馁，或许是因为他们畏惧作选择带来的所谓“风险”，又或许是提供的这些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在他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无法激发他们的兴趣。年轻人的种种“迟疑”背后隐藏的原因，令很多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开始为这些还没有找到什么方向和决心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年轻人感到担忧。
很多父母还表达了他们的担心：他们的子女可能变成“回巢一族”，在本该展翅高飞的年纪，却又回到了家庭的巢窠，父母们一开始还能以幽默的方式谈论这件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幽默就变得越来越少。我把它称为“如何才能让我那乖女儿从地下室搬出去”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对子女“花比一般人更多的时间自谋生路”感到困扰。这个问题存在积极的一面：它暗示了一种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都是被很多家庭忽视的。现在，已成年的孩子还是感觉待在家里比较舒适。他们也确实喜欢待在父母身边，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更能开放地与自己的父母沟通。
这个问题因媒体的报道而为更多人关注。在2007年5月的《财富》（Fortune）杂志上，纳迪拉·希拉(Nadira Hira)用轻松愉悦的笔调写了一篇关于“婴儿潮一代的孩子们”的报道，她认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她以客观的笔调赞扬与她同时代的年轻人拥有的过人天赋、活力和创造力，并以例证说明，“我和同龄人遇到的所有问题和质疑，将引领我们去探寻一些重要的答案”。同时，随着困惑和自我探索期的延长，也就延迟了向“永久性工作”和“建立个人家庭”的过渡，这种“延迟”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希拉援引了一份对2000～2006年间美国大学生的调查，该调查表明，每3个学生中有2个在毕业后搬回了父母家，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在家里待的时间超过一年以上。她引用了一个28岁的年轻人（他写过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的描述：“如果不喜欢一份工作，我们就辞职，最糟糕的情形不过是又重新搬回家里，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我们的妈妈最喜欢做的，莫过于给我们做可口的肉饼。”另一个24岁的女生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我认为父母也希望感觉到自己被他人需要，我是很独立的孩子，在我请求帮助时，他们会非常开心。”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奉献，幸运的是，事实上大多数父母都乐于做所有事情以尽可能帮助子女成长。同样，大多数子女也可以充分信任地期望父母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并不确信，绝大多数父母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用在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上，也不相信这样做对子女来说是真正最有益的。真正能给他们带来益处的，是帮助他们找到一条人生道路，让他们能为自己的家庭，甚至为这个世界作出贡献。
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父母应该在子女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而是子女应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在青春期阶段，进行一些反思和尝试是有益的。青春期是发展的过渡阶段，就像是个体走向拥有成熟的自我认同之路上的一个中转站。这一生命阶段据说是以进入青春期为起点，以对成年人的社会角色（如上文所提到的父亲或母亲、丈夫或妻子、职员及公民）作出郑重承诺为终点。在向成年过渡的关键时期，年轻人花些时间来审视自己、思考未来，寻找到最符合个人志向和兴趣的机会，这是明智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都有必要在青春期经历更长时间的自我探索和反思，以便建立充分的自我认同和寻找积极的人生方向。这就是著名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曾描述的建设性的“延缓偿付期”
。的确，在某些人的生活中，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他可能会经历长达数年的选择延缓期。
然而，当今很多年轻人的延迟，呈现出了一系列让人担忧的特征，最主要的问题是很多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在积极寻求解答。他们的延迟，可以说更多的是优柔寡断，而不是积极反思；更多的是方向迷茫，而不是追逐明确目标；更多的是矛盾心理，而不是内心坚定。缺乏方向感，无论是从个体发展还是社会角度来看，都不是建设性的“延缓偿付期”。缺乏方向感，机会会转瞬即逝，并可能由此造成自我怀疑和偏执。不良的习惯开始逐渐生根，而好的习惯却无法建立。当然，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关键期，只有在这一时期才能获得使人生丰满的方向感。我所强调的是，在本应做好准备的阶段过度延迟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年轻人可能把“寻找积极方向”“在这一方向上坚持”“培养实现方向性目标所需要的各种技能”等任务都统统抛到脑后。
