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许多西方读者都知道，费孝通写过一本关于一个中国乡村生活的书，这本书篇幅虽短，但具有启蒙意义；还有一本有关中国西南部工农业方面的更为成熟的著作；再有就是涉及本书主题——中国士绅的那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在中国人看来，费先生还是一位睿智的师者、社会学实地研究领域的先驱和带头人，是著述广泛、善于言辞并为解决中国诸多社会问题而勇敢行动的人。他在伦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些中国学生和学者聚集云南，继续从事科学和学术活动，费先生回国后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的第二部著作就完成于此地。日本战败后，他回到母校（即位于北平的清华大学）执教，我曾于1948年秋做过清华大学的访问学者，在那里我和夫人与他恢复了旧日的联系。

本书取材于费先生1947年至1948年间发表在中国报纸上的文章。1948年秋，费先生向我夫人翻译并口述了这些文章的大致内容，他不时停下来与我的夫人讨论口述内容的要点，并在讨论中做了某些修改和扩展。在他口述和修改这些文章的时候，共产党军队已经包围了北平。费先生怀着对共产党即将当政的强烈憧憬和满腔热情，仓促完成了这项工作。人们料想共产党将很快占领各所大学和整座城市。1948年12月，清华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和许多老师都期待着共产党的到来，以求从压抑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并认为这是运用聪明才智去改善中国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新的机会。虽然他们也怀有恐惧，但由于已充分了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暴虐统治，希望还是战胜了恐惧。一向乐观而勇敢的费先生当时所持的观点是：他可以和共产党人一起有效地工作，不过，当他认为需要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会继续批评。但是，像清华大学的其他人一样，他并没有把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想象成斯大林主义俄国式的统治。在他心里，共产党人和自己一样是中国人，是他的老朋友或学生那样的人。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共产党向北平市民所做的美好承诺。所以，他告诉我们，他希望成为与共产党政府“忠诚对立”的一部分。他早已不被两党中的任一方所宠爱。在云南的时候，他曾被国民党政府以逮捕相威胁，并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因斥责蒋介石的统治而受到攻击。另一方面，北方的共产党也因他出版的某些文章而对他进行猛烈抨击。然而，总的来说，费先生认为他关于发展中国工农业的观点是符合新政权的利益的，在政权更替后，他仍能继续为中国而工作、为中国说话。这里汇集的几篇文章就是他满怀着这一近乎信心的希望口述的。

我和夫人1948年12月离开北平，至今三年多来我们一直没有费先生的音信。从其他人那里我们仅得到了很有限的消息。听说共产党占领北平后，毛泽东请费先生负责一个有关城市重建问题的研究项目，费先生应允并开始了工作。他发表文章赞扬中国的“新民主”，还加入了政府性质的委员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后来，他奔赴中国西南部——那是他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工作过的地方，在那里从事对某些偏远社区的研究。后来又有消息说，他已重返清华大学了。

自从他向我夫人口述这些文章的主旨后，这本书的形成和出版再也未经他的任何介入。很明显，他是乐于保持这样的状况的。由于与西方人接触会给他带来尴尬和危险，因而我们不再通信。我的夫人对她自己的记录进行了编辑，并且还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对某些部分做了顺序调整，添加了注释，甚至添加了一些短语和句子——因为她相信，这样会使费先生所要表达的意思更明确。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表达了费先生将要从革命中国跨进共产主义中国时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当他写这些文章时，他的许多学生（其中很多我都认识）已开始激动不已地并且毫无束缚地投入到重建自己国家的新契机中去了。他们中很少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大多数人把国民党政府看作压迫者，而把共产党人看作解放者。

