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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用人，至国朝而极矣，汉人举孝廉为郎，擢议郎为守。入朝即可为三公，我朝则御史九转乃致五品卿，侍郎则左右遍历乃能陟都宪，编检郎曹十余年乃得补缺开放，若循资久者皆至大僚，以是士气易萎。夫汉武帝、明太祖擢用英豪，皆有不次之擢以厉士气，故人人有进取之心。皇上于袁昶、岑春煊一言，皆超授藩司；王照不畏强御，则以主事而擢四品卿；江标督湖南学政唱新政有声，则擢四品卿；黄遵宪官湖南有声，则擢三品卿，使日本；郑孝胥召见称旨，则由同知超授道员。若四军机，则杨锐以内阁侍读，刘光第以刑部主事，谭嗣同以知府，林旭仅以会试举人中书，并授四品卿，参预新政。参预新政者，实为宰相矣。其徐致靖、王锡蕃以少詹学士作署礼部侍郎，固为超授，即李端棻以仓督授礼部尚书，尚是超擢，以礼尚多由兵、刑、工三部推移，无有由侍郎上擢者也。若袁世凯之由按察使擢侍郎，吴懋鼎、端方、徐建寅以道员擢三品卿，皆不吝通爵显官，以待天下之士。令士气耸动，人人有拔用之望，相与讲求，即康有为以主事召见，已为咸丰以来四十余年未有之创举。若以主事专折奏事，尤为国朝旷典所无，其破格以待天下之士，实有汉武帝、明太祖之风。高武远跖，可以为开创之规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