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令史时,谢鲲的生活优哉游哉,每日只需处理一些书信和奏表。闲暇时间他继续参悟玄学,没想到还真悟出了一点名堂。
当时的文人尤爱小聚,闲时便邀三五好友或登高望远,或在舞榭歌台高谈阔论。谢鲲与几位玄学名士交往密切,仿效之前的“竹林七贤”,纵情山水,放浪形骸。
因为与王衍交好,他经常参与王衍府中的聚会,与当时的名士探讨玄学。王衍是当朝大臣,曾任太尉,有一次奉命领大军出征,没想到全军覆没,因此被冠以“清谈误国”的名号。但他依然对清谈之风推崇之至,一旦发现说得不恰当,随即更改,世人称之为“口中雌黄”。
在畅谈清谈之学时,谢鲲习惯手执麈尾。麈尾原本是用来驱虫、掸尘的工具,沿用到魏晋时被用来表明身份。只有地位崇高之人才能在畅谈时手执麈尾表明高雅。
此外,朝廷对令史的行动范围给予了足够大的自由,藏书之地均不阻拦。虽对外以清谈之学示人,但谢鲲丝毫没有忘记内修。他在那些早已无人问津的书籍中了解晋朝之前的历史,也在猜度着这个王朝未来的走向。
一日晚间,名士再一次聚集在太傅府,正好府中有亭台楼榭,流水潺潺,众人兴致正高,便提议泛舟湖上。谢鲲兴致高昂,望着四周灯火,感叹道:“高薨巨桷,水光日影,动摇上下。嘉时令节,啸歌管弦,人生一乐。”阮修也在一旁,继而提议:“清宴堂投壶,乐中有乐。”一旁的王玄也来了兴致:“我来做司射。”
众人在清宴堂的正中摆上投壶,几个人手拿箭矢,跃跃欲试,玩得不亦乐乎。正当这时,一声“太傅驾到”打破了当场的欢乐氛围,众人纷纷倒地叩首。唯独谢鲲一人未行跪拜礼,而是抱着拳停在胸前,简单地行君子之礼。旁边的司马腾见此情景勃然大怒:“谢掾吏大胆,做了我家的臣子,见了王驾为何不跪?”司马越见谢鲲不行跪拜之礼,早就不悦,冷眼望着谢鲲,等着他的说辞。
司马越是当朝重臣,晋怀帝都忌惮三分,谢鲲如此当真是往枪口上撞。“臣不稽首自有道理。《尚书·舜典传》曰:‘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礼。’太傅为晋朝臣,我辈蒙王爷厚爱,臣属太傅,仍称晋朝臣,怎么可以用稽首大礼?此其一也。清宴堂本为鼓瑟吹笙的游乐场所,太傅网罗名士,卵翼隽异,装点朝堂,博取好贤之名。昔者周公佐成王,为见贤才,曾经‘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脯’,犹恐失去天下才士,岂有才士先行趋附的?此其二也。太傅运筹,同时封爵,兄弟三人履王位,名为社稷,实为自家计。太傅如无宰辅之能,将蹈故辙,何须稽首礼?此其三也。臣不行稽首大礼,当然无错。”
司马越本就心中不悦,听此言更是恼羞成怒,他吝色直言:“谢鲲名士,狂妄不羁。我未负卿,卿何以言辞这样刻薄?”谢鲲冷静对答:“从前楚人丢了布,公开告诉世人是令尹偷去的。太傅兵进洛阳,我家屋舍资财皆为明公军队所掠,鲲食住无依,寄身太傅府,太傅负我,非我负太傅。”
司马越知道了谢鲲如此态度的缘由,自知理亏,当场下令,让兵于民,令他们返还侵占的钱粮、屋舍,还当场赐了谢鲲五十匹锦缎。此次言行令谢鲲名声大噪,待他回到旧屋后,宾客络绎不绝。
这日,恰巧王敦兄弟三人前来拜会,他们再次谈起谢鲲家门庭若市的景象。对此谢鲲并不高兴,反而有些忧虑,“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乱世之中,祸福相对转化。只不过转化太残酷了,沾满血腥,转来转去,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野之战,弃尸盈野;争权之战,手足相残。异族北起南下,中原岌岌可危,帝都命运如何?实在说不准。”
