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自古达识先觉，出其万斛血泪，为世界众生开无前之利益。千百年后读其书，想其丰采，一世之人，为膜拜赞叹，香花祝而神明视。而当其生也，举国欲杀，颠连困苦，乃至谋一　一粥而不可得，僇辱横死，以终其身者，何可胜道？诚一游瑞士之日内瓦府，与法国巴黎之武良街，见有巍然高耸云表，神气飒爽，衣饰褴褛之石像，非JEAN JACQUES ROUSSEAU先生乎哉？其所著《民约论》（ SOCIAL CONTRACT ）迄于十九世纪之上半纪，重印殆数十次，他国之翻译印行者，亦二十余种。噫嘻盛哉！以双手为政治学界开一新天地，何其伟也！吾辈读卢氏之书，请先述卢氏之传。

卢梭者，法国人，匠人某之子也，以一千七百十二年生于瑞士之日内瓦府。家贫窭，幼失母。天资颖敏，不屑家人生产作业，而好读稗官野乘。久之，自悟句读，遂涉猎发朱惠、募理英尔诸大家著作。及执弟子礼于乡校师良边西之门，得读普鲁达尔之书，慨然自奋曰：“英雄豪杰，非异人任矣。”自是刻苦砥砺，日夜孜孜，惟恐不足，崭然有睥睨千古之概。成童时，其父以故去日内瓦府，属卢梭于佣书某，而卢梭意不自适，因从雕刻师某业焉。无何，又去某氏，漫游四方。千七百二十八年，入法国安西府，寄食瓦列寡妇某氏。氏悯其年少气锐，常为饥驱，又欲变化其狷介之气质，恩遇周挚，若家人父子然。遂劝其奉耶稣旧教，又命入意大利株林府教育院。既又出教育院为音律师，出入侯门，仅免冻馁。后益困，常执仆隶之役，卑贱屈辱，不可终日。乃复投瓦列寡妇，妇善视之如初。及妇没，赴里昂府，主大判事某家，教授其子弟。千七百四十一年，著音律书于巴黎，为伶人所沮，书不得行。千七百四十九年，穷乏益酷，恒终日不得一炊。遂矫正其所著书，务求合俗，出而售之，仅获旦夕之饷焉。千七百五十二年，著一书，颜曰“ DICTIONARY OF MUSIC ”，痛斥法国音律之弊，于是掊击纷起，几无容身之地。自后益肆力于政治之学，往往有所著述，而皆与老师宿儒不合，排之者众，群将媒孽之，以起冤狱，大惧，避至日内瓦府。又奉耶稣新教，欲为瑞士共和国人民，瑞人阻之，不得意而还巴黎。又著《教育论》及道德小说等书，言天道之真理，造化之妙用，以排斥耶稣教之豫言奇迹者，得谤益甚。巴黎议会命毁其书，且将拘而置诸重典。又奔瑞士，与其国人争论不合，复还巴黎。会法政府命吏物色卢梭，搜捕甚亟，乃闭户不敢外出，时或微服而行云。千七百六十六年，应友人非迷氏之聘，赴英伦敦。与僚友议不合，又还法国，自变姓名，潜居诸州郡，而屡与人龃龉，不能久居于一处。千七百七十年五月，卒归巴黎，自谓天下之人皆仇视我也，怏怏不乐，遂发狂疾。仁刺达伯惜其有志不遂，为与田宅数亩，隐居自养。千七百七十一年，著《波兰政体考》，七十八年业成。此书鸿富奥博，而于民约之旨，尤三致意焉。是年三月，暴卒。或云病毙，或云遭仇人之毒，官吏验视，则自杀也。卢梭性锐达，少有大志，然好为过激诡异之论，虽屡为世人所挫折，而其志益坚。晚年愤世人不己容，遂至发狂自戕。于戏不其悲夫？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人念卢梭发明新学之功，改葬遗骸于巴黎招魂社，又刻石肖像于日内瓦府。后数年，巴黎人选大理石刻半身像于武良街，至今人称为卢梭街，搢绅大夫，过者必式礼焉。

民约之义，起于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姚伯兰基氏曾著一书，名曰《征讨暴君论》。以为邦国者，本由天与民、与君主相共结契约而起者也，而君主往往背此契约，为民灾患，是政俗之亟宜匡正者也云云。此等议论，在当时实为奇创。其后霍布士、陆克皆祖述此旨，渐次光大。及卢梭，其说益精密，遂至牢笼一世，别开天地。今欲详解卢氏民约之旨，使无遗憾，必当明立国之事实与立国之理义，两者分别之点，然后不至误解卢氏之说以误后人也。

