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家中的抽屉里躺着一本刚开始读的戏剧《扫罗王》和一沓诗歌,我感觉十分古怪。我的夜晚曾经是读着戏剧和诗歌度过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干过类似的事情。但这一切对我而言变得如此不真实,以至于我已经无法真正想象出那样的画面。自从来到战场,先前的生活在我们什么也没有做的情况下就被割断了。有时我们试图勾画一幅概貌或者为此找到一种解释,都没太成功。恰恰是对我们二十岁的人而言,一切显得尤其未知未定。对克罗普、默勒、雷尔,还有我,对我们这群被坎托雷克称为“铁一般的少年”的人而言。比我们年长一些的人已经与过往牢牢地拴在了一起,他们有自己的根基,有妻子、孩子、工作和爱好。这些事物是如此牢固有力,就算是战争也不能把它们扯断。而我们这群二十岁的人只有父母,有人还有一个心爱的姑娘。这不算多——因为父母的力量在我们这个年纪是最弱的时候,而姑娘们还没有占据我们的生活。除了这些,我们身边就没有许多其他的事物了:一些空想、几段恋情,还有学业。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走得那么远,而已经拥有的又所剩无几。
坎托雷克可能会说,我们正站在生活的门槛前。情况确实类似。我们还没有扎根下来,战争就把我们冲走了。对其他人来说,对那些年长一些的人来说,战争代表生活的中断,他们可以抛开战争继续思考。而我们则是被战争击中,不知道结局会是怎样。我们暂时确定的事情是,我们以一种奇特而又哀伤的方式变成了野蛮人,虽然我们不再时常感到悲伤。
虽然默勒一直惦记着克梅里希的靴子,但他的同情心并不比那些因为悲痛而根本不敢这么想的人少。他只是就事论事。但凡这双靴子对克梅里希还有一丁点儿用处,默勒宁可光着脚穿越铁丝网,也不会费尽脑汁地思索怎么得到它。可是,眼下的克梅里希已经完全用不着这双靴子了,而默勒则很需要它。不论最后这双靴子给了谁,克梅里希都不会活着了。所以为什么默勒不能盯着靴子不放呢?他可比医生更值得拥有它!如果等克梅里希死掉再考虑,那就太迟了。所以默勒现在就得留心此事。对于那些人为建立的关联,我们已辨别不清。只有事实才是真理,对我们才重要。事实就是,好的靴子很难得。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去地区指挥部报到时,我们二十个年轻人还在一个班级。踏上练兵场前,我们兴奋地一起去理发店刮胡子,有人还是第一次。我们对未来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只有极少数人对事业和工作进行过深思熟虑,能够就此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反,我们脑子里全是些不确定的想法,这些想法美化甚至浪漫化了生活以及我们眼中的战争。
我们接受了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这段时间对我们的改造比上十年学还要关键。我们学到了,一颗擦得干干净净的扣子比四册叔本华重要。从一开始的震惊到气愤,再到最终的无所谓,我们领悟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不是精神,而是衣服刷子;不是思想,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操练。我们带着激动的心情与良好的意愿成为士兵,而人们却竭尽所能地让我们放弃这种思想。三个星期过后,我们已不难理解,一个穿着镶边制服的邮差对我们发号施令的权力比以往我们的父母、老师、从柏拉图到歌德代表的全部文化都要大。我们用自己稚嫩清醒的眼睛看到,老师教授的传统祖国概念在这里暂且变成了对个性的放弃,就算是对最下等的仆人,人们也不会苛求他们这么做啊。敬礼、立正、分列前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脚后跟碰脚后跟、辱骂以及无止境的刁难:我们对任务的设想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发现,为了准备好当英雄,我们得像是马戏团的马一样被对待。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我们甚至可以理解,部分事情是必要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多余的。士兵在这方面的判断一向很准。
我们班被分到了不同的内勤班,三人一组或四人一组,一起参与分班的还有弗里斯兰 的渔夫、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我们很快和他们成了朋友。克罗普、默勒、克梅里希和我被分到了下士希默尔施托斯带领的九班。