二

当费先生口述这些文章的英文译文时，他是希望英语读者去阅读它。像其他具有良好愿望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希望中国能被西方读者所理解，并且相信他要讲的是一些其他书中不曾讲到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但是，当费先生最初写这些文章时，他是在与中国人对话。这一事实在此英文版本中并没有改变。费先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很大的读者群，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大多数既非农民也非知识分子。他们都读过费先生讲到的中国社会问题，而且都很欣赏。这些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唤起了中国人的责任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事情要由自己来解决，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对于西方读者来讲，本书包含有一种关乎中国问题的不同寻常而又价值无比的见解，这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献身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事业当中，对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分析，以使他的同胞能够得到更清楚的认识。这些文章表达了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样做并非是在给事物贴上好坏的标签，而是帮助中国人理解他们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费先生是在对他的同胞讲：“看，这是近几年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这是真正的革命。这就是令我们裹足不前的所在，认识它，了解它，然后就可以有所作为。”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中国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对象，中国的发展取决于美国人而非中国人怎么做。对于他们来说，这本书无疑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在本书中，中国人把中国的问题看作他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能依靠政治上的一边倒——倒向俄罗斯或倒向美国，而要靠改革，要由中国人来改革自己的制度。

当然，本书只涉及了中国的某些问题。费先生研究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以及发生在这一结构中的给中国造成困难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主要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因此，本书与中国的社会革命有关，它是以君主专制的灭亡、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共和革命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等历史事件为基础的。本书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如何赢得中国的。

三

由于这些文章独立成篇，其共同主题并非显而易见。文中有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其一是传统社会中文人和士绅的作用，其二是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前四篇文章主要讲第一个主题。文人和士绅要相提并论，因为文人大部分（并非全部）来自士绅，而士绅也靠他们中的某些人是文人而发挥作用和享受社会地位。文人是精英，而士绅属于社会经济阶层。第一篇文章讲述文人如何通过做官来为他们自己以及亲属赢得安全。第二篇文章描述了从文人到官员的这种调整的发展历史和文人如何看待他们与集权统治的关系以及如何以他们自己的哲学来对此加以解释和论证。第三篇文章转向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经历重要的技术发展这一问题。在这里是从他们对于规范知识的独特关注的视角而对文人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做了考察。知识分子毫无技术知识，他们依靠别人的劳动，对生产活动毫不关心。所以统治阶级缺乏那种能够增进人民的物质条件的知识。与第一、第二篇文章一样，第四篇文章的关注点是士大夫在帝国的权力中作为中介的功能。但是现在的注意力指向了士绅中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仍住在地方社区当中，以私人的以及法律以外的方式，同那些正式承认的、在官府中担任最低职位的官吏打交道。文人士绅发挥的这种关键作用，使得皇权统治得以施行，并且维护了村庄的传统社会组织。这篇文章继而进一步讨论了保甲制度（该制度当时刚被国民党重新提出，后来又被共产党废除），以此探求中央权威如何对地方社区施加直接影响，并要表明这样的做法为什么注定要失败。

第五篇文章显然是一个新的起点。费先生在这里不再继续探讨城乡之间的行政关系，而是论述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这里没有明确提及文人士绅关系，但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费先生告诉我们说，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给乡村带来不利影响，因为城市靠从乡村收取地租和利息而生存，却不把乡民们所需要的以及所能够消费得起的产品提供给他们。此时我们必须记住，正是这些士绅把地租和利息装进自己的口袋，并且不断地去购买由西方而不是中国制造出来的商品。费先生把城镇分成几类，指出每一类是如何仅仅满足士绅（和皇权势力）的利益而不给乡村带来任何好处的。衙门围墙式的城、集镇以及通商口岸，都为从经济上剥削乡村提供了机会。因此，乡民们的劳动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供养士绅阶层，但士绅们不再购买农村的手工业产品，却转而青睐洋货，这样便毁灭了能给乡民勉强糊口的生活带来些许改善的小手工业。

第六篇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城乡交换的不尽如人意以及引进洋货后这一情形的进一步恶化。第七篇文章继续论及西方影响给中国陈旧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混乱，最后又回到文人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上来。在最后的这些篇幅里我们注意到，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取代旧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回到既无社会地位又无事业可谈的乡村中去，而是留在城市里，因此乡村流失了一些最优秀的人力资源。一些乡民变得越来越贫困，他们脱离了乡村群体而成为流浪的强盗，或者是像中国过去一再出现过的那样，成为叛乱分子。这一系列文章收笔于共产党准备开始“镇压反革命”以及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几年。这是一份对中国众多问题的诊断书，是希望共产党能带领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份宣言书。

