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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兰德斯太太”——“可怜的贝蒂·佛兰德斯”——“亲爱的贝蒂”——“她依然那么动人”——“真奇怪，她怎么就没再结婚了呢！”“确实是有个巴富特上尉——每周三都会来拜访她，雷打不动，而且从来不带他的妻子。”
“那就要怪埃伦·巴富特了，”斯卡伯勒的妇女们议论道，“她从来不给自己添麻烦。”
男人们都想要个自己的儿子这我们都晓得。”
“有些肿瘤是一定要切掉的；但我妈妈那种，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忍受病痛折磨，当你卧病在床时，甚至没有人愿意为你端一杯茶。”
（巴富特太太是个病人。）
伊丽莎白·佛兰德斯是个中年寡妇，难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过去有人说，以后还会有人说。她才四十岁出头。岁月流逝，悲痛相继而来；丈夫西布鲁克撒手人寰；撇下三个男孩需要她照顾；家境贫寒；一所在斯卡伯勒郊外的房子；她可怜的哥哥莫蒂亦是贫困潦倒，可能早已离开人世了——他在哪里？他干什么营生？她把手遮在眼睛上方，沿着巴富特上尉来的路眺望——是的，他来了，像以往一样准时；上尉的关心让贝蒂 ·佛兰德斯愈加成熟，令她体态丰满、春风满面，她会无缘无故地热泪盈眶，这样的情形人们一天可能看得到两三次。
确实，为自己的丈夫哭泣无可厚非，墓碑虽然很寻常，但十分坚固，夏日里，当这位寡妇领着自己的孩子站在墓碑前时，人们会对她油然生出爱怜之心。行礼时，帽子举得比平常更高；妻子挽着她们丈夫的手臂。西布鲁克埋在六英尺之下的土地里，已经逝世多年了；睡在三层棺椁里，缝隙用铅封住了。倘若泥土和棺木变成了玻璃，无疑他的脸会清晰可见，那是一张年轻的脸庞，留着胡须，五官端正。他出去打野鸭时，从不换靴子。
“本市商人。”墓碑上写着；然而也不知为何贝蒂 ·佛兰德斯要这样称呼他，就像很多人依然记得的那样，他只在办公室的窗户后面坐过三个月，在此之前，他训练过马，带着狗去狩猎，种过几亩地，养了几口牲畜——唉，她总得给他一个称呼吧，为孩子们树个榜样。
难道他生前就什么都不是吗？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尽管送葬人没有合上尸体眼睛的习惯，他们眼里的亮光也会稍纵即逝。一开始，他是她生命的一部分；现在，他成了这洪流的一员，消失在绿草茵茵之所，埋藏在倾斜的山坡下，回归于成千上万的白石碑里——有的倾斜着，有的直竖着，融入了腐朽的花圈里，依附在发绿的锡质十字架上，辗转在狭窄的黄色小道上，飘浮于四月低垂在教堂墓园墙头的丁香花上，花香中夹杂着病房的味道。如今西布鲁克就是这里的一切；当她挽起裙摆去喂鸡时，听见了做礼拜或者葬礼的钟声，那就是西布鲁克的声音——故人之音。
那只公鸡总是会飞到她的肩上去啄她的脖子，所以现在她去喂鸡时，就会拿着棍子或者带着小孩。
“妈妈，你不喜欢我的刀子吗？”阿彻说道。
钟声与他的声音同时发出，生死交错，难解难分，令人振奋。
“对于一个小男孩而言，这刀可真大啊！”她说。为了让他开心，她接过了那把刀。这时，公鸡突然从鸡窝中跑了出来，佛兰德斯太太一边叫阿彻关上通向菜园的门，一边放下手中的鸡食，咯咯地喊着叫母鸡过来吃，一边又在果园里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一切都被对面正朝墙壁拍打垫子的克兰奇太太看在眼里，她提着垫子同隔壁的佩奇太太说，佛兰德斯太太正在菜园喂鸡。