当下的年轻人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需要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完成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过渡。这种意识本该成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产生热切期望的源泉，但对其中大多数人而言，带来的却是隐约不祥的预感，或是更糟糕的、让人耗费精力的焦虑，并进而让个人的发展止步不前。延缓接纳成年人的社会角色，事实上也是在缓解焦虑和抑郁。但如果年轻人不去承担任何职业、家庭及其他重要的社会责任，他就无法获得走上正轨的支点。这种责任的脱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它会一直持续下去，并极大地耗费人的心力。
我并不是想要暗示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已深陷困境，或者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事实上，从大多数指标来看，现在年轻人的幸福感要比10年前或15年前的更高一些，至少不低于之前的水平。在美国，现在青少年出现早孕的可能性比10年前要低一些；暴力和犯罪倾向有所下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易受到毒品的诱惑；出现主要饮食障碍的情况有所减少（肥胖症除外，与成年人的情形相似，肥胖症在青少年中仍呈上升趋势）。大多数学生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了，并且出勤率也有所提高。学生们更加努力，学习更多的东西，至少从最新的测验成绩上来看是如此。很多年轻人的日程表上排满了各种活动，从体育运动，到艺术活动，再到徒步和露营俱乐部。尽管近10年来多次登上美国媒体头条的“青少年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但它们已不再呈现恶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地区逐步获得了改善。的确，就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正在茁壮成长。
但是一些年轻人只是表面看上去过得很好，其中很多人似乎被“卡壳”了，他们漫无目的，不知道生活中到底该做些什么。他们可能没惹麻烦，并且也完成了我们交代给他们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没有明确的方向感。他们看上去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但距离脱离或者冲出这一轨道只差一步之遥。还好，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尽管很多时候这种意识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对于焦虑（“压力太大了！”）、玩世不恭（“这关我什么事！”）或冷漠（“无所谓，随便怎么样吧！”）的表达。年轻人身边却鲜有人知道困扰他们的是什么，除非出现极端的情况，无法茁壮成长的危机将“缺乏目标感”这一无可回避的原因暴露出来。
年轻人身上常常缺乏的——并不是说普遍如此，只是在当今极少数年轻人身上较为明显——是对一件事情全身心地投入，或是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目标的兴趣，以及可以赋予生活意义和方向的目标。
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大约在7年前，我开始了一项调查，研究如果一个年轻人找到（或没有找到）人生的目标，他的生活中会出现什么变化。从我早期对这些青少年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出路的观察来看，我开始怀疑，获得茁壮成长的年轻人与彷徨不定的年轻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有可能取决于他们是否找到了一个有强大吸引力的目标——在职业方面、组建个人家庭方面，或是以其他方式改变世界方面。另外，我还推测很多年轻人身上的“不满”和“焦虑感”与他们的“缺乏目标感”相关。在我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之前，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追逐积极的人生目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强关联。
关于“目标在年轻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其中包括对美国几个地区的青少年做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我们还对一些具有“超强目标感”的年轻人开展了个案研究，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发现了这样的目标。在本书的第3章和第4章中，我会对这些研究进行详细、全面的描述。在这里，我先简单提一点，我们发现在这个社会中，具有强烈目标感的年轻人只是个别情况，并不是普遍如此。
我们通过访谈和调研发现，在12～22岁这个年龄段，每5个年轻人中仅有1个人能够清晰表达出他们“想要去什么地方”“人生中想要实现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大多数受访者，几乎占到60%，或者已经在从事一些有潜在目标感的事情，或者已经培养出一些模糊的志向，但他们却缺乏对这些事情真正的全情投入，也没有关于实现个人抱负的任何实质性计划。其余的年轻人，在我们初次研究的受访者中大概占到1/4，则是对未来根本不报任何想法。一些人声称，他们看不到追逐任何目标的意义。