希默尔施托斯是整个营地最严厉的虐待狂,他还以此为傲。他是个敦实的小个子,服役十二年了,蓄着卷起来的红胡子,当兵前是个邮差。他尤其喜欢针对克罗普、恰登、韦斯特许斯和我,因为他感觉到了我们无声的反抗。
我曾在某个早晨替他组装了十四次床。他总是能挑出些毛病,再把床拆散。我曾在一次长达二十个钟头的工作中——当然还是有休息的——为一双极其老旧、石头般坚硬的靴子上油,直到它变得像黄油一样柔软,就连希默尔施托斯也无从指摘。我曾被他下令用一把牙刷把内勤班的屋子擦干净。克罗普和我还领到过用洗手的刷子和铁锹把营地的雪清扫干净的任务。如果不是一位少尉碰巧出现,我们差一点就要坚持到被冻死的地步。少尉让我们回去了并把希默尔施托斯结实地臭骂了一顿,可惜最终的结果就是,希默尔施托斯更加讨厌我们了。连续四个星期,我都得周日站岗。又连续四个星期,内务都归我做。我曾背着全副战斗装备在犁过的松软湿地上不停练习“卧倒”“起立,前进,前进”,直到变成一坨泥块的我体力不支倒地。四个小时之后,我向希默尔施托斯展示了收拾得锃亮的步枪,而我的手早已擦出了血。凛冽的霜冻天气,我和克罗普、韦斯特许斯、恰登在没有手套的情况下练习了一刻钟的立正,光秃秃的手指握着冰冷的枪管。希默尔施托斯不怀好意地在一旁踱步,等着哪怕丝毫的晃动出现好判我们违规。我曾在凌晨两点穿着衬衫从营房的顶楼跑到院子里跑了八趟,因为我的内裤超出了大家堆放物品的矮凳边缘几厘米。跑在我旁边的是当值的下士希默尔施托斯,他踢到了我的脚趾。格斗训练时,我总是和希默尔施托斯对决。我举着重重的铁架,他拿着轻便的木枪,轻而易举就能把我的手臂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不过有一次我实在怒不可遏,冒失地突袭了他,给他的腹部来了狠狠的一击,致使他跌倒在地。他正想发作时,连长嘲笑了他并说他应当多加注意才是。连长十分了解希默尔施托斯,对他摔了一个屁股蹲儿似乎挺享受——我成长为一个能完美攀爬到窄柜上的人——久而久之,还成了深蹲方面的大师。哪怕只是听到希默尔施托斯的声音,我们都会颤抖。不过,这匹送信的老马没能使我们屈服。
某个周日,克罗普和我正例行挑着粪桶穿过兵营的院子,打扮得清爽漂亮的希默尔施托斯恰巧经过,准备出门。他在我们面前停下,问道:“感觉这份工作怎么样?”我俩假装踉跄了一下,粪桶朝希默尔施托斯的腿上倒去。他立马咆哮起来,但我们也着实受够了。
“我要监禁你们!”他吼道。
克罗普忍不住说道:“先得有个审查,我们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你就这样和一个下士说话!”希默尔施托斯大声呵斥起来,“你疯了吗?我问你,你才能开口!你要做什么?”
“把下士先生的一切都说出来!”克罗普回答,手指贴着裤缝。
希默尔施托斯这时才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他一言不发地走了。虽然他在消失之前再一次怒喝道:“你们给我等着!”但他的威慑力已经到此为止了。他又一次让我们在耕过的田里“卧倒”“起立,前进,前进”。虽然我们都照做了,因为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执行,但是我们做得非常慢,希默尔施托斯不禁陷入绝望。
我们从容不迫地跪下,趴下身子,慢吞吞地完成接下来的动作。其间,希默尔施托斯早已怒不可遏地下达了别的命令。我们还没流汗,他先燥热起来。在那之后,他就不管我们了。虽然他还是叫我们“猪猡”,但称呼里带了尊重。也有不少正直的下士比希默尔施托斯理智,甚至正直的下士要占多数。不过,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地保住自己在家乡的好职位,而这只能通过严格训练新兵才能办到。几乎所有的练兵场操练我们都得参加。我们常常气得大吼大叫,有些人还因此得病了。沃尔夫甚至得了肺炎死掉了。但是如果我们屈服了,那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我们变得坚强、多疑、丧失同情心、好复仇、粗鲁——挺好的,因为这正是我们缺少的品质。如果没有接受这样的训练就被送到战壕,估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要疯掉。我们就这样为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做好了准备。我们不会崩溃,我们会调整自己。过去的二十年虽然在某些方面让我们过得艰难,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帮助。最重要的是,一种坚定、具体的团结精神在我们心中苏醒。在战场上,这种情感升华为战争能带来的最棒的东西:战友情!
