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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个阿姨，50多岁，无知无畏，被老乡骗到外地，从事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在山东滨州的两所技术学院周边卖白粥加烙饼。去年春节见面，阿姨愁容满面，我嘴上说着“恭喜发财”，敬了一块银鳕鱼，恭敬地问：“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唉，别提了，赚不到钱。”
“学生的生意还赚不到钱，是不是单价太低了？”
“还好吧，一份白粥加烙饼，卖2元。”
……
聊到这里，阿姨算是把天聊死了，我稳了稳情绪，接着问她：“你们卖粥的，属于辅餐小食。卖正餐炒菜，或许更赚一点。”阿姨无奈地说：“我们就是正餐，一份白粥加一个烙饼，算套餐，卖2元。”
我不死心，又接着问：“那晚餐呢，晚餐会不会豪华一点？”
阿姨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客户晚餐吃中午剩下的烙饼。”
我又问她，有没有试过产品升级、改善产品线、卖更高附加值的产品等，阿姨的回答是：曾试过推出高端产品“大大大大脸烙饼”，4元一个，管饱一整天。结果却因为挨着测绘学院，每个学生的手机里都装着测距软件，学生根据焦距、角度、摄像头、视频光线，就能拍照自动推算出大饼的直径、厚度、曲率，然后输入质量换算公式，结论是：一个高级“大脸烙饼”的体积，面粉含量还不如两个小饼。结果可想而知，销量惨淡。
我还是不死心：“要不，您试试烤串，啤酒撸串，销量一定好。”
“环保、城管查得严，烧烤都停了。”
“那卖点蔬菜、水果？”
“山东那地方，没人吃新鲜蔬菜。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吃大白菜，囤了一窖子。你卖两斤萝卜，老大爷可以跟你砍一小时价。”
“那如果上海亲戚来，想吃车厘子，卖高级水果呢？”
“我出去问了，别说卖水果的店铺，就连批发集散中心都没见过。100元一斤的樱桃，根本没人吃，也就没人卖。”
我忍着满头的黑线，继续问道：“那么，卖六合彩、P2P、保险和ICO的人来过吗？”
“前两年来过，跳楼了一批。现在也都关门了。”
“互联网呢，互联网的春风吹拂大地。美团、饿了么，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别提外卖了，说起来都是泪。俺们这里每单10元起送，够良心了吧，可外卖小哥送了一次，发誓再也不送了。10元的外卖，居然是五个寝室点了五碗粥‘众筹’才买的。小哥在每个寝室门口都要等，根本不赚钱，就没人送了。”
接下来，我们又在耐克鞋、网吧、女装店、足浴店等方面，进行了亲切而诚恳的交流。
我磨破了嘴，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赚钱的办法，最后得出结论——活着真不容易。
像山东滨州这种地方，就是一个人力成本无限接近于零的地方，因为赚钱机会太少了，工作岗位和产业太稀缺了，导致任何服务业都无法开展。所有人都恨不得把“附加服务”统统剥掉，亲力亲为。人力价值如此之便宜，整个城市的GDP也就很难上去。
在这次聊天后，我又到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下了飞机，机场快线转港铁，从铜锣湾出来的时候，照例被地铁广告所吸引——佘诗曼的减肥广告，陈豪的生发广告，曾志伟的中药堂广告，这些都是千年不变、雷打不动的。广告灯箱做了一些技术升级，目前多了很多视频，主打的是当季热播的电影。
我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香港的娱乐业养活了多少人？有一次，我在卡拉OK点歌，华人女歌手有名有姓的在600位左右，考虑到这些都是出过唱片的，没出过唱片的估计还要再翻几倍。而宝丽金唱片的历史也不长，这600位女歌手大多数都应该还在世。进一步思考，有基本组织常识的人都知道，这600人都是台前的，中台加后台，整个系统人数肯定远超600人。亚视和无线，还有整个电影工业、歌手、广告人……香港娱乐圈40年积累下来，从业人员至少有六七万人，占香港人口的1%。
除此之外，香港的警察队伍有3万人，消防处有1万人，考虑到40年轮换，爸爸辈、爷爷辈目前都还在世，那么在目前730万人口中，应该有10万人左右是从事过警察、消防职业的，大概占到总人口的1.5%。
这张清单还可以无限延伸下去，西铁和港铁也是庞然大物，地铁公司向来人多；建筑业和港口设施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人也不少；餐饮业是最大的单一产业，贡献了香港20%的GDP，也承担了20%的就业。
同样是在香港，我去海洋公园玩，在熊猫馆门口有两个穿蓝衣服的学生工，工作是检查有没有外带食物。到了场馆内，有引导和讲解员，场馆出口的纪念品商店里四五个售货员在工作，算下来，一个场馆的工作人员在10人左右。海洋公园每天营业时间是早8点到晚8点，共12小时，每周不休息，7天就是84小时。香港法律规定，每人每周的合法工作时间是40小时，那么维持公园的运转至少需要两组人，再加上节假日、每周轮休、年假等因素，甚至需要三组人来轮换。