汤米，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18岁男孩，是在我们的访谈中表现出“毫无目标感”的年轻人之一。他当时在读大一，他对学校里所学的东西没有任何积极性，但他认为自己也没有什么理由退学，因为他知道校园之外也找不到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并且他发现学校里的那些功课“很好混”。事实上，他说他对现在这种漂泊状态“很满意”，他颇为自满地说道，他相信无论自己是否投身于什么事情，到最后都会“船到桥头自然直”。他的脑海中没有任何特定的目标，对于自己未来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表现得漠不关心。
这种冷漠的态度反映在他日常的决定，以及更广泛的层面。关于选课这件事，他说：“我不知道我下学期要选什么课，学校要求你选一些课。我会说‘我去！’，然后用丢个硬币什么的来做决定。”问他将来的打算，汤米对自己没有任何考虑感到相当满足：“我真的对未来没有目标，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到处旅行很有趣。我会很乐意去，尤其是如果有人肯为我支付相关费用的话。”
汤米就是当今不需要任何目标或抱负的众多年轻人之一。其中一些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就像汤米这样，对于缺乏方向感，并不感觉受到什么困扰。另一个接受访谈的来自新泽西州的17岁男孩，用这种方式接纳他的无目标感：“保持冷漠的做法对我来说还挺奏效……如果你不在意，事情就不会自己找上门。就目前来说，就这么懒下去吧，管它呢。”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因为自身的情绪状态而抱怨，反而经常声称他们感觉“很快乐”。但是，“无目标感”就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能够通达快乐吗？的确，无目标感和享乐主义是相兼容的，很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也确实说他们过得很快乐。但是，心理学家在近年来对“快乐”的研究中发现，这些没有任何目标和投入的人体验到的“享乐性质的快乐”是非常短暂的，并且最终带来的是空虚，尤其是与能带来持久、充沛的满足感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所说的“真正的快乐”相比。 3 即使从享乐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过得也远非快乐。
对于大多数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来说，缺乏方向感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烦恼。他们诉说了内心的焦虑，以及因为无法掌控生活而感觉“被卡壳了”。他们对自己很失望，为生活赋予他们的经历而感到沮丧。他们因自己生活的空虚和缺乏意义而感绝望。
在我们对一个12岁的孩子本杰明做访谈时，他已经“对不知道自己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感到焦虑”。他告诉我们，他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做作业上，但是极少能从中感到满足。“大多数时候，”他说，“我想要去外面待着，什么也不做，就是放松一下。”本杰明学习如此努力主要源于妈妈的压力，她“认为我就该好好学习……她想要我成为她朋友孩子中最优秀的那一个”。在他的妈妈看来，本杰明的未来在于“学习各种专业技能，以便获得一份好工作”。另一方面，本杰明很喜欢音乐，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歌手或舞者。他的这一梦想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我妈妈“希望我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她希望我选择数学或科学”。所带来的结果是，本杰明对每天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投入感，感觉是被外力推着向前走。他顺从了父母的意愿，但感觉很不开心：“我喜欢表演、唱歌，我真的喜欢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妈妈说‘不，你不可以’……我被困在一个笼子里了。”
对于无法坚持自己选择的方向，本杰明感觉很受挫。他可以看到，父母为他考虑的未来生活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认识到这一点让他感觉很困顿和焦虑。在学校的这几年里，本杰明或许还有时间为追逐个人兴趣而争取支持。对于其他年轻人来说，也许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并不能带来一种目标感。那些没能找到人生目标的人，在他们步入青壮年期，开始审视自己生活方向时，会对突如其来的空虚和痛苦感到大吃一惊。
现年27岁的杰西卡，在学校时各方面都表现相当出色。她就读于知名学院，并获得奖学金参加一个顶尖的研究项目，在毕业时拿到了几家公司的工作邀请，这些公司都想要将其招致麾下。无论在运动方面还是学业方面，她都算得上是学校里的明星人物。不过，杰西卡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成为一名学者或专业运动员。事实上，除了旅行以及和朋友一起闲逛之外，她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活动能让她获得持久的快乐。尽管她多数课程都学得不错，但没有一门课能激起她足够的兴趣想要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她顶多是在空闲时间里粗略地翻阅一下相关资料。她坚持有规律地运动是为了保持身材，她已对参与的项目失去了兴趣；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其他文化活动她几乎都不会主动参与。
