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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大街上问100个人，他们是否了解电冰箱的工作原理，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是的”。但是如果请他们对电冰箱的工作原理进行详细的、循序渐进的解释，他们可能哑口无言或支支吾吾。这种强大但不准确的认知感就是列奥尼德·罗森布利特（Leonid Rozenblit）和弗兰克·凯尔（Frank Keil）在2002年提出的“解释性深度错觉”（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简称IOED），他们说：“大多数人觉得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非常详细、连贯和深入，远远超出了他们实际了解的程度。”
罗森布利特和凯尔最初通过多阶段研究证实了解释性深度错觉的存在。在第一阶段，他们要求参与者评价自己对如缝纫机、十字弓或手机等一些产品的了解程度。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求参与者详细地解释每种产品的工作原理，然后要求他们重新评估自己对每种产品的了解程度。多次研究均表明，实际认知程度的评分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显著下降，因为参与者发现自己无法解释那些产品的工作原理。当然，解释性深度错觉远不止存在于产品原理的领域，我们看待科学领域、精神疾病、经济市场，以及几乎任何我们可能（错误）理解的事物，都存在解释性深度错觉。
目前，解释性深度错觉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尽管我们有大量获取信息的渠道，但获取信息的方式却极为肤浅。201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60%的美国人只阅读新闻标题，仅此而已。中东内战、最新的气候变化研究等主要的地缘政治问题被浓缩成推特上的推文、风靡网络的视频剪辑、模因、科普网站短文、喜剧新闻节目中人物的讲话片段，以及不经意间被发送到邮件垃圾文件夹的每日电子时事新闻。我们广泛地获取知识，但并不深入。
了解解释性深度错觉有助于我们打击政治极端主义。2013年，菲利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和他的同事们证明，解释性深度错觉会影响人们在单一支付医疗、国家性统一税和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等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与罗森布利特和凯尔的研究相似，费恩巴赫和他的同事们首先要求人们评估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程度，然后解释每个问题的运作原理，最后重新评估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程度。此外，在参与者给出解释之前和之后，还分别对他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态度的极端程度进行了评估。在试图对某个问题进行解释之后，他们对该问题的理解程度以及态度的极端程度的自我评估分数都显著下降，原本强烈支持或反对某一问题的人的态度会变得更加温和。此外，极端态度的减少也降低了向倡导这一问题的团体捐款的意愿。这些研究表明，解释性深度错觉是平息激烈政治分歧的有力工具。
解释性深度错觉让我们保持必要的谦逊。在任何知识领域中，最无知的人往往对自己对该领域的理解最为自信。贾斯廷·克鲁格（Justin Kruger）和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的著名研究表明，在逻辑推理、语法和幽默测试中表现最差的学生最有可能高估自己的考试成绩。只有真正获得了某一主题的专业知识之后，人们才能认识到它的复杂性，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信心。对某种现象进行解释的迫切需求能够迫使我们面对其复杂性，并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在美国的政治极化、收入不平等和城乡分割使人们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产生分歧之际，认识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远远不够是弥合这些分歧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