听到谢鲲的忧虑,三人不再隐瞒自己的意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兄弟前来,既是相贺,也是相别。我受府命,出使青州,坐镇一方。听幼舆之言,已有归隐之意。如不嫌弃,可到青州。”
谢鲲思量片刻,回复王敦道:“陪臣执国命,君去青州,必是王公向太傅所请。惠帝痴,怀帝弱,皇族内没有对手,八王之乱已告结束。太傅赢了,可赢得的是千疮百孔的社稷江山,也得独吞王室之乱的全部恶果。刘渊、石勒交侵于外,怀帝、太傅构嫌于内,州郡藩镇不听号令,流民暴动此起彼伏。永嘉政局已现乱象,太傅跋扈,君臣失和。先父南迁之前,叮嘱我与弟弟:‘洛阳非久居之地,江东或许是归宿。’”
王澄点点头,表示赞同:“幼舆任达,绝非寄情方外。永嘉朝政裂痕难弥,太傅虽不是皇室近属,但他全力支撑将倾的社稷大厦,又能延揽名士。衍公追随他,或许能转危为安。我等兄弟将要启程,出镇地方,也是出于此种考虑。”
王导附和说:“为使江淮、荆楚遥相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太傅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出镇建邺(今南京,公元313年为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称建康),辟我做司马,同往江东。”
王敦离开后,“四友”成了旧事。太傅府的诸多名士都各奔东西,太傅府日渐凋落,谢鲲也有远离之意,但因挂念谢裒时时不能成行。
当初的“四友”各奔东西之后,谢鲲仍然留在京都,朝廷时局再次发生变化。边关将士与石勒发生冲突,石勒大军攻破邺城。司马越立刻调集大军赶赴边关,这时,司马越发现有家仆将军中粮草运往自家,调查发现此乃谢鲲家仆,便以“盗取粮草”的罪名罢黜了谢鲲的官职。友人劝谢鲲负荆请罪,以保官位。谢鲲不从,返回乡里。
最后为了生计,谢鲲不得不再次出世,辗转几年之后,他南下与王敦再次相遇。此时王敦已经成为镇守豫章(今江西南昌)的左将军了,他邀请谢鲲做自己的助理,官位长史。
一次,谢鲲与友人聚会,会上还有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王尼,八人饮得酩酊大醉,一连几日闭门不出。众人谈天说地,好不快活,世人得知此事后便称此八人为“江左八达”。
此八人皆为名士,如此逍遥快活并非不关心国事,而是八人皆有说不得的苦衷。此时谢鲲为王敦的长史,而王敦已有二心,他既不能劝也不能支持。如此混乱的时局下,他们有各自的抱负,也有各自的限制,只能在清谈酒水间暂时忘却诸多烦恼。
在江左期间,谢鲲接触最多的仍然是玄学典籍,这一时期,他对玄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玄学上的造诣也日益精进。但与此同时也代表着他与父亲的彻底对立。虽然谢衡无法劝阻儿子,但谢鲲的做法确实将谢家的地位带到了谢衡无法企及的位置。谢鲲的种种想法和行为令士族大家认同,让谢家从“位高人轻”升级到“位低人尊”,这对于谢氏一门具有重大意义。
谢鲲之于谢氏家族十分独特,虽然他在朝廷上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却没有太多值得记载的业绩,但他的出现奠定了谢氏一门的基调,也是史书中记载的谢氏第一人。
当年的“王衍四友”和“江左八达”已成为故事,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法,是否值得推崇已没有争辩的必要,至少他们给了晋王朝的百姓一个不同的存在,孰是孰非留给历史长河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