杰西卡说，她总是无法逃脱一种感觉：“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其他人——我的父母、老师、教练，除我之外的所有人。我不想让他们感到失望。”更糟糕的是，尽管她才能出众，但她感到不真实。有一次她大声喊道：“我的生活中都是在伪装！”她怀疑自己掌握的知识是否足以胜任一项复杂的工作，她也不确信所设想的任何职业能让自己保持长久的兴趣。结果，一想到未来，她就感到彷徨不安。直到现在，她仍觉得自己不足以胜任任何一份最近收到的工作邀请。她没有接受邀请，决定用一段时间去旅行，直到找到那个相对稳定的人生方向为止。她的决定是合理的，但与之伴随的是痛苦的自我怀疑和焦虑。
杰西卡在“缺乏目标感”的群体中大概处于靠中的位置。她并没有受到任何深层意义上的伤害，也不处在找到能让她感受激情的人生方向的边缘地带。像这一群体的其他人一样，杰西卡不安地处在一种持续的焦虑和困惑中，不知何时才是尽头。“我从未真正确定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事情只是自然发生。”她说，“我想这就是我总想逃离的原因——我从未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待的或是想要去的地方。”
杰西卡对过去取得的成就感到失望，尽管这些成就获得了父母和老师的夸赞，但却未能帮助她找到一个她真正渴望实现的目标或生活方向。目前，她的状况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许她可以在一个自我设定的延缓偿付期内重新“发现自我”，或者趁着年轻，她可以从一种状态漂向另一种状态，却无法从所做的事情上找到持久的意义。
杰西卡的一些同龄人比她的状况要糟糕得多。他们没有杰西卡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没有她已被证明的才华，也没有杰西卡在遭遇挫折时可以从家人和朋友那里获得的可信赖的支持。研究表明，其中很多年轻人已经表现出一系列的心理症状和压力症状（远超出杰西卡不时出现的惶恐不安感）：睡眠障碍、饮食障碍、无法控制的愤怒、社会隔绝、性功能障碍、滥用药物，以及很多其他的自毁倾向。
英国惠灵顿大学的校长安东尼·塞尔顿(Anthong Seldon)在他最近一期的报纸专栏里评论道：“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抑郁和高度焦虑的状况……已经到了流行爆发的程度。一位伦敦哈利街的精神科医生称，他去年接诊了来自同一班级的5名需要帮助的学生，他们的学校在伦敦具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在大学里有如此多的学生感到学业难以应对，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吃惊吗？美国一些最新的研究表明，45%的大学生都表现出严重的抑郁征兆，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4
最近有本书，写的是关于“一代有着疏离感和不快乐的孩子们”，临床心理学家马德琳·莱文(Madelin Levine)在书中描述了她在接诊过程中的观察，这些受困扰的青少年常常感到内心很空虚。其中一些青少年表现出严重的自毁行为，例如，一个15岁的女孩真的将“空虚”两字刻在了左前臂上。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类似“割腕”这种行为已经引起了父母们的注意，幸而这只是相对较少出现的现象。这里我们更加感兴趣的是，莱文对那些问题并不是很严重的孩子的观察，他们带着典型的少年式忧虑来寻求她的帮助。“其中很多青少年”，她写道，“都很擅长假装表面上一切正常。”他们会抱怨焦虑感和空虚感：“他们真的不开心”。他们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热情，在每天的生活中很难找到乐趣。他们用来描述焦虑的话语包括：“无所事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开心”，以及说得最多的“总觉得内心缺了点什么”。 5
观察者注意到，即使是这些青少年中已取得最优异成绩的孩子，他们在早期取得成功的事情上也缺乏持续的投入，这让人感到有些不解。《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教育专栏作家劳拉·帕帕诺欧(Laura Pappano)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记述了一群成绩顶尖的学生，她称他们为“超人学生”，由于他们已经在中学时期取得如此多的成绩，以至上了大学后发现有些让人感到失望，几乎没有什么挑战能让他们维持兴趣。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作为对此的回应，把时间都花在了打水球、玩飞盘、上网以及看电视上。
作者的观点是，受外界对学生期望逐步提高的影响，就长期兴趣而言，一些最聪明的学生可能过早地取得了过多的成绩。此外，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会对不再给学生施加压力的教育体系提出质疑。她引用一位高等教育管理人员的评论：“为了让孩子进入大学，我们逼迫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后，他们要做什么？”