你看，为了照顾几只熊猫，就可以给30人提供高档体面的工作，而整个海洋公园有几十个馆。兴建一个乐园，就可以提供5000~10 000个就业岗位，而香港还在上班的一共才多少人？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香港是“东方之珠”，遍地都是黄金，香港人全都是高人一等的小马哥、刘德华，博柏利（Burberry）的风衣一披，手执两把“沙漠之鹰”，再涂上半斤发胶，其气势和派头让你恨不得把录像带揪出来。可是我们和香港人接触得越来越久，会发现香港人也是普通人，香港警察和内地警察一样是警察，内地的消防员跟香港也没有区别，都十分恪尽职守。
如果把香港的产业一一拆开，无论是餐饮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还是警务、教育、娱乐业，你会发现香港和滨州的就业领域有将近90%是重叠的，仅仅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有小小的区别。
那么，为什么香港的经济总量是滨州的几十倍呢？在香港听一场粤剧，地铁海报显示价位为680/980/1380港元，同样在滨州听一场地方戏，可能收费10/20/50元，这里面的艺术水准有区别吗？凭什么香港一堂瑜伽美容课，就可以卖1200港元，而在滨州找一个扬州师傅帮你按摩，且保证连皮垢都给你搓下一层来，却才收你40元？
价格为什么会相差几十倍呢？
上边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价值中枢”出了问题。
举个例子解释一下。假设人类存在三种需求，分别是：
A：高级情感（个性品位的需求）；
B：中级需求（坐空调车的需求）；
C：基础温饱（吃饭的需求）。
当人类极度贫穷时，C绝对是最主要的需求，这时的人类，一切的生存与奋斗，都是为了吃饱。在这个基础上，如果C＝1的话，B=0.1，A=0.01。
但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后，“吃饱”早已不是问题，人们会追求“有质量的生活”，进而追求“个人的体面和自我实现”。例如上文提到的香港，在生存需求C=1的情况下，舒适质量B=10，个性释放A=100。这种社会具体的表现，就是极度夸张的消费。在香港，稍微上点档次的奢侈品就非常贵——吃一条普通的蒸鱼要4000多元，名牌衣服、手表动辄数万元，稍微好点的酒店，价格是深圳同等质量的两倍不止。
当滨州遇见香港，当土星遇见火星，两种价值体系撞在一起，你排出了ABC，我也排出了ABC，你的A+B+C的总GDP是1.11，我的A+B+C的总GDP是111，我比你富100倍。
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是一个假象，问题出在“度量衡”上。
在滨州，物值钱，人力不值钱；在香港，人值钱，物不值钱。当我们把滨州和香港进行比较时，却把我们最值钱的东西，去和人家最不值钱的东西做对比，所以，远远高估了香港的真实实力。
现行的GDP计量方法有很大的缺陷，它的等价基石是“可贸易商品”。在统计口径的选择中，又选择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食品和能源的比重太大，人力和人心的比重太低。100∶10∶1∶0.1∶0.01的情况，就是用了这种吃亏的算法。
香港回归的1997年，其GDP有内地的20%，但从体量和规模上来看，国际公认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香港地区则是一个弹丸之地，连与中国内地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这也说明，有些指标看似强大，其实失真很严重。韩国的GDP是朝鲜的近百倍，但真实国力的差距绝没有这么离谱。GDP在衡量一国国力时，甚至都没有工商业总产出有效。中国香港根本不可能有整个中国20%的体量和地位，1%还差不多。
有些地区的落后，仅仅是因为统计方法对它不利，只要跨过了工业革命这条温饱线，当人类生存不再成为问题时，各种消费品的价格就会不断上升。换言之，只要你想“刷GDP”，你可以推高心灵鸡汤的价格，一直到无限高。
中国近40年的GDP可以升那么快，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国，之前因为计算方法的不利，把类似于滨州这样地区的产出算得近似为零，因此，中国的GDP在20世纪90年代还不如一个小小的荷兰，我们的真实实力虽没有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但也不是所谓“人均数据”体现出来的那么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