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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讲普通话的普通老师，也一直十分享受做一个普通老师。
在窗明几净的书斋，泡上一壶好茶，摊开一本好书，一个人细品乌龙静读书，就是我的人间至乐。要是又能无拘无束地胡思乱想，再把自己读后的所思所感写成文章，还能与两三知己切磋分享，那更是让我进入了人间天堂，就像庄子所说的那样，“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因为本人就是湖北麻城人，麻城与武汉的气候风俗十分相近，从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便要求回到武汉工作，原本分配在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教中国文学史，华师母校的丁成泉老师要求改派，这样我才改分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这让我有一种双重“回家”的感觉——既回到了母校，又回到了家乡。在自己所在的古代文学学科，我当了二十多年学科带头人，学科里无论是我的老师兄长，还是我的学生晚辈，无一不比我才高学富，无一不是谦谦君子，无一不支持我的工作，我也公平友善地对待每位同仁，几十年来我无日不生活在友爱温暖之中。学科里的谭邦和兄，我们在大学四年同学，后来三十多年又在同一个教研室共事，三四十年来没有闹过矛盾，工作和生活上相互扶持，直到今天仍旧天天保持“热线联系”。古典文献学学科张三夕兄，虽然我们相交只有十几年，但我们的交情酷似酽酒，时间越久远情味便越醇厚，大家常在一起侃学问论时政聊人生，古人所谓“友于兄弟”恐怕也达不到这种境界。我对同学科的所有同仁都终生感恩。
原打算在武汉汤逊湖边买套房子，退休后在那里读书、写作、休闲，读自己想读而未读的好书，重温自己虽读而未精的经典，完成自己动笔而尚未煞笔的著作，顺便也翻译一点自己酷爱的英文随笔小品，当然更要玩转自己想玩而未玩的国家和景点。尽管头上青丝早已成雪，可我自觉身体还比较健康，记忆力也和年轻时没有什么两样，至今比有些研究生的记性还好，抢记可能比他们还快，记忆时间也可能比他们还长。要是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自己的后半生一定更为惬意；要是能够高度自律，退休以后自己或许更有成就。
近十年来，我的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虽然拥有许多读者，2012年还被网易评为“十大博客名家”，但它的读者范围毕竟只限于小众。三年前我的教学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互联网把我推到了大众面前，使我这个书斋里的书生成了“公众人物”，给我带来社会声誉的同时，也给我带来许多烦恼。最大的烦恼就是不得安宁，各种媒体采访，各种团体邀约，各种社会活动，有些无法拒绝和逃避，不仅完全打乱了我日常的作息习惯，有些活动我还不得不“勉为其难”，做一些我既不善也不愿的事情。
一是打乱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二是没有多少整块时间读书，眼见“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我的生命就在这种庸庸碌碌中耗费掉了。这种外出应酬，近几年我从很不习惯到十分恐慌，希望生活尽快回归常态。
2019年9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采访我的报道，文章的标题就是用我的原话——《戴建业：一个人不能红得太久》。在这次采访中我对记者说：“一个人不能红得太久，太久可能就毁了。任何人要是一直在聚光灯下，什么事也干不成。”
红久了人就容易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在聚光灯下久了容易烦躁和浮躁，根本无法进行深入思考。我曾在“今日头条”的微访谈中说过，“铁因冷却而变硬，人被冷落才清醒。越是不被人关注，越是容易深入思考，被社会冷落的人，也许是最有深度的人”。被后人珍视的那些学术成果，通常出自那些生前被人忽视的作者之手。
元好问称道陶渊明“豪华落尽见真淳”，俗话也说“平平淡淡才是真”，高名盛誉是一个人脸上的脂粉，洗去了这些脂粉才能露出真容。被人们“相忘于江湖”才是人生的常态，被社会过分关注是生活的变态。我希望洗去脸上的妆容，尽早回归从前的生活形态——读自己想读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
到那一天，我的衣着还像从前那样不衫不履，写作还像从前那样无所顾忌，议论还是像从前那样尖锐犀利……到那一天，我就没有“长恨此身非我有”的痛苦，我就更有底气对大家说，“我是戴建业”！
2020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