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2005),20世纪中国享有国际声誉的卓越学者。他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且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一生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现代化之路。
在其“第一次学术生命”阶段,从最初的大瑶山到江村,再到后来的“魁阁”工作站,费孝通致力于社会生活的实地研究,继之以社会的结构特征考察,提出诸如“差序格局”“家核心三角”“社会继替”“绅士”及“乡土损蚀”等概念和表述,代表作有《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等。在其学术求索中,费孝通与西方学术有关传统与现代的理论构成了广泛对话,而他的现实目标可归结为“乡土重建”,其学术思考围绕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如何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展开。
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在共和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的建言与商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亲身参与“民族访问团”和民族识别调查工作。此间,他得以将其在“第一次学术生命”阶段提出的部分见解付诸实践,也得以在大瑶山调查之后,再次有机会深入民族地区,对边疆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变迁过程进行广泛研究。在其参加“民族访问团”期间参与写作的调查报告,及后来所写的追思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顾颉刚等先生的文章中,费孝通记录了他在这个阶段的经历。
1978年,费孝通在二十余年学术生命中断之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在这个阶段中,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有弹性的论述,引领了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志在富民”为内在职志,努力探索中国自己因应世界变局的发展战略。从80年代初期开始,费孝通“行行重行行”,接续了他的“乡土重建”事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致力于小城镇建设及城乡、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他也深感全球化问题的压力,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三级两跳”的时代关口,在尚未完成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之时,又面临着“跳进”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由此急需处理技术的跃迁速度远远超出人类已有的社会组织对技术的需求这一重要问题。在费孝通看来,这不只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同时它也含有社会心态方面的巨大挑战。
20世纪80年代末期,费孝通开始思考世界性的文化关系问题。到90年代,这些思考落实为“文化自觉”的十六字表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全球社会前所未有地紧密接触、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三级两跳”意味着不同文明状态和类型的社会被迫面对面相处,这必然引起如何构建一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问题。“文化自觉”既包含了文明反躬内省、自我认同的独特观念,有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理想的气质,同时亦是一套有特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含有针对自然/文化、普遍/特殊、一致/差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观的不同见解。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晚年的思想洞见其实渊源有自,早在其青年时代,人类学与跨文化比较就一直是费孝通内在的视野和方法,这使他从来没有局限于从中国看中国,具体的社区研究也不只是“民族志”,因此他20世纪50年代前写作的大量有关英国和美国的文章,都是以杂感和时论的形式创造性地书写西方,并由此反观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加深他对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的原则性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会把《美国人的性格》一书称为《乡土中国》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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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一生以书生自任,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费孝通作品精选”即从他七百余万字的著述中精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凡12种,三百余万字,涉及农村农民问题、边区民族问题、文明文化问题、世界观察、学术反思等多个层面。其中,《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美国与美国人》《行行重行行》等,均在作者生前单行出版过;《留英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学术自述与反思》《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则是根据主题重新编选;《中国士绅》1953年出版英文版,2009年三联书店推出中译本;《茧》是近期发现的作者1936年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为首次翻译出版,对于理解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新维度。
除首次刊印的个别作品外,均以《费孝通全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为底本,并参照作者生前的单行定本进行编校。因作者写作的时间跨度长,文字、句式和标点的用法不尽相同,为了尊重著作原貌和不同时期的行文风格,我们一仍其旧,不强行用现在的出版规范进行统一。