我坐在克梅里希的床边。他越来越虚弱了。我们周围乱哄哄的。军医院的火车到了,他们在找可以运输的伤员。医生从克梅里希的床边走过,看都没看他一眼。
“下次吧,弗朗茨。”我说。
他把手肘撑在枕头上支起了身子:“他们把我的腿截掉了。”
他现在还是知道了啊。我点点头,说道:“开心点,你这样不错了。”
克梅里希一言不发。
我继续说道:“万一两条腿都没了呢,弗朗茨。韦格勒的右臂没了,那可更糟。而且你马上就能回家了。”
克梅里希望着我:“你这么认为?”
“当然。”
他再一次问道:“你真这么想?”
“肯定的,弗朗茨。你只需要先从手术中恢复过来就行。”
克梅里希示意我靠近点。我俯下身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我不相信。”
“别说傻话,弗朗茨。几天后你自己看吧。没什么大不了,一条腿截肢了而已,会安装上别的东西的。”
克梅里希举起了一只手:“你看看,我的手指。”
“那是手术造成的,多吃点就好了。你们伙食还行吗?”
克梅里希指了指一只碗,碗里还剩一半的食物。我有点恼怒:“弗朗茨,你得多吃,吃才是最主要的。这里还是挺不错的。”
克梅里希拒绝了。休息了一会儿后,他慢慢地说道:“我曾经想当一名林区管理员。”
“你现在也可以啊。”我安慰他,“现在的假肢做得很棒,装上后你根本意识不到身体少了一块,它们直接连着肌肉。手部假肢的手指还可以活动,人们能用它工作,甚至写字。而且,人们会发明越来越多的假肢。”
克梅里希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后说道:“你把我的系带靴子带给默勒吧。”我点了点头,思索自己还能说些什么鼓励他的话。他的嘴唇歪了,嘴巴变大了。牙齿前突,好像粉笔质地。肌肉萎缩,额头凸得更厉害了,颧骨突起,浑身骨骼在朝外挤,眼眶凹陷。几个小时后就是大限了。
克梅里希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例,但我们一起长大,感觉自然不一样。我抄过他的作业。上学时,他时常穿一件有腰带的棕色西装,手臂那里都磨秃了。他还是我们当中唯一能做单杠大回环的人。每到那时,头发就像丝绸一般拂过他的脸庞。坎托雷克因此很以克梅里希为骄傲。不过他抽不了烟,皮肤十分白皙,有些像个姑娘。
我看了看自己的靴子,大而笨重,里面塞着裤腿。早上起床穿上这双粗管似的靴子,我们会显得健壮有力。但洗澡脱衣服之后,我们的大腿和肩膀就突然变瘦弱了。那时的我们不再是士兵,差不多是小伙子了。人们都不会相信我们能拖动行军包。一丝不挂的片刻很特别,那时我们变回了平民,我们自己感觉也是如此。
弗朗茨·克梅里希在洗澡时看着又小又瘦,像个孩子。现在他躺在那里,为什么呢?人们应该把全世界的人都招来床前:这是弗朗茨·克梅里希,十九岁。他不想死,别让他死!我的思想混乱了。空气中的煤焦油和燃烧的气味充斥着肺部,像浓稠的粥,让人窒息。
天色渐暗。克梅里希的脸越发惨淡,从枕头中微微抬起。太苍白了,仿佛闪着微光。他的嘴轻微翕动,我俯下身来。他耳语道:“如果你们找到我的手表,就把它寄回家吧。”我没有应声,已经没有意义了,没法说服他。我无助到失去力气。太阳穴凹陷的额头,只剩下牙齿的嘴巴,尖尖的鼻子!还有在家哭泣的胖妇人。我还得给她写信,如果我已经把信寄出去就好了!军医院的助手们拎着各种瓶子和桶四处走动。其中一个走上前来,探究地看了看克梅里希又走了。看得出来,他正等着,或许他需要这张床。我凑近弗朗茨说了一些话,似乎这能救他:“弗朗茨,你也许会去克洛斯特堡的疗养院,就在别墅之间。透过窗户,田野一览无余,一直能看到天边的两棵树。现在正是最美的时候。庄稼成熟,田野在晚霞的映照下看起来就像珍珠贝。还有克洛斯特溪边的杨树大道,我们还在那里捉过棘鱼!你又可以弄个水族箱养鱼了。你可以出去玩,不用再征询别人的同意。只要你想,你甚至还可以弹钢琴。”我俯身看向那张阴影中的脸。克梅里希还在呼吸,轻轻地,脸却湿了,他在哭。我一通胡说,干了什么好事啊!