佩奇太太、克兰奇太太和加菲特太太都可以看到佛兰德斯太太在菜园里忙活，因为那菜园是道兹山上圈出来的一块地；而道兹山俯视着下面的山庄。它的重要性无以言表。它是皇天后土；它顶天立地；人们终生在这个村子里度过，目所能及的极限就是这座山峰，有些人仅仅到克里米亚去打仗时才离开过一次，比如那位靠在花园门边抽烟斗的老乔治 ·加菲特。太阳的轨迹依靠道兹山测量，它亦是判断天色明暗的标准。
“这会儿，她和小约翰上山去了。”克兰奇太太对加菲特太太说着，最后一次拍了拍垫子，走进屋里忙活了。佛兰德斯太太打开菜园门，牵着小约翰的手，朝着道兹山顶走去。阿彻和雅各一会儿跑在前面，一会儿又落到后面；当她到达山顶时，他们都在罗马堡垒那儿了，还喊着会在海湾看到什么船只。眼前的景象壮观非常——前方是大海，后头是荒原，整个斯卡伯勒从这一块到另一端平整地呈现在眼前，像是一块拼图。已经开始发福的佛兰德斯太太坐在堡垒处，环顾四周。
她对整个景致的变化了如指掌；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暴风雨如何在海里卷起；风云变幻之时，荒原又是如何战栗生辉；她应该已经注意到那片正在建别墅的红色区域，以及交错纵横的田地；阳光下的小玻璃房闪耀出钻石般的光芒。又或者，假如她没有留意到这些细节，她可能就会把她的想象力转移到日落时分金光璀璨的海面上，思考着大海如何用灿烂的波浪冲刷着鹅卵石。小型游艇涌进大海，码头的黑色臂膀将大海揽在怀里。整个城市泛着粉金色，穹隆盖顶，云雾缭绕，空谷回响。班卓琴漫不经心地弹奏着；散步的人群散发出沥青的味道，他们的鞋跟上沾着沥青；山羊们突然慢条斯理地跑过人群。可见政府将花坛布置得多么合理。有时草帽会被风吹掉。郁金香在阳光下绽放。一排排宽松的裤子在沙滩上铺开。紫色的顶篷遮住了那一张张枕在轮椅靠垫上的柔软、绯红、烦怨的脸。身穿白色外套的男子们用车推着三角形的广告牌前进。乔治 ·博厄斯船长捕获了一只巨鲨。广告牌的一面用红色、蓝色和黄色写了字，每一行都以三种不同颜色的感叹号结尾。
那便成了一个去水族馆的理由，灰黄色的窗帘、盐卤的腐败气味、竹编椅子、摆有烟灰缸的桌子、转着圈儿的游鱼，在六七个巧克力箱子后面干针线活的管理员（她常常和鱼儿孤单地待在一起，一待就是好几小时）作为那只巨鲨的一部分，留在人们的脑海里，鲨鱼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松松垮垮的黄色容器，就像一只泡在水池里的空旅行箱包。水族馆无法取悦任何人；当刚刚抵达的人们得知进码头必须排队时，脸上暗淡的神色便一扫而光。穿过旋转门，每个人都飞快地迈着步子；有些在这个展间旁驻足，有些在那个展间旁流连。
而最终把他们吸引过来的是一支乐队，甚至下码头的渔民也在能听到音乐的地方占位置。
那支乐队在摩尔式亭台上演奏。九号乐章响起。这是一首华尔兹舞曲。脸色苍白的女孩们、那位老寡妇、三个寄宿在同一间房子的犹太人们、那个花花公子、那位少校、那个马贩子，以及那位经济独立的绅士，脸上都带着模糊、麻木的神情，透过脚下木板的缝隙，他们能看到夏季碧绿的波浪正平静可亲地在码头的铁柱周围荡漾。