但对此我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这些聪慧的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想要取得的成就“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取得这样的成就”，那么他们在大学期间就不会失去动力。如果他们能够从早期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中发现比成绩和奖项更为深层的目标，那么在他们进入大学时，将会依然保持积极的心态。他们到那时会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他们所选择的目标。
在大学期间毫无目标感所造成的负面的心理影响，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表面上看起来很成功但内心却没有方向感，年轻人身上背负的这种痛苦可能最终演变成自毁行为，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在美国的学院和大学里，每年都有很多表现优异的学生有自杀倾向，其中很多人最终失去了生命。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记载的有关青少年自杀的最新报告 6 显示，2004年青少年的自杀率增长了8%，是15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高等院校之内，近些年对学生自杀风险的关注正在逐步提高。大学辅导员几乎一致地把这个问题归因于课业负担过重和竞争所带来的压力。我能深切体会对这些绝望而不快乐的学生的关怀，但我不太信服关于“压力”的解释。只要年轻人相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繁重的功课和激烈的竞争就不足以击溃他们。
在一项针对7000名从8年级到高中的美国青少年的跟踪研究中，芭芭拉·施耐德(Barrbara Schneider)和大卫·史蒂芬森(David Stevenson)得出了一个让人感到惊讶的结论：与大众（或者说是媒体）形成的对年轻人“享乐主义”“疯狂玩耍”等印象相反，当今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有他们想要实现的志向。但仅有极少数人认为这些志向能在现实中获得实现。“大多数高中生……”作者写道，“怀有远大的志向，但却没有实现这些志向的清晰人生规划。”用作者的话说，他们是“有动机但缺乏方向指引”。这样的结果是，他们会感觉更加挫败、抑郁和被疏远。施耐德和史蒂芬森写道，在年轻人的不幸中似乎隐藏着极大的痛苦。况且，这种痛苦的隐藏本身就是问题。他们在观察中发现，很多父母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作者还指出“很多父母并没有把积极地帮助子女制订未来计划当作是自身的责任”，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也会详细阐述。
2005年美国公共电视网(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PBS)播出了一部名为《获得学位的人数在下降》（Declining by Degrees）的纪录片，该片主要记录了在当下大学生群体中所弥漫的“理想破灭”以及“疏离感”。在片中可以看到，学生在课堂上睡觉、偷懒不做作业，每周都会夜夜狂欢，甚至有不少人以天天饮酒来度过大学四年的“学习时光”。这部片子是对高等教育的尖锐批判，但片子当中渗透的对学生态度的观点，以及对大学教育系统的观点也同样发人深省。片子中描绘的学生都是聪明而友善的，通常拥有相当不错的学业成绩（即使是那些不怎么看书的人似乎也能通过考试，甚至取得很好的成绩）。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考虑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发现自己处于糟糕的境地，可能很难看出这些养尊处优的年轻人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但确实缺失了一些东西。过去，一些教育家把缺失的元素称为“动机”，我同意，充分的动机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但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动机“来源”的缺乏，即缺少了一种目标感。就长远来说，缺乏目标感会毁掉拥有快乐而满足的人生的根基。
当然，每一代都会有抗拒遵循成年人惯例的年轻人。在一本名为《未做承诺的人：美国社会异化的年轻人》（The Uncommitted：Alienated Youth in American Society）的有预见性的书中，肯尼斯·凯妮丝顿(Kenneth Keniston)描述了一群年轻的大学生，尽管他们身份显耀（都是哈佛的学生），但却对社会深感不满。这群被称作“异化的学生”，几乎对他们身边的所有主流价值观、社会角色及生活习惯都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态度。尽管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极善表达，但是他们却没有更远大的信仰或人生规划。肯尼斯在书中写道，他们的异化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些学生已经作出了有意识的、理性的选择，让自己继续处在这种“未做承诺”的状态。
虽然《未做承诺的人》这本书在出版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但书中所描绘的那些年轻人，依照凯妮丝顿所描述，“并不是典型的美国年轻人”，他们在群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在那些有见识的同学之中，他们对于种种社会弊端所表达的充满理智的怀疑和批判，也属于明显的极端。同龄人中很少有人认同他们的不满意识。尽管这些“未做承诺”的学生让人非常感兴趣（或许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者），但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他们对于美国当今社会的意义并不明了。
