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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有很多阴差阳错，我的专业选择就是将错就错。
高三下学期有一次办墙报，编排和抄写主要由我负责。墙报快贴完一大半的时候，班主任袁老师碰巧从墙报旁边路过，看到我们的墙报都是一些批判文章，他老人家突发奇想地说：“怎么都是清一色的文章，不找几个同学写一些诗呢？”说实话同学中没有人会写诗，教理科的袁老师恐怕也不知道什么是诗，他可能只是觉得诗歌分行，看上去排列整齐美观。我们几个同学正在面面相觑，袁老师又发号施令了：“建业，你去写几首来！”
尽管前两年老师时常遭到批斗，他们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已大不如前，但平时我仍然不敢与班主任对着干。老师既然已经发话，我只好硬着头皮完成。
但凭我的语文水平无法完成，一来我根本不会写诗，二来就算是真会写诗，也不可能立马就能连写几首，像照相那样“立等可取”，相传七步为诗的曹植，历史上也只有他一人。完不成任务怎么办？第一个蹦出来的妙招就是“抄”。我们学校当时的藏书基本烧光了，我到阅览室翻了几份权威报纸，一口气抄了三首，还模仿报纸体式标明“外二首”。这三首诗个别地方我改动了字句，大部分却是一字不改地“忠实原作”。没想到一贴出来袁老师赞赏有加，同学们也都拍手叫好，很快还得到了戴校长的热情表扬。
没想到抄了三首诗弄出了这么大的响动，得了这么多荣誉，小孩的虚荣心很大，胆子却很小，先不想承认是抄的，后不敢承认是抄的。
阅览室近几天的报纸大家都能看到，我在老师和同学眼皮底下抄诗竟然没人发现，我一激动就把这几首诗寄到当时一家报纸。几十年前没有互联网，很难查到原诗发在什么地方。无知无畏的我既然敢抄袭诗，糊里糊涂的编辑自然敢刊发诗。
抄的这三首诗歌发表后，我更是尝到了“写”诗的甜头，也确立了我当诗人的信念，从古代到当代，从中国到外国，什么诗歌我都读得津津有味，连湖北宜昌工人诗人黄声孝的作品也读了很多。没过多久，我真能写出像模像样的诗来，1977年高考之前，我在当地小报发了不少诗歌，发了十几篇散文和一个独幕剧。于是，我死心塌地要当诗人。
1977年高考，湖北省的语文和数学试卷文理科通用，因为我们高中没有分什么文科理科。按我高中的学习兴趣和成绩本应考理科，可我为了实现当诗人的美梦报考了文科。我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校名叫华中师范学院。其实，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教书，高中母校有个物理老师是华中师大的校友，他说华师校园特别美丽，那里有一栋圆顶建筑。我一个乡下孩子连楼房也很少见到，更没有见过圆顶房子，一时间我把华师想得比天宫还美，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华师中文系。记得到华师本部报到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老师描述的圆顶房子，连问了几个老师都说没有圆顶房子，最后才有位老师告诉我说，物理系楼顶有个圆砣砣。我远远望着那个圆砣砣哭笑不得，正是它诱使我报考了师范，成了今天的教书先生。
入校以后，第一学期学当代文学，那个讲当代文学的老师讲了一学期当代诗歌，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学期都在糟蹋诗歌，我们系里所有同学都听烦了，弄得我一看到诗就想吐。幸好，这位老师后来调离了教学岗位，不然不知他要毁灭多少青年的诗人梦。一个糟糕的老师，就像一个糟糕的厨师，把一块上好的食料，做成了一道恶心的菜肴。读了三个多月我才如梦方醒，明白想当诗人的梦想极其荒唐——我的才能既当不了诗人，我的志向也不是当诗人。
我立即向教务处写申请，请求转系换专业，当时一门心思要转到数学系。四十多年前，我国大学不准转专业，教务处的老师对我说，中文系是华师的好专业，要我坚定专业信念，培养专业兴趣。我找班主任刘兴策老师倾诉痛苦，诉说自己读不下去的烦恼，还流露了想退学的念头。刘老师待人和蔼可亲，他轻言细语地劝我认真学习，还说中文系是华师最好的系之一，别系的同学很多人想进来，我有幸进来了却想逃走。我母亲更是反对我退学，扬言只要我敢退学，她就跳到塘里淹死算了，遇上这么不争气的儿子活着也没意思。
母亲以死相威胁，我便死了退学念头。