就立国之实际而考之，有两原因焉。一则因不得已而立者也，一则因人之自由而立者也。所谓不得已者何？夫人不能孤立而营生也，因种种之需求，不得不通功易事，相聚以各得所欲。此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学士辈多能论之，皆以为人之性，本相聚而为生者也。是故就事实实际言之，苟谓人类之始，皆一一孤立，后乃相约而成邦国云云，其论固不完善。盖当其未立契约以前，已有其不得已而相处者存也。是故卢梭民约之说，非指建邦之实际而言，特以为其理不可不如是云尔。而后世学者排挤之论，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辄谓遍考历史，曾无一国以契约而成者，因以攻《民约论》之失当。抑何轻率之甚耶！

卢梭民约之真意，德国大儒康德（IMMANUEL KANT）解之最明。康氏曰：“民约之义，非立国之实事，而立国之理论也。”此可谓一言居要者矣。虽然，征之史籍，凡各国立国之始，亦往往有多少之自由主义行乎其间者。夫人智未开之时，因天时人事之患害，为强有力者所胁迫，驱民众而成部落，此所谓势之不可避者，固无待言。然于其间自有自由之义存焉，人人于不识不知之间而自守之，此亦天理所必至也。故卢梭曰：“凡人类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妻之相配，实由契于情好互相承认而成，是即契约之类也。既曰契约，则彼此之间，各有自由之义存矣。不独此也，即父母之于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抚育之，固也。及其长也，犹相结而为尊卑之交，是实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世人往往称家族为邦国之滥觞，夫以家族之亲，其赖以久相结而不解，尚必借此契约，而况于邦国乎？”

夫如是，众家族既各各因契约而立矣。寖假而众家族共相约为一团体，而部落生焉。寖假而众部落又共相约为一团体，而邦国成焉。但此所谓相约者，不过彼此心中默许，不识不知而行之，非明相告语著之竹帛云尔。不宁惟是，或有一邦之民，奋其暴威，战胜他邦，降其民而有之，若欲此二邦之民永合为一，辑睦不争，则必不可无所约。不然，则名为二邦相合，实则阴相仇视而已。故知人类苟相聚而居，其间必自有契约之存，无可疑者。又凡人生长于一政府之下，及既达丁年，犹居是邦，而遵奉其法律，是即默认其国之民约而守之也。又自古文明之国，常有举国投票，改革宪法，亦不外合众民以改其民约而已。

以上所论，是邦国因人之自由而立之一证也。虽然，卢梭所最致意者，不在于实事之迹，而在事理之所当然。今先揭其主义之最简明而为人人所诵佩者如下。

卢梭曰：“众人相聚而谋曰：吾侪愿成一团聚，以众力而拥护各人之性命财产，勿使蒙他族之侵害。相聚以后，人人皆属从于他之众人，而实毫不损其固有之自由权，与未相聚之前无以异。若此者即邦国所由立之本旨也，而民约者即所以达行此本旨之具也。”

卢氏此言，可谓深切著明矣。凡两人或数人欲共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权，则非共立一约不能也。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何事，皆当由契约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际既不可不由契约，则邦国之设立，其必由契约，又岂待知者而决乎？

夫一人或数人之交际，一事或数事之契约。此契约之小焉者也。若邦国之民约，则契约之最大者，而国内人人小契约之所托命也。譬之民约如一大圆线，人人之私约，如无数小圆线，大圆线先定其位置，于是小圆线在其内，或占左位，或占右位，以成种种结构。大圆之体，遂完足而无憾。

民约所以生之原因既明，又当论民约所生之结果。卢梭以为民约之目的，决非使各人尽入于奴隶之境，故民约既成之后，苟有一人敢统御众人而役使之，则其民约非复真契约，不过独夫之暴行耳。且即使人人甘心崇奉一人，而自供其役使，其所谓民约者，亦已不正，而前后互相矛盾，不可为训矣。要而论之，则民约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别，则无论由于君主之威力，由于臣民之好意，皆悖于事理者也。故前此霍布士及格鲁西亚，皆以为民约既成，众人皆当捐弃己之权利，而托诸一人或数人之手。卢梭则言凡弃己之自由权者，即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旨哉言乎！

卢梭曰“保持己之自由权，是人生一大责任也。凡号称为人，则不可不尽此责任。盖自由权之为物，非仅如铠胄之属，借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之而自脱之也。若脱自由权而弃之，则是我弃我而不自有”云尔，何也？自由者凡百权理之本也，凡百责任之原也。责任固不可弃，权理亦不可捐，而况其本原之自由权哉？

且自由权又道德之本也，人若无此权，则善恶皆非己出，是人而非人也。如霍氏等之说，殆反于道德之原矣。卢梭言曰：譬如甲乙同立一约，甲则有无限之权，乙则受无限之屈，如此者可谓之真约乎？如霍氏等说，则君主向于臣庶，无一不可命令，是君主无一责任也。凡契约云者，彼此各有应尽之责任云也。今为一契约，而一有责任，一无责任，尚何约之可言？

按：卢氏此论，可谓铁案不移。夫使我与人立一约，而因此尽捐弃我之权利，是我并守约之权而亦丧之也。果尔，则此约旋成随毁，当初一切所定条件皆成泡幻。若是者谓之真约得乎？