当今年轻人的“承诺缺失”和凯妮丝顿所描述的状况还有很大不同。这并不是美国20世纪中期那些异化的年轻人所表达的激进思想。当今的“未做承诺”没有任何个人、社会或政治的观点，它没有任何关注点或目标。正是这种无目的的方式，使得这种“未做承诺”显得更加“纯粹”，甚至对“未做承诺”状态本身也不做任何表态。既不是为什么而献身，也不是反对什么，而更像是“某些事物的缺席”——就像是一幅全景图中有一个空白地带。如果换一个时间和空间，这里应被充满活力的活动所填满。
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这一趋势，但他们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上要比我乐观一些，对此也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Jeffrey Arnett)在他的书《步入成年》（The Emerging Adulthood）中以一种敏锐的观察作为开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社会的年轻人中发生了一场无声的变革，它发生得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才被人们注意到。”阿内特还指出，鉴于青春期已经被大幅延长，我们需要为这一新的人生阶段命名。他将其称为“成年早期”——间接指的就是这场“无声的变革”。
阿内特对这一现象持相当乐观的态度，没有掺杂半点矛盾情绪：“身为今日美国的年轻人，就要经历兴奋和不确定性，经历开放的可能和困惑，经历新的自由和新的恐惧。”在阿内特看来，现在延长的“早期阶段”也存在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使其能更好地规划未来，以便让自身的特殊才能、兴趣和愿望获得更好的实现。但我想说，这种乐观仅适用于一小部分年轻人。对于其他的年轻人，增加对他们的关注，才是我们更恰当的回应。
我也不认为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我们普遍把年轻人逼得太紧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德琳·莱文(Madeline Levine)将年轻人的缺乏方向感归咎于“过高的期望”“父母的压力”以及“家庭的富裕”。我个人的观点是，正是在较高的期望下，年轻人才能茁壮成长（我在10年前写过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这样父母才能把注意力更好地放在孩子身上。至于说家庭条件富裕与否的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富裕家庭和不富裕家庭成长的年轻人，都有着相似的模式：小部分来自富裕和不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方向感，并且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上；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寻找一些能给生活带来积极意义的东西；在两种家庭背景中，只有极少数人不会表现出任何迹象想要努力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必拘泥于这些解释，而要从更广阔的层面对问题进行看待。
这就是目标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因为如果在生活中找不到明确而可靠的目标感，它所带来的颓废感就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是一生。
几年前，我遇到一群学生，他们刚开始参加一个教师培训课程。这群人中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还包括许多30～40岁年龄更大一些的人。在其他领域工作多年后，是什么又让他们回到这里？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要重新选择人生方向？
在与这些学生进行交谈之后，我发现他们是从法律、医药、军队和商业等领域退出的。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是失败者。一些人还曾在企业或专业领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他们都辞职了，并且抱怨的理由非常相似：他们从未感觉到，正在做的事情对他们而言是真正重要的。他们感到空虚和不真实。他们感到沮丧，觉得自己把时间都浪费在一些未能反映他们人生最高理想的事情上面了。简单来说，他们年纪轻轻就对生活感到倦怠。不管他们在一开始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在成年早期这一短暂阶段，都未能让他们保持热情，更不用说他们更长久的职业生涯了。