但有时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倚着栏杆的那个年轻人想到）。盯住那名女士的裙子，那条灰色就行——下面是粉红色的丝袜。裙子的样式变化无常；裙褶垂到脚踝处——九十年代流行的款式；变宽了一点——七十年代的款式；如今裙身呈现出亮闪闪的红色，并在衬裙上伸展开来——六十年代的潮流；一只穿着白色长筒袜的黑色小脚露了出来。还在那里待着吗？是的——她还在码头那处。现在长筒丝袜上印着玫瑰花纹，但不知为何，人们再也不能看得如此清晰了。我们的脚下没有码头。沉重的马车或许在大道上颠簸而行，却没有可停靠的码头，而17世纪的大海是多么昏暗，多么汹涌啊！我们去博物馆吧。炮弹，箭头，罗马古杯以及泛着绿锈的钳子。在四十年代初，贾思帕·弗洛伊德出资在道兹山的罗马堡垒里挖出了这些——看看这张字迹模糊的小标签。
而如今，斯卡伯勒还有什么可看的呢？
佛兰德斯太太坐在罗马堡垒的圆台上缝雅各的裤脚；只有在咬断棉线，或者有昆虫飞到她的耳边嗡嗡而过时，她才会抬头看一眼。
约翰不停地跑上来，把他称之为“茶”的青草或枯叶拍到佛兰德斯太太的腿上，她心不在焉地把它们摆整齐，把长花的一端摆到一起，想着阿彻昨晚为何又醒了一次；教堂的钟快了十分钟或者三十分钟；她希望能够买下加菲特的土地。
“约翰，看那些褐色的斑点，那是一片兰花叶子；走，亲爱的。我们必须回家了。阿——彻！雅——各！”
“阿——彻！雅——各！”约翰也跟着她喊，一边以脚踝为轴旋转，一边挥撒着手中的青草和叶子，仿佛他在播种。阿彻和雅各从土墩后跳了出来，他们故意藏在那儿，原本想吓妈妈一大跳，现在他们开始缓缓往家走。
“那是谁？”佛兰德斯太太问道，用手遮在眼睛向上眺望着。
“那个在路上的老人吗？”阿彻往下看了看，说道。
“他不是老人，”佛兰德斯太太说，“他是——不，他不是——我还以为是上尉，原来是弗洛伊德先生。快走吧，孩子们。”
“噢，讨人厌的弗洛伊德先生！”雅各说着，扯掉了一棵蓟草的头，因为他知道弗洛伊德先生是去教他们拉丁文的。弗洛伊德先生出于好心，已经抽空教了他们三年拉丁文了，毕竟佛兰德斯太太在附近也找不到别人来做这种事，她快管教不了这两个年长一点的孩子了，而且也得为入学做准备，大多数牧师都不怎么情愿做这种事，喝完下午茶后过来，或者把他们叫到他家去——只要他能够挤出时间——因为教区非常大，如同他的先父，弗洛伊德先生常去拜访远在蛮荒之处的村庄。此外，同老弗洛伊德先生一样，他还是一位大学者，这更让这件事显得不大可能了——她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她早该料到吗？且不论他是位学者，他其实比她小八岁。她认识他的母亲——老弗洛伊德太太。她曾经到她家喝过下午茶。就在那天晚上，她和老弗洛伊德太太喝完下午茶回来后，她在门厅里发现了一张便条，于是在给丽贝卡送鱼的时候顺手捎到了厨房，心想一定是与孩子们有关的事儿。
“弗洛伊德先生自己送过来的，是吗？——我想那奶酪肯定在门厅的袋子里——噢，在门厅里——”她读着便条。不，这不是和孩子们相关的。
“是的，足够明天做鱼饼了——或许巴富特上尉——”她读到了“爱”字。她匆匆走进花园，紧张地读着，倚着胡桃树来稳住自己。她的胸脯上下起伏。西布鲁克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摇摇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在昏黄天空的映衬下摇曳的叶子，这时，三只鹅连飞带跑地穿过草坪，约翰在后面挥着棍子追赶它们。
佛兰德斯太太气红了脸。
“我告诉过你多少遍了？”她大叫着，一把抓住他，夺过他手中的棍子。