“不过弗朗茨,”我搂住他的肩膀,脸贴着脸,“你现在要睡了吗?”他没有回答,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想擦去它们,但我的手帕太脏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仔细观察着克梅里希的每一个表情,看他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说的。他张开嘴,喊几声也好啊!但他只是不停地哭,头侧向一边。他没有说到自己的妈妈,没有说到兄弟姐妹。他什么都没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他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着短短的十九岁人生。他哭,是因为这段人生也要离他而去。
这是我见过的最手足无措、最沉重的道别,虽然蒂德延那时的局面也很糟糕。蒂德延这么一个熊一样健壮的汉子哭喊着自己的母亲,瞪大双眼,惊恐地用佩刀阻止医生靠近床前,直到最后瘫软倒地。
突然,克梅里希开始呻吟,喉部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我跳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出去问:“医生在哪儿?医生在哪儿?”
我看到了一件白大褂,急忙紧紧地抓住他:“您快点跟上,不然弗朗茨·克梅里希就要死了。”
他甩开我,向旁边站着的一位医院助手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助手回答:“26床,大腿截肢的那个。”医生气得骂起来:“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早上已经锯了五条腿了。”医生推开我,对助手说:“你跟着去看看。”接着就冲向了手术室。
现在只能和卫生员一道了。我气得直发抖。这个男人看着我,说:“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每天早上五点开始——真棒,我跟你说。今天一天已经走了十六个了,你的是第十七个。二十肯定少不了。”
我感到无力。突然我继续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开口骂人了,没有意义。我只想倒下去,再也不要起来。
我们到了克梅里希的床边,他已经死了。因为流泪的缘故,脸还是湿的。眼睛半睁,黄黄的,如同老旧的牛角扣。卫生员捅了捅我的肋骨。
“你把他的东西带走?”
我点点头。
他继续说道:“我们必须马上把他弄走。我们需要这张床。外面的伤员已经躺到走廊上了。”
我收拾好东西,摘下克梅里希的名签。卫生员问士兵证在哪儿,这里没有。我说,肯定在办公室,然后就走了。在我身后,他们已经把弗朗茨拽到了一块帐篷布上。
我感觉门前的黑暗和风拯救了我。我尽己所能地用力呼吸,脸上的风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柔和。突然,有关姑娘、开花的草坪、白色的云朵的思绪闪过我的脑海。靴子里的脚朝前动起来,我加快了脚步,我跑起来了。士兵们走过我的身边,他们的谈话让我激动,虽然我并没有听懂内容。大地被一股力量渗透,它们穿过我的脚底涌进我的身体。夜晚如电流般噼啪作响,前线如雷雨般发出沉闷的响声,好像打鼓音乐会似的。我的四肢矫健地摆动着,我感觉我的关节很强壮,我哼哧哼哧地喘息着。夜晚活着,我也活着。我感到一阵饥饿,这种感觉比来自胃的饥饿感还要强烈。默勒站在营房前等着我。我把靴子递给了他,然后一起走了进去。他试了试靴子,正好合脚。他翻了翻自己的存货,给了我一块美味的干腊肠,此外还有热茶和朗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