但至少跟我谈话的这些学生在中年阶段迈出了一步，确定一个兴趣，而这个兴趣可能带给他们一个追寻有意义生活的机会。他们或许在教师生涯中会发现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或许不会——只有时间能说明结果。在我遇到的其他案例中，早期未找到对个人有意义的工作，就好像是将一锅充满焦虑的挫败和困惑慢慢“煨炖”，最终他们将一无所获。往往是那些看上去已走上正轨的人，会表现出最严重的忧虑感。一位30岁的心脏病专家最近来向我寻求建议和帮助。在并不很长的职业生涯中，这位聪慧的年轻人已经获得了美国东南部复杂外科心脏手术顶级专家的声誉。自然，找他求医问诊的人已排起了长队。问题是，他憎恶这份工作，已经到了早上不想起床的地步。尽管他也尝试过想要从拯救病人生命的工作中找到满足感，但他始终无法摆脱从童年时就开始的“一直的努力只为取悦他人”的感受。他坐立不安地谈论着对未来一成不变的恐惧，从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不快乐。在我跟他谈话时，他已处在从长期医疗教育中脱离的边缘，想要去找一份能够带来更多个人意义的工作。至于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他连一点模糊的概念都没有。但他的不适已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至于与保持目前的人生道路相比，即便是跳入一种未知的境遇对他来说似乎也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将这个故事跟我之前提到的美国公共电视网的纪录片作对比。在《获得学位人数在下降》（Declining by Degrees）这部纪录片中，并非每个学生都是在大学里混日子或者中途辍学。其中有一个叫布列塔尼的年轻女生，像片子里所描绘的很多其他学生一样，她当时也很泄气：“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想继续在学校里待着，我没有遇到什么挑战，也没在考虑什么事情……我只是真的不知道‘我是谁’‘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以及‘我想要做什么’，这真的让人感到不安。”但布列塔尼比较幸运，与片中的大多数学生不同。就在她快要离开学校时，为了达到科学课的要求，她无意中选修了一门行星物理课。没想到，她竟然对这门课程感兴趣。老师在注意到她的兴趣之后（主要是因为感兴趣本身就足以让她从同学中脱颖而出），跟她坐下来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正是这次对话让布列塔尼相信，她可能在科学方面是有天赋的，她甚至能从中获得一种使命感。最后在大学毕业时，布列塔尼报名参加了一个行星物理的研究生课程。“有时，”那位老师后来若有所思地说道，“仅仅一点点鼓励就能带来完全的不同。”
但若真是如此，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的学生在痛苦中挣扎？当下年轻人需要用来寻找目标感的指引——“一点点鼓励”——究竟在何处呢？
我在本书中主张，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年轻人“目标感缺失”现象，并没有受到能够对他们施加影响的人们足够广泛的重视。实际上，它甚至都不在能影响年轻人的文化机构、大众媒体、学校、市政和社会组织的关注范围之内。尽管我们整个社会都给予年轻人极大的关注和关怀，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有待深入，现在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发现他们想要寻找的人生目标。
为什么目标感如此重要？它对给年轻人带着激励感和崇高理想走向未来能起到什么作用？当然，它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是不难看出来的。如果不是年轻一代勇于应对重新构建世界的挑战，很难想象我们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在本书中，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而是年轻人自身。书中列举的所有例子都是为了说明，找到明确的人生目标对于年轻人在生活中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当今的文化环境下，这件事情做起来比想象的要困难很多。
我说的“人生目标”到底是指什么？“人生目标”就是“终极关切”。它是“为什么”问题的最终答案：“为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它跟你有关？”“为什么它很重要？”人生目标是短期目标和驱使大多数日常行为的动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根源。
短期的渴望会来了又去。一个年轻人可能渴望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约人去舞会、拥有最新款的游戏机、在篮球队中成为主力，或者是拿到知名大学的入学资格。这些都是渴望，反应的是短期目标，可能有长远的意义，也可能没有。而目标则不同，它本身就是最终指向。
一个人可以改变人生目标，也可以在若干年后增添新的目标，但目标本身的性质是：至少要经历足够长的时期，要作出认真的承诺，并在这一目标上有所进展。目标能够规划整个人生，不只是带来意义，还能为之后的学习和成就的取得带来鼓舞和动力。
我们如何才能帮助年轻人找到通往目标之路？好消息是，我们已充分了解目标在年轻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也知道年轻人如何才能培养目标感，并且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有效地引导年轻人找到目标之路。在下一章中，我将介绍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发现，以及最前沿的积极心理学中的发现，为什么目标感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以及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第3章和第4章阐述了我们关于年轻人目标感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最后的总结章节中，我为那些希望帮助年轻人找到积极人生目标的人提出一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在帮助年轻人迈上目标之路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