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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谢鲲已乘黄鹤去
回到北方战场。司马越北上后，晋怀帝发布司马越的罪状，要求各方讨伐。司马越腹背受敌，忧思成疾。他自知时日不多，叫来了王衍商讨国事，同时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没过几日，便气竭而亡。王衍为了稳定军心，决定秘不发丧。他悄悄命一队人马载着棺木，要将司马越运回东海国安葬，行至洛阳，附近宗亲怕外敌入侵便一同上路，想要迁城而居。
但半路遇到突袭，连同王衍在内的诸多大臣被石勒大军一举杀死。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晋怀帝失去了司马越和王衍等重臣，晋王朝成了空架子，江山岌岌可危。
同年，赵汉（又称前赵）刘聪出兵攻打洛阳，洛阳沦陷，晋怀帝被俘。随后刘聪率兵继续侵占晋王朝的土地，关中、关西相继失守。所有战乱之地，百姓生灵涂炭，白骨森森随处可见。史称“永嘉之乱”。
赵汉之所以如此轻松地攻破了晋，其根本原因还是八王之乱积重难返，《晋书》云：“帝京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三十六王，咸殒身于锋刃。祸难之极，振古未闻。”
洛阳惨遭攻陷，只有南下残存。永嘉七年（公元313年），晋怀帝遇害，司马邺于长安即帝位，改元建兴，即晋愍帝。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十一月，这个漫长的冬季才刚刚开始，晋愍帝已经忍受不了朝廷的寒冷，他带着晋王朝十几年内斗的伤痕投降了。建兴五年（公元317年），司马睿承制改元，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次年，即帝位。
建武元年，谢裒来到建康，在朝廷任都尉。一日在与吏部尚书等人闲聊畅谈之时，尚书有感而发：“江南河北，风景不同。水乡妩媚多姿，垅亩无垠，桑树相间。触目所见，山河有异。洛阳宫阙，胡虏神鸦，朝廷覆败如此，我等枉为社稷大臣。”说完几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谢裒听后激动万分，他高声说道：“邦国兴亡，匹夫有责。周时政乱，宣王流落民间，艰难困苦，砥砺磨行，得回都城，教民以义，大蒐示礼，罚罪赏功，西行南征，史称中兴。哭能有什么用？眼泪淹不死刘聪，感化不了石勒。要北归洛阳，关键在于兴兵。建康王气正盛，我等只须同仇敌忾。兵法曰：‘师直为壮。’趁刘聪、石勒立足未稳、互相攻伐之际，我们整师而出，何愁回不了帝都？倘作女儿态，楚囚对泣，于收复中原又有何用？”
在场的其他人都被谢裒的一番话打动了，顿时群情激昂，纷纷附和。王导说道：“我等暂寄江左，俊杰百余人，皆做王府掾属，号百六掾。大家戮力，旨在收复神州。王师中原，指日可待。”
看着同僚们满面红光，却越说越浮夸，谢裒摇了摇头，看向众人说：“太尉王公临死，幡然悔悟，对人言：‘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清谈误国，贻害子孙，中华倾敝，四海土崩瓦解，因其饰言浮夸。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不知所说何为，却官重爵显。彼此相煽，推波助澜，迷惑朝廷。遂使匈奴胡虏，得觑中原。知古察今，前鉴未远。今宜改弦易辙，务桑麻，修战器，求大同，做好准备，迎击叛贼。然后，主动出击，才能收复中原。”
几个高谈阔论之人听了谢裒的提议，都自愧不如。虽然此时谢鲲与谢裒分别两处，但对政权同样忧心忡忡。
太宁元年十一月（公元324年1月），谢鲲在豫章任职时，身体每况愈下。这一日，他叫来了妻眷，嘱咐自己的身后之事，随后便永远地睡下了。不久，王敦病死，其党羽皆被讨伐。谢鲲此时病逝，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谢鲲虽不赞成王敦的诸多政治主张，也帮助当朝多次安稳王敦，但其作为王敦的同党，若是没有病逝自然会受到牵连，其子谢尚同样难以幸免。
至于谢鲲葬于何处，一直不详，直至1964年9月考古人员在南京中华门的外戚家山清理古墓时，发现其中的三号墓出土了一方谢鲲的墓志。
此墓志由花岗岩制成，上书有六十七个隶体字，讲述了墓主的名号、生辰和经历，经判断确为谢鲲。这方墓志也是目前我国出土的关于六朝之中最早的一方墓志，谢鲲之墓的所在也终于大白于天下。
纵观谢鲲的一生，他虽然没有能力让晋王朝继续辉煌，但无论他身处何处、身居何职，都能竭尽自己的职责，面对咄咄逼人的王敦几次谏言，毫无惧色。谢鲲一生仅有四十三年的光景，他会因时局动荡而选择逃离，也有他作为文人的坚持。同时，谢鲲是聪明人，乱世苟活，不仅保全了自己，同时保全了一家人，他痴情于清谈之学，奠定了谢氏一族的门风，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