“可是它们逃走了！”他嚷着，挣扎着要脱身。
“你也太淘气了。我只告诉过你一遍吗，我已经跟你说过成千上万遍了。不许你去追赶那些鹅！”她说着，把弗洛伊德先生的信揉成一团，抓紧约翰的手，将鹅赶回了园子里。
“我怎么可以想结婚呢！”她用一条锁链拴上门时，痛苦地自言自语。那晚孩子们都睡了，她想着弗洛伊德先生的容貌，觉得自己从不喜欢留着红头发的男人。她推开针线盒，拿来一张吸墨纸，把弗洛伊德先生的信又读了一遍，当她读到“爱”字时，她的心七上八下，但这次没那么剧烈了，因为她想起约翰赶鹅的情形，就明白她不可能再和任何人结婚——更不用说是弗洛伊德先生了，他比她年轻那么多，即使他是多么优秀的一个男人——还是位博识的学者。
“亲爱的弗洛伊德先生，”她写道，——“我是不是忘了奶酪？”她寻思着，放下她的笔。不，她已经告诉了丽贝卡那块奶酪在大厅里。“我非常惊讶……”她写道。
但第二天早上，弗洛伊德先生起床后在桌子上发现的信却不是以“我非常惊讶”开头的，那是一封洋溢着母爱，语气谦恭，逻辑不太连贯，深深抱憾的信，弗洛伊德先生将其珍藏了许久；在他和安多弗的威姆布什结婚很久之后；在他离开村庄多年以后。他申请到了菲尔德的一个教区；他派人去请阿彻、雅各和约翰过来道别时，说他们可以在他的书房里任选一件他们喜欢的东西，作为留念。阿彻选了一把裁纸刀，因为他不想选太好的东西；雅各选了一册拜伦诗集；约翰太年幼，做不出合适的决定，就选了弗洛伊德先生的小猫，他的哥哥们都觉得这个选择很不靠谱，但弗洛伊德先生把约翰举了起来说道：“它有着和你一样的皮毛。”接下来，弗洛伊德先生谈到皇家军队（因为阿彻想去参军）；讲到拉格比公学（因为雅各要去那里就读）；第二天，他收到了一个银制托盘就离开了——先到谢菲尔德，他在那里遇到了威姆布什小姐，她前去拜访她的叔叔，然后到哈克尼——接着去了玛蕾斯菲尔德学院，他当上了那里的院长，最后成为著名的《传教士列传》的编辑，退休后他和妻子儿女搬到了汉普斯特德，经常被人看到他在羊腿池（Leg of Mutton Pond）边喂鸭子。至于佛兰德斯太太的信——有天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也不好问妻子是否把它扔了。日后他在皮卡迪利大街上遇见雅各，愣了两三秒才认出来。而雅各已经长成了一位青年才俊，以至于弗洛伊德先生不想在大街上叫住他。
“天哪，”佛兰德斯太太说道，当她在《斯卡伯勒和哈罗盖特信使》上读到安德鲁 ·弗洛伊德牧师如何如何，并被任命为玛蕾斯菲尔德学院的院长时，她说，“那一定就是那位弗洛伊德先生。”
淡淡的忧伤笼罩着餐桌。雅各自顾自地抹着果酱，邮递员正在厨房和丽贝卡讲话，一只蜜蜂在那朵朝着敞开的窗户点头的黄花上嗡嗡起舞。也就是说，当可怜的弗洛伊德先生被任命为玛蕾斯菲尔德学院的院长时，他们都是鲜活的。
佛兰德斯太太起身走到壁炉的围栏旁，抚摸着黄玉耳朵后边脖子上的毛。
“可怜的黄玉。”她说道。（因为此时弗洛伊德先生的小猫已经老了，耳朵后边长了一块疥癣，可能这几天就要死了。）
“可怜的老黄玉。”佛兰德斯太太叹道，而老猫正在太阳下伸着懒腰，她不禁莞尔，想着她是怎么把它阉了的，想她为何不喜欢红头发的男人。她浅笑着走进厨房。
雅各掏出一条相当脏的手帕擦了擦脸。他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那只鹿角锹甲虫死得很慢（约翰在收集甲壳虫）。即使到了第二天，它的腿仍然很柔软。而蝴蝶们已经死了。一股臭鸡蛋味熏走了那群浅斑黄蝴蝶，它们冲过花园，飞上道兹山，涌向荒原，消失在荆豆花丛后面，又在炽热的烈日下匆匆飞走了。罗马堡垒里，一只豹纹蝶落在白石头上晒太阳。河谷里传来了教堂的钟声。斯卡伯勒的人都吃着烤牛肉；雅各在离家八英里的三叶草堆里捕捉那些浅斑黄蝶时，正值星期天。