此次编辑出版,得到了作者家属张荣华、张喆先生的支持,也得到了学界友人甘阳、王铭铭、渠敬东、杨清媚诸君的大力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2020年9月
三联书店要把我过去所写有关美国和美国人的三本小册子合在一起重行出版,称《美国与美国人》。这三本小册子是《初访美国》(1945)、《美国人的性格》(1947)和《访美掠影》(1979),前两本是解放前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后一本是十年动乱之后由三联书店出版的。
自从抗日战争时代起,我就养成了“整篇零写”的习惯,就是就一个题目,分成若干连环画式的一回一回,分篇写出,随写随发表,写完一题,合为一册,成一集子。经过抗战生活的朋友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原因。那时后方的粮食一天是一个价钱,我们这些教书匠,钞票一到手立刻要去换成实物。写好了文章积压在桌上同样是会贬值的。从这个经济条件中养成的写作习惯,日子一久,也就难改,直至今日。这次似乎这老模式又发展一步,不仅积篇成册,而且积册成本了。当然这样做的原因是与前大相径庭了。
我猜测书店要把前后相隔35年的旧著合在一起重新出版,可能是在于让读者通过前后对照看到美国和美国人在这段时期里的变化。美国和美国人在这战后的35年里确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人称之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为了应付它,对这个变化我们是应当有所了解的。如果我猜中书店的用意,而且如果有些读者抱着这个目的来阅读这本书,我不能不预先向书店和读者表示歉意,因为我相信这本书答复不了这种要求。
这三本小册子虽则题目上都有美国或美国人的字样,但都不是对美国和美国人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果,并不能,也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出美国和美国人的实际。《初访》和《掠影》是我前后两次访美的随感录,记着我个人在旅行中的一些见闻和感想。《性格》是我的读书札记,读了一本美国作者写的分析美国人性格的书,按原书的论点加上我的发挥而写成的。当时就声明这本书里所讲的美国人只是美国人中的一部分,不能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有这种性格。这三本小册子联串起来阅读固然可以看到一些美国和美国人在这段时期里的变化,但是从这本书里所可能得到的印象必然是过于简单、浅薄、片面,甚至还有失实之处。
我之所以没有能在这几本小册子里更充分、深入、全面和真实地把前后两个时期的美国和美国人的实际情况写出来,首先是我当时并没有对自己提出这个要求,其次是主观上和客观上并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我这两次访问,有一点相同,都是应美国政府或所谓“官方”的邀请而去的。《初访》是1943年的事。1941年美国对日本宣战,成了我们抗日的盟国。1942年美国政府向我国10个大学发出邀请,要它们分别派出一位教授去美访问。云南大学派我应邀,1943年夏出国,在美国住了一年,名为“文化交流”。我在美期间并没有去调查美国社会,而埋头编写 Earthbound China 一书;只在休息期间到过附近各地观光,得到一些美国人生活的印象。当时昆明风行一种“小报”,云南大学的学生办了一张《生活导报》,要我给它写访美通讯,随感随写,随写随寄,有10多篇。返国后,加以整理,以《初访美国》的书名,最初由美国新闻处出版,后来才给生活书店重版。既然这本小册子是以一般通讯为底子写成的,当然谈不上科学水平。
《掠影》是197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和美国学术交流的代表团出国访问后回来写的。这次访问一共只有一个月,走了10个城市,有点像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比走马看花还要仓促。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写出结实的东西。在介绍美国和美国人战后的变化上,这几本小册子既然不可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我又为什么同意书店把它们合在一起重版呢?
在这件事上我确曾犹豫过一番,但是等我在校阅时从头把这几本小册子读了一遍之后,却发现如果从另一些角度,或另一些层次里去阅读这一本书,可能会另有一种味道,另有一种收获的。所以我想不妨印出来试试,是否有些读者能领略这种味道,取得这种收获。
我校阅时,站在第三者立场上看到了:一个在清朝末年出生,小城镇里长大,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循级而进,“正途出身”,在国内和国外大学里学过所谓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里当了教授,而且在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工作的人,当他初次访问美国时他是怀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去看那个和他本国不同的世界的。我们固然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通过他笔下写出的他所见到的当时的美国,但也许更有意思的是却在字行之外可以看到他本身站在什么立场和怀着什么心情看这个在他还是初次接触的世界。他的立场,他的心情又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中国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于是又可以更进一个层次,看到当时中国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心情,以及形成他们的立场和心情的历史条件了。
经过了35年,同是这个作者,经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遭遇,又到了同一个国家去访问,又写下了一本访问记。这一本访问记和前一本访问记情调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变化和他所看的美国和美国人的变化是两回事。所以在他所写出的东西中就存在着这两个变数,主观和客观各自的变化。作者主观方面的变化又在多少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在的国家和他所处的社会客观上的变化呢?这是第三个变数。单从变的一面看还是不够的,变中又存在着将变未变、变得不透的成分。而且这三个变数各有其未变的底子:美国还是美国,看美国的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影响着这个人的中国还是中国。像剥笋壳一般,一层一层的剥进去,一层有一层的境界,一层有一层的味道,所以我说读这本书可能得到的收获也是可以层层不同的。
读书的味道也许只有读者自己去品尝,别人不应代口。我在这本旧著重版之前作此短言,无非是要交代一下我为什么同意书店做这件事罢了。其他的话也就是多余的了。
1984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