四

本书给西方读者阐明了中国近期的政治行为，并指出，西方企图阻止共产党和毛泽东政权上台的失败，是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没能挽救中国人民于每况愈下的处境，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也未能理解这一危急形势。同时，对于通常认为中国受益于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的观点，本书也做出了相反的回答。

依照这一分析，读者首先认识到，如果假设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上中央政府对中国人的意义与政府对美国人和西欧人的意义一样，这是很不智的。我们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总是假定中国人认为这些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定，即从传统的意义上说，中央政府对人民而言，通常是潜在的危险的捕食者，是“老虎”，这也许会更接近于真实。随着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代表民众、用宪法限制自身权力的政府。不过，在中国人看来，代表民众的美名在过去的十年中由国民党转移到了共产党身上。由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计其数的委员会和讨论，使中国人感受到，自己在共产党掌权后直接参与了政府，这是他们在漫长的帝国时代里从未经历也几乎没敢要求过的。

其次，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于掌握政权、施行建设性和有效的国家统治是何等地准备不足！我们许多人加入马歇尔将军的队伍，呼吁中国受过教育的自由派领导中国，建立起一个既非共产主义的、也非腐化堕落的政府。但是我们并不了解，这些自由派实质是这些传统东西的继承人。至少从孔子时代开始，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已经和伦理教条（或者如费先生所称谓的“规范知识”）而非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正如费先生特别在第一篇与第四篇文章中明确阐述的那样，在中国，良好的政治策略是使皇帝的政治权力自然化，而不是要去控制它。他说，“无为”成为政府体制约束的同义词。因此，作为官员的文人，在制定国家政策上无所事事；行政的效率并非像西方那样体现在技术的效率上，而是体现在为保持地方不过多地受到中央政权的干扰而进行的个人游说的技能上。一个具有这种传统的受过教育的精英，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或制定政策的经验，从生活方式和阶级地位上脱离了农民身份，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人能把中国从内战的混乱中解救出来，因为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只不过是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的文官的传续。

古代的体系并非基于经济的公平，但可行，可行到如果没有自然灾害和战争，农民就可以有一定程度安全感的地步。在农闲季节，多余的劳动力从事手工业可以带来额外收入。他们必须供养士绅，但是在与帝国权力的代表人物交涉以避免厄运时，他们所供养的这一阶层中的文官对他们又是有用的。并且，如果一个农民既勤劳又幸运，他也许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儿子或孙子成为文人和官吏，那么，他自己的地位也会因此而提高。古代圣人的教导便是通过这些文人来传递给农民的，并且一次又一次重新界定农民和士绅都共同认可的道德目的的意义。孔子“无欲”的理想既调和了农民对于命运的伦理思想，又限制了皇权，否则皇权将毫无节制。

从政治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把这种统治叫作民主或独裁，那就可能歪曲了事实。在决定本村的事务时，众多村民的参加几乎并非平等的参与。士绅单单凭借他们在经济上的实力而对当地生活造成的影响就是相当巨大的。中央政府的威权主义有时存在，而且的确十分专制，但这种统治理论上是根基于道德权威而非武力，儒家学说曾多次指出过这一点。正是一种理想而非专制主义的存在这一事实影响到了这些现实，这与在美国人人平等的理想影响到了美国的那些现实是一样的。

因此在传统的中国，士绅和农民的对立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经济上互相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之间可以流动；在同皇权打交道时互相合作；享有共同的伦理概念。那么，这一体制发生了什么而导致了中国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费先生并没有在书中对这一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做系统研究，但的确暗示了部分的答案。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破坏了这种体制，使其丧失效力，并使士绅和农民之间不平等的生活差异变得更为严重。费先生没有讨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主要居住在亚洲、食不果腹、过度劳累的人民的伟大觉醒所带来的影响，但对此做了假设。这一觉醒是当今时代的一件大事：无处不在的被压迫者对现实新生的不满与日俱增。费先生将物品（而不是资本）的进口和新学的出现这样的特殊影响看作是首当其冲的。费先生确信，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对老百姓有害无利。随着士绅们逐渐培养起对洋货的品味，当他们中的某些人在与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发现新的发财之路时，他们便会开始用收取地租和利息得来的钱去购买洋货。农民的手工业品失去了市场，并且通常很难将除自用之外有幸剩下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出售。无论费先生的描述是否能站得住脚，近几年到过中国的人都不难感受到某些凄凉之处，许多中国人正是带着这种凄凉来看待上海以及其他通商口岸的：在那里居住着享有特权的中国人或洋人，他们“为享受荣华富贵而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就不是被看作中国被国外的势力或意识形态所征服，而是来自传统的靠收取地租和利息生存的特权阶层和农民的内部冲突。