大学一年级我读得苦不堪言，觉得读大学无聊透顶，念中文系更是荒唐至极。吃不进，睡不着，上课是一种折磨，活着是一种负担。校医说我是“严重的神经衰弱”，现在来看可能是患上了抑郁症。偶尔还想到了死，一想到死就恐怖，家中还有将来要我赡养的老母，还有正在念初中的弟弟。我想尽一切办法振作起来，我每天早上和晚上跑步，不管失眠不失眠都按时起床，不管读不读得进去照样坚持读，到了二年级情绪慢慢好转。
我的记性至今还很好，临场发挥的技巧也高，哪怕患“神经衰弱”期间，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也是名列前茅。我的心情一天天“转晴”，我的信心也一日日高涨。
由于我的方音太重，中小学又没有学拼音，大学里学英语时连元音辅音也发音不准，每个单词的发音也不会拼。我的语言模仿能力很差，加上每个单词不会拼读，学英语时又快二十二岁了，因此觉得学英语比登天还难。很快我就从英语普通班“贬”到了慢班，原来教我英语的老师叫宋淑慧，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她笑起来特别甜美，只比我们七七级高一届，年龄比班上很多同学还小些，每次上课班里的男生都挤到前排。慢班的英语老师一脸苦相，说起话来又凶巴巴的，只要一看到他的凶相，我的心就沉到了谷底。
为了洗刷被“贬”到慢班的耻辱，为了重回宋淑慧老师英语班，我请室友李建国兄教我元音辅音，教我如何拼读英语单词，又请班里家在北京的同学王玲玲大姐买了一本《英语小词典》。我白天背诵英语课文，一页页地背诵词典上的单词，就寝后睡在床上又默背一遍，第二天早晨背新课前先复习旧课。这样日复一日地苦干了一年，我便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英语快班。
七七级同学中有的年龄很大，中文系同学学英语的信心都不足，学英语的热情也不高，我不放弃自然容易出头。三年级时我便能阅读改写的英语读物，这样我学英语的积极性更高，很多英语小说我没有读过译文，只读过一些改写的简易读本。几年后，发现自己能读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原著，当时的激动真无法形容。我不想把它归还图书馆，因为到处买不到罗素这本原著，宁愿被惩罚也要把它“黑”下来。学校图书馆规定，学生借阅的图书两个月必须归还，归还后还可以续借。借阅的罗素英文《西方哲学史》虽是盗版，我对它照样爱不释手。我想出了一个不还书的昏着：对图书馆借阅老师撒谎说“丢了”。图书馆老师对我说赶快去找找，外文书规定是丢一罚十，可我还是坚称“找不到”，罚款十倍我也要将它“据为己有”！这本书我保留至今，每页都画了记号。
后来我能较快阅读英文文献，能翻译不少英文随笔，大学里刻苦背诵英语名篇，大量死记英语单词功不可没。
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商务印书馆出了系列莎士比亚英文作品集，正好前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本。朱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太美了，不仅语言典雅华丽，念起来也音韵铿锵。我想莎士比亚的英文肯定更美，于是发誓要通读莎士比亚英文原著，从牙缝里省钱把莎士比亚英文集子都买了。二三十年后，自己仍旧体会不出莎氏原文美在何处，甚至根本就读不懂莎氏原文。一气之下将它们都送给了念英语专业的学生，只留了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时不时把它拿出来摩挲，借此机会不断提醒自己说：“戴建业曾是个上进青年！”
班里可能要数我最喜欢逃课，老师讲得索然无味的课，听两三次后我就去图书馆自己看书，不再去教室里浪费时间。我在班上不是显山露水的“要人”，上课和逃课都没人在意。大学四年，我听课不多，但读书不少。毕业时我能顺利考上研究生，多亏了我平时逃课得法。
到大学三四年级时出现了美学热，快毕业那年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此后我成了李泽厚的铁杆粉丝。我们寝室王祖国喜欢读哲学著作，大家都戏称他“小黑格尔”。受他的影响我也迷上了哲学，还随同学一块去武大听刘纲纪先生的美学课。
我学习中文完全是“将错就错”，幸好能够“先结婚后恋爱”，报考了中文逐渐爱上了中文，不像现在有些小两口，起初一激动了便结婚，往后一激动了便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