丽贝卡早已在厨房里抓住了那只骷髅头形蛾。
一股刺鼻的樟脑味从蝴蝶盒里散发了出来。
和樟脑味混合在一起的明显是海藻的味道。黄褐色的丝带悬挂在门口。阳光直晒其上。
毋庸置疑，雅各抓着的飞蛾前翅上长着黄褐色的肾型斑点，而后翅上没有弦月斑。他捕到它的那晚，那棵树已经倒了。树林深处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当他夜深归家时，母亲还把他误当作盗贼。她说，他是唯一一个从不听话的孩子。
莫里斯称之为“一只在湿地或沼泽地发现的土生土长的昆虫”。但有时莫里斯也会出错。雅各偶尔会挑一只极细的钢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做些改正。
树倒了，尽管当夜无风，搁在地上的提灯照亮了碧绿依旧的树叶和枯死的山毛榉叶。那是一个干燥的地方。有一只蟾蜍。那只红色羽翼的蛾子绕着灯光飞舞，忽闪一下，就消失了，它没有再回来，尽管雅各一直等着。十二点过后，他穿过草坪，看到他的母亲坐在亮堂的房间里打发时间。
“你吓到我了！”她惊叫道，还以为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他弄醒了得早早起床的丽贝卡。
他脸色苍白地站在那里，刚从黑暗深处出来，进到热烘烘的屋子里，灯光晃得他直眨眼睛。
不。那不可能是一只浅黄色翅边的飞蛾。
割草机总是要上润滑油。巴尼特把它拖到了雅各的窗户下面，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轰然穿过草地，又开始咯吱作响。
天空乌云密布。
太阳又露了出来，耀眼灿烂。
阳光像只眼睛照在马镫上，接着蓦然而又温柔地落在床上、闹钟上和敞开着的蝴蝶盒子上。黄斑蝴蝶飞过荒原，它们曲折地穿过紫色三叶草丛。豹纹蝶沿着灌木树篱招摇而过。蓝蝴蝶停憩在烈日暴晒下的小块骨头残骸上，胥蝶和孔雀蛱蝶饱餐着从老鹰嘴里掉下来的血淋淋的内脏。离家几里之外，他在废墟下方起绒草丛中的凹坑里发现了银纹多角蛱蝶。他看到一只白纹蝶绕着橡树盘旋，越飞越高，而他从来抓不住它。一位独居在高地上的老村妇告诉他，一只紫色的蝴蝶每年夏季都会飞到她的花园里来。她还说，清晨狐崽们会到她的荆豆丛里玩耍。如果在拂晓时分向外看，你总会看到两只獾。有时它们会像男孩打架一样把对方撞翻，她说。
“雅各，你今天下午可不许走太远了，”他的母亲从门外探进头来说，“因为上尉要来告别。”那是复活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星期三就是巴富特上尉来的日子。他穿着整洁的蓝哔叽礼服，拄着他的橡胶头手杖——因为他有点瘸，左手还少了两根手指，这是为祖国效劳的结果——下午四点准时地从那座立着旗杆的房子出发。
三点，推轮椅的狄更斯先生提前接走了巴富特太太。
“挪挪地儿吧，”在广场上坐了十五分钟后，她对狄更斯先生说，接着又说道，“好了，谢谢你，狄更斯先生。”按照第一个请求，他会找一块有阳光的地方；按照第二个请求，他会把轮椅停在一片有阳光的温暖的地带。