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人，越来越同情农民而反对收取地租的阶层。他们开始寄希望于毛泽东，希望他的改革能祛除某些严重经济不平等现象。他们看到了可以用自己掌握的专门的科学知识去解决城乡互惠互利问题的那种机会。他们着力解决如何巧妙地在中国实施工业化，从而使得普通民众可以受益这一问题。他们开始发现自己个人的和职业上所面对的问题是何等地重要，那就是要学会政治上的行为方式，要帮助制定乡村社区的公共政策，还要与在传统上跟他们分离开来的农民并肩工作。

费孝通本人出身于士绅阶层，他所写的这些文章可能是那些想着民众的福利、主张依靠科学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们的先声。他在西方学习和逗留期间逐渐认识到：“该做点帮忙的事情了。”这一立场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有些生疏，他同国内另外几个人因此遭到其他知识分子的批判。由于他对美国的民主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感兴趣，认定中国人要负起经济与社会改革的责任，所以才会写下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这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考虑到持怀疑态度的国民党政府可能不允许他去进行实地的田野研究。这些文章实际上委婉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费先生今天是否有依其信念的言行自由，本文作者不得而知，但认识费先生的人都确信，他会尽其可能继续不畏艰险、鞠躬尽瘁地帮助中国人民的。

五

费先生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释的正确性可能会引起批评意见。这是其他人和其他书要做的事了。本书的另外一个方面也许同样会遭到批评，那就是对本书所参考的中国古典文献的运用和解释方面。这些文献尤其在前两篇文章中居多。在我看来，费先生在文献学和哲学方面理解的正确性，从本书的一般脉络上来看，并不及他运用了中国经典这一事实来得重要。古代的文人学士已离我们而去，无法再永垂不朽。费先生转而憧憬共产主义，他深知共产党人的主张与儒家思想相左，他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然而他引用古代诗人和哲人的语句来向他的“纯朴的人民”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竟然还引用到了李林塞尔、理查德·亨利·托尼和索罗金！本书的字里行间向我们讲述了在革命浪潮转折时期，合乎中国文人信念的思维方式。

六

本书除了费先生的七篇短论外，接下来是六篇中国士绅的生活史，由周荣德先生于1943年至1946年间在云南搜集整理。周先生已将其译成英文并惠允我加进本书中来。从这些个人生活经历的角度来说，这些描述似乎向我们展示了费先生所概括的传统士绅阶层作用的一些主要性质，其作用大可说是利弊参半。在本书的145页至148页（中文版为115—117页。——编者）有对这些生活史的进一步评论。

一位中国社会学家对我和夫人说：“当一位中国社会学家为中国人写作时，他的写作风格与为美国人写作时截然不同。”这一见解暗示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相融合时某种程度的不完全。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的夫人在正文中保留了费先生引用的众多中国古典文献，并在脚注中对其中一部分加以解释说明。这些引用对汉学家来讲完全多余，它们是为了帮助非汉学家的读者去认识费先生某些引述典故的出处的。

对于那些曾用英文写作并以英文形式（姓氏在后）注名的中国人的姓名，我们姑且沿用这种形式。其余的名字我们仍按中国人的习惯，即姓氏在前。

在准备本书原稿的过程中，威廉·霍兰德先生和太平洋国际学会（该学会曾为费先生研究中国士绅阶层问题提供帮助）给予了我们指导和鼓励，我和夫人在此深表感激。费正清教授、小马利恩·利维博士、德克·卜德博士、劳埃德·沃纳和索尔·塔克斯博士都阅读了本书，并提出了宝贵建议；李树清博士在汉语语言和中国历史以及生活史编辑工作方面多有建议——我们在此都一并表示感谢。以上诸位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不负任何责任。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1952年5月于芝加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