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世界各地都举办了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的特点是规模大，当时就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会议论文集和研究论著。法国大革命是轰动性的，是近代政治文化的开端，现在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而这本《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的出版就是这次纪念活动成果的一部分。1989年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以及各类出版计划从很多年前就开始酝酿了。早在1982年，我就签下了这部书的合同。而198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已经出版了我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出版商决定让我承担一部范围更广的研究著作，要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出版。起初我有点儿犹豫，因为我的主要兴趣是旧制度研究，而不是大革命。回想起来，从完成第一版开始，我就觉得旧制度的瓦解和大革命不能混为一谈。但要完成一部以1789年为起点的历史著作，其挑战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1989年，本书的第一版如期出版。13年后，在第二版问世之际，我参考了两百周年纪念后10年间的研究论著，而且也增加了一个附录，介绍大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中译本依据的就是第二版。

我从未想过只写法国这场革命的历史。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之外的许多地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在18世纪结束之前，大革命释放的力量早已渗入别的国家，而且也已经跨越了大西洋，影响到加勒比海的奴隶世界，这些也是我研究的一部分。我选择1802年作为大革命的终点，是因为拿破仑至少在几年内解决了三个使得大革命迟迟不能了结的问题：宗教、君主制和战争。当然拿破仑本人也是大革命的产物，他在执政的几年中，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大革命的影响，使之深入欧洲的每个角落，甚至是欧洲人控制下的非欧洲地区。只有中国是个例外，直到20世纪，那些起源于大革命的各种意识形态才开始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一旦这样的影响产生了，了解这些意识形态的根源自然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衷心希望这部著作能在这方面起到一点作用。

威廉·多伊尔
2011年7月于英国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