作为一位老住户，他和巴富特太太——詹姆斯 ·科珀德的女儿有许多共同之处。西街和宽街的交叉路口的那个喷嘴饮水器就是詹姆斯·科珀德捐赠的，他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大庆时正当着市长，他的画像随处可见：洒水车上，商店的橱窗上，还有律师咨询室的窗户的镀锌遮阳篷上。但是艾伦 ·巴富特从来没有参观过水族馆（尽管她与捕鲨鱼的博厄斯船长很要好），当有人拿着海报从她的身边走过时，她傲慢地睨视他们，因为她清楚自己永远都不会去看皮埃罗一家、泽诺兄弟或者黛西 ·巴德和她的海豹表演团。广场上坐着轮椅的艾伦 ·巴富特是一个囚徒——文明的囚徒——市政厅、绸布店、游泳池和纪念堂在大地上投下一道道阴影，仿佛她牢笼的一根根栏杆倒影在广场上。
作为一个老居民，狄更斯先生会站在她身后一点点的位置，抽着他的烟斗。她会问他一些事情——这些人是什么来头——谁在经营琼斯先生的店铺——然后就是一些关于季节的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狄更斯先生都尽力去回答——从她的唇齿间吐出的话语就像饼干渣。
她闭上了眼睛。狄更斯先生转了个身。他还没有完全失去自己是一个男人的知觉，即使你看到他朝你走来时，你会注意到一只黑色圆头的靴子如何在另一只靴子前晃来晃去；他的背心和靴子之间怎么有一道黑影；他又是怎样跌跌撞撞地向前倒去，像一匹发现自己突然脱开了车辕而没有拉车的老马。但当狄更斯先生深吸一口烟又把它吐出来时，他眼中流露出自己是一个男人的眼神。他在思索着巴富特上尉此时向快乐山（Mount Pleasant）行进的情形。巴富特上尉，他的雇主。在家中，马厩上面那间小起居室里，窗户上有只金丝雀，女孩们在纺织机旁，狄更斯太太因风湿蜷成一团——虽然他在家里受人轻视，但一想到自己受雇于巴富特上尉，便有了支撑。他倾向于觉得，当他与海滨人行道上的巴富特太太聊天时，他是在帮助正去见佛兰德斯太太的上尉。他，一个男人，照顾着巴富特太太，一个女人。
转过身时，他看到她正与罗杰斯太太聊天。再转回身时，罗杰斯太太已经离开了。于是他回到轮椅旁，巴富特太太问他几点了，他掏出他那块大银表，十分殷勤地回答了巴富特太太，似乎他对于时间以及每一件事都知道得比她多。但是巴富特太太清楚巴富特上尉正在去看佛兰德斯太太的路上。
他确实正在往那走，下了电车，他看见东南面的道兹山，在碧蓝长空的映衬下显得翠绿莹莹，天际雾色弥漫。他朝着山顶前进。尽管他的腿有点跛，步伐中仍不失军人的风度。当贾维斯太太走出教区长宅院大门时，她一眼就瞅见了巴富特上尉，她的纽芬兰狗尼罗缓缓地摇着尾巴。
“噢，巴富特上尉！”贾维斯太太惊叫道。
“你好，贾维斯太太。”上尉回应道。
他们一同前行，当他们走到佛兰德斯太太的家门口时，巴富特上尉摘下他的花呢帽子，彬彬有礼地鞠躬说道：
“再见，贾维斯太太。”
贾维斯太太便独自向前走去。
她要去荒原上散步。深夜之时，她是不是又在草坪上踱步呢？她是否又敲着书房的窗户喊道：“看那月亮，看那月亮，赫伯特！”
赫伯特便抬头看着月亮。
贾维斯太太心情郁闷时，都会去荒原散步，一直走到一个碟形洼地，即使她总想走到一个更远的山脊上；她在那里坐下，从披风下面拿出一本小书，读几行诗，然后四处眺望。她并非很不开心，由于她已经四十五岁了，不大可能会郁郁寡欢到绝望的程度，亦不会如有时她威胁的那样离开她的丈夫，毁掉一个男人的大好前程。
