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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把过去10年里所发表与乡镇发展研究有关的主要文章集中编成一册，给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们做参考。这些文章都是在我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走一趟，写一篇，几乎成了我这10年研究工作的习惯。因此我想用“行行重行行”作为这本集子的总题，以“乡镇发展论述”为副题。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就是这样一步步得来的，也体现了我一向主张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不求惊人，但求细水长流，一步一个脚印。
80年代我学术生涯得到重生。我经常喜欢说这是意外收获，得之偶然。既然我还活着，也就舍不得把日子再白白糟踏掉，所以从1981年起又重理旧业，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凡有所得按我在抗日时期养成的习惯，写成文章，随时发表。日子多了，走的地方多了，发表的文章也多了，积几篇就印成小册子出版。这10年里也有10多本了。现在已是1991年，回顾一下，抓乡镇研究刚好10年。10年算一个段落，应当结结账，编出这本《行行重行行》似乎是个好主意。
我曾经一再表白，我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评估是不高的。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而且，又习惯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下笔很快，不多修饰，从小老师就说我这样毛毛草草，成不了大器。现在已到老年，要改也不好改了。
话也得说回来，我自己有时也喜欢反复看看自己写下的这些文章。反刍有反刍的滋味。尤其是把前后的见闻，串联起来加以思考，有时也会出现些新的体会。如果我不是这样“走一趟，写一篇”，说不定到现在连这10年我国乡镇发展的轮廓都说不上来。经过走了这几万里路，写下了这几十万字，心里似乎觉得对这段发展历史多少有了一点认识。
这10年，中国农民生活上的变化是十分深刻的。说这10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时期，也不能算是夸大。我是个在50年前对中国农村进行过有意识地观察的人，当时我写出过“中国问题是个饥饿问题”的话。现在再去现场看看，不能不承认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和饥饿已经告别。但从时间上看恐怕还不能说太久，是这十几个年头里的事。现在看来，如果中国人都能争气，彻底在我们国土上送走这个瘟神已属于可以做到的事了。这是个大变化。怎么变的？在反刍这10年留下来的记录里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答案来。
中国实在大。我这10年尽管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跑在写，但所见所闻、所思所记还只似蜻蜓点水而已。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在所难免。我自己明白这一生能主动掌握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愿还能为后来人多做一些破题开路的前期工作。
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具体地说就是从我熟悉的家乡入手。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吴江县，我30年代调查过的村子是这个县里庙港乡的开弦弓村，我给了它一个学名叫江村。这是我已有的基础。在1981年三访江村时才想到要更上一层楼，进入“小城镇”的调查，而且决定在吴江县开始。结果在1983年发表了本集的第一篇《小城镇 大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破题工作。然后由吴江这个点，由近及远地开拓出去，先是由苏南四市，随后到江苏全省。写出了“小城镇四记”。
1984年我决定走出江苏省，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边区，一路是走沿海各省。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当然，我所到过的地方并不限于本集子里所记下的那些，比如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和陕西我也曾去做过比较系统的调查，但是文章没有写出来。其中有些留给我指导的研究生去写成了论文，有些我还没有写成，编不进这本集子。好在我目前身体还能走动，头脑还没有糊涂，希望还能有几年时间再走些地方，再写些这一类的文章，这本集子如果有再版的机会可以增补进去。
也许由于我已发生了来日不多的感觉，所以也常常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或为别人的著作写后记的机会，对自己的思路做些小结。收在这本集子的《全国一盘棋》就属于这一类。
最后，我必须提到，使我能走一趟、写一篇地继续了10年，主要是由于我所在工作机关的支持：最初是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是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北京大学。同时如果没有所到各地领导的协助和合作，我是不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对当地的情况有所了解的。我这10年由于种种具体条件的限制已经不可能像早年那样比较长期地住到乡村里去深入和群众接触，只能主要依靠各地干部同志提供的情况，和委托陪同我去考察的助手分别下乡或下厂去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及通过在当地进行的各种访问和座谈来取得一些感性知识。从科学性上来说，当然是不如以前了。所以我也不敢轻易用调查两字，只能说是访问和考察，至多不过起些破题和开路的作用罢了。冯唐易老，名位累人，那亦是无可奈何。能够用以自勉的，不过是在不易改变的条件下，尽力而为，做到治学之心，有始有终而已。
费孝通
199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