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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康之治”繁华象
提到“元康放达派”，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竹林七贤”，人们将“元康放达派”看作是三国魏正始年间玄学的延续，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更是当时追求玄学之人崇拜的对象。
“元康放达派”的存在不仅因为前朝的遗风，也因为元康之治期间人们生活的富足。
元康是晋惠帝的年号，晋朝玄学之风便是从此处大盛的，但玄学真正兴起要追溯到曹魏的正始年间。此时正是曹氏阵营与司马阵营互相厮杀之际，随后人们在《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基础上发展出玄学。因为玄学是在老子的道家思想中衍生出来的，因此也被称为“新道家”。
太康年间常被人称为“天下无穷人”的盛世，“贾竖皆厌粱肉”“婢妾被服绫罗”“贱隶乘轻驱肥”是当时生活的常态。直到晋惠帝之时，就算有贾后的干扰，国家财政也未出现大的纰漏。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元康之治的基础。而且元康之治的繁华景象不只存在于贵族阶层，平民阶层也享受到了一定的权益。
尤其是在司马泰和司马彤佐政期间，朝局稳定，当权者不亲慕贵族，也不冷落寒士。二人严于律己，穿戴完全没有王公贵族的姿态。每有聚会，若不认识他们的人都会认为二人是一介贫寒之士。在众多朝臣中有一人值得一提，这便是中书监张华。他政务能力十分突出，为官正直清廉，没有任何敛财的行为。张华去世之时，家中留下大量书籍，而财物却几乎为零。在朝多年，他不仅保持自己的清廉正直，也培养了一批祖国栋梁。与张华拥有同样抱负的实干家奠定了元康之治的繁华和元康时期的开放民风。
《晋书》云：“元康之后，纲纪大坏。”此后朝廷沉浸在“八王之乱”的斗争中，腐败、战乱等诸多问题一同迸发。但是元康之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元康之风的结束。
虽然“八王之乱”带给谢鲲的感叹难以平静，但其中对他触动最大的无疑是司马乂的死。他看到司马乂位极人臣，享尽繁华富贵，但数月之间这一切又轰然倒塌。荣辱、胜败似乎只在片刻之间，他作为人臣究竟该抓紧时间享受这随时可能丢掉的繁华，还是该接着去为随时可能消失的一切争取和奋斗？他困惑着，寻找着。
虽然司马乂身首异处，但同朝为官的王衍依然过得风生水起。王衍在朝中不是皇家士族，只是大姓之人，却能凭借自身之势屹立几朝不倒，给了家族最大的荣耀和安全。
王衍喜清谈的玄学，因此与谢鲲走得很近。谢鲲经常出入王衍的府中，与王敦、庾敳、阮修合称为“王衍四友”。铲除异己的司马越想要重整朝纲，聘请了许多名士，其中便有谢鲲。谢鲲因为与王衍私交甚好，也因其学有所成，得到了辅官的职位，其他有名之人也被收入太傅府任职。一时之间，太傅府中形成了“多名士，一时隽异”的景象。
谢鲲的职位是太傅府的掾吏，整日的工作就是谈论朝纲朝纪，也谈论官员琐事，是个能锻炼、发挥他口才的官位。
经过了“八王之乱”，文人压抑了太久，都想一吐为快，文人大臣们常常汇集一堂，高谈阔论，其中以司马越建立的澄虚阁最为热闹。澄虚阁的前身为弘训宫，通常由太后掌控，用于游玩休憩、整顿后宫，后因贾后之事弃之不用，最后推倒重建澄虚阁。
元康之风还体现在对于礼教的态度上。儒家讲究收敛自我、克制欲望，而玄学则提倡为心所欲、释放自我，在“八王之乱”的压抑之后，人们释放的欲望更为强烈。
元康之风对于礼教的态度是从竹林七贤处延续下来的。七贤之一的阮籍就是在压抑之后才开始放逐自我的。他本是尊儒之人，一日，他正在与友人下棋，忽然得知母亲去世，他没有停下棋局。对弈结束后，他狂饮二斗酒，突然口吐鲜血，嚎啕大哭，悲痛之情喷薄而出。
母亲出殡之日，阮籍没有按照俗礼行事，依然酒肉不离口，但在最后的时刻，他突然痛哭流涕，口中鲜血喷出。有些卫道士不能理解他的行为，甚至用言语攻击他，说其有辱斯文。
谢鲲也有一事，同样令人难以理解。他有一邻居，是个美人，每日闲暇时光便临窗而坐织布。一次谢鲲想逗姑娘一乐，便说了些放荡的俏皮话。姑娘飞出一只梭，正打在了谢鲲的嘴上，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后有友人经常以此事取笑于他，他却不屑一顾，而是乐观地说道：“折齿算什么，又不妨碍我啸歌。”他虽不看重礼法教条，但有一定的分寸，俨然比那些只顾高雅、没有人情味的士大夫更让人觉得有趣。
元康之放期间发生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既有令人难以理解的，也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如今看来，其中的一些做法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其真正的意义已不局限于此。
当时那些与常理相悖的做法正是许多清谈之学的人追求的，其中便有谢鲲等人的身影。他们并非认为人情不重要，而是选择抛弃规则，用真挚的感情待人，赤诚而无顾虑。
虽然元康之治已经走远，但其带给谢鲲等人的是思想的解放，对后世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历史的发展并非是一味地抛弃前者，而是在前者中发现和体味，找寻符合当代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