不用说一个牧师的妻子在荒原上散步冒着怎样的风险。矮小的身材，黝黑的皮肤，明亮的双眸，帽子上插着一根野鸡毛，贾维斯太太正是那类身处沼泽就会失去信念的女人——把上帝与宇宙万物混为一谈——但是她从未丧失信仰，从未抛弃丈夫，从未读完过那首诗，她继续在荒原上踱步，凝视着榆树后面的月亮，她坐在斯卡伯勒高处的草地上感受着这一切是的，是的，当云雀展翅高飞时；当山羊迈着小碎步向前吃草，它们脖子上的铃铛清脆地响起时；当微风徐来又逐渐远去，空留它亲吻过的脸颊时；当下方海上的船只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牵扯着擦肩而过时；当空中传来远处一阵阵的震荡，幽灵般的骑士策马奔腾、猝然而止时；当天际浮蓝泛绿，心潮澎湃之时——贾维斯太太不禁长叹，心想，“要是有人给我要是我能给谁”但她不知道自己想给予什么，也不知道何人能给她。
“佛兰德斯太太五分钟前刚出门，上尉。”丽贝卡说道。巴富特上尉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把双肘支在扶手上，两只手搭在一块，跛脚直挺挺地伸出去，旁边放着橡胶头拐杖，一动不动地坐着。他有点死板。他在思考吗？可能只是一些千篇一律的想法吧。但这些想法是“好的”吗？是有趣的吗？他是一个有脾气的男人，固执、忠诚。女人会察觉到，“这里有法律。这里有命令。因此我们必须珍惜这个男人。他总会在夜里立于桥头眺望。”递给他杯子，或者无论什么东西时，总会闪现出沉船和灾难的景象，所有的乘客都一团乱地从船舱里跑出来，上尉还站在那儿，穿着扣得紧紧的双排扣粗呢大衣，和暴风雨搏斗，只有暴风雨才能将他击败。“然而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当巴富特上尉突然用一条大红色的手帕擤起鼻涕时，贾维斯太太如此反省，“男人的愚蠢是造成灾难的原因，而我的风暴也正是他的风暴。”……因此当上尉顺道拜访他们时，发现赫伯特不在，就几乎不言不发地在扶手椅上坐了两三个小时。贾维斯太太这样认为，但佛兰德斯太太没有这样想。
“天呐，上尉，”佛兰德斯太太惊呼道，急忙冲进客厅，“我刚才不得不去撵巴克公司的人……我希望丽贝卡……我希望雅各……”
她跑得气喘吁吁，但并不狼狈，她放下从油店主那里买来的炉刷时，嚷着天气炎热，一把将窗户推得更开，将桌布抹平，拿起一本书，仿佛对上尉充满信心、深抱好感，还比他年轻很多似的。确实，系着蓝色围裙的她看上去至多三十五岁。而他早已五十出头了。
她的手在桌子上来来回回地忙活着；上尉的脑袋左摇右晃，不大吱声儿，而贝蒂一直在喋喋不休，他相当轻松自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对了，”他终于开口了，“我收到波尔盖特先生的信了。”
波尔盖特先生的信上说，他最好的建议就是把一个孩子送进大学读书。
“弗洛伊德先生在剑桥……不，在牛津……反正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佛兰德斯太太说道。
她朝窗外望去。窗户很小，满园的淡紫翠绿尽收眼底。
“阿彻表现得很好，”她说，“我有一份来自马克斯韦尔上尉的喜报。”
“我把这封信留下，你让雅各看看。”上尉边说边笨拙地把它塞回信封。
“雅各还是像往常一样去捉蝴蝶了，”佛兰德斯太太烦躁地说道，又被转瞬的念头惊了一下，“对了，这周开始抓蟋蟀了。”
“爱德华·詹金森已经递交了辞呈。”巴富特上尉说。
“那么说你要参加市政会的选举？”佛兰德斯太太惊叫出声，盯着上尉的脸。
“嗯，这件事嘛。”巴富特上尉往扶手椅更里面挪了挪。
于是，雅各 ·佛兰德斯，在一九。六年十月份进入剑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