卢梭既论弃权之约之悖谬，又以为吾若为此等约，不徒自害，且害他人。何以故？邦国者，非独以今代之人成，而后来之人，陆续生长者，皆加入之也。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如是乃至无穷。则我之契约，并后代之人而坑陷之，其罪为何如耶？

卢梭又言曰：纵令人有捐弃本身自由权之权，断无为儿子豫约代捐彼自由权之权。何也？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是故儿子当婴孩不能自存之时，为父者虽可以代彼约束各事，以助其生长，增其福利。若夫代子立约，举其身命而与诸人，使不得复有所变更，此背天地之公道，越为父之权限，文明之世所不容也。

按：吾中国旧俗，父母得鬻其子女为人婢仆。又父母杀子，其罪减等。是皆不明公理，不尊重人权之所致也。

由此观之，则霍氏之说之谬误，不辨自明。夫人既不能滥用己之自由权，以代后人捐弃其权，然则奉世袭之一君主若贵族以为国者，其悖理更无待言。

问者曰：“民约者不能捐弃其自由权以奉于一人若数人，既闻命矣，然则捐弃之以奉于众人可乎？”更申言之，则民约者，非甲与乙所立之约，乃甲乙同对于众人（ 即邦国 ）所立之约，然则各人举其权而奉诸邦国，不亦可乎？是说也，即纯类乎近世所谓“共有政体”，欲举众人而尽纳诸公会之中者也。卢氏关于此答案，其言论颇不明了，且有瑕疵，请细论之。

卢梭曰：“民约中有第一紧要之条款，曰各人尽举其所有之诸权，而纳诸邦国是也。”由此观之，则其所谓民约者，宛然“共有政体”。盖卢梭浸淫于古者柏拉图之说，以邦国为全体，以各人为肢节，而因祖述其义者也。夫邦国之与人民，其关系诚有如全体之于肢节者，盖人在邦国相待而为用，又有诸种之职各分任之，犹人之一身，手、足、头、目、肺、肠各司其职以为荣养。是说也，古昔民主国往往实行之，而斯巴达（ 希腊之一国 ）、罗马二国其尤著者也。彼其重邦国而轻各人，惟实行此主义之故。

卢梭及十八世纪诸硕学，皆得力于古籍者也，故旧主义（ 即以国为重者 ）与新主义（ 即以民为重者 ）常搀杂于其间。卢氏尝定国中各种之职务而设一喻，其言曰“主权者，元首也；法律及习俗，脑髓也；诸职官，意欲及感触之器也；农工商贾，口及肠胃所以荣养全身者也；财政，血液也；出纳之职，心脏也；国，人身也，全体之肢节也。是故苟伤害国家之一部，则其病苦之感，直及于头脑，而忽遍于全身”云云。此等之论，仅自财利上言之，可谓毫发无遗憾，若夫自各人自由权言之，则稍有未安者。果如此说，则邦国独有一身之全体，而各人不过其肢节脏腑，是人民为国家之附庸也。是惟邦国为能有自由权，而各人之自由不过如冥顽无觉之血液，仅随生理循环之转动也。夫卢氏之倡民约也，其初以人人意识之自由为主，及其论民约之条项，反注重邦国而不复顾各人，殆非卢氏之真意。

卢梭亦知其之前后不相容也，于是乃为一种之遁词。其言曰“各人虽皆自举其身以与众人，实则一无所与。何也？我举吾身以与他人，他人亦举其身以与我，如是而成一邦国，吾于此有所失，而于彼有所得，而又得赖众力以自拥卫，何得失之可言”云云。是言也，不过英雄欺人耳。夫既已举各人而纳于邦国中，则吞吐之而消融之矣，何缘复得其所已失耶？《民约论》全书中，此段最为瑕疵矣。

虽然，以卢梭之光明俊伟，岂屑为自欺欺人者？故既终其说之后，复发一议以自正其误曰“凡各人为民约而献纳于国家者，亦有度量分界，不过为维持邦国所必要之事件，而将己有之能力、财产与自由权，割爱其中之几分以供众用”云耳。由此言之，则卢梭所谓各人捐弃其权利者，非全部而一部也。然卢氏之精意，犹不止此。彼以为民约之成也，各人实于其权利分毫无所捐弃，非独无捐弃而已，各人因民约所得之利益，较之未立约以前更有增者。何也？合众力而自拥卫，得以护持己之自由权而使莫或侵也。

读至此，然后卢梭之本旨乃可知矣。盖以为民约之为物，非以剥削各人之自由权为目的，实以增长坚立各人之自由权为目的者也。但卢氏深入于古昔希腊、罗马之民主政治，其各种旧主义，来往胸中，拂之不去。故虽以烱烱如炬之眼，为近世真民主主义开山之祖，而临去秋波，未免有情，此亦不必为大贤讳者也。

卢梭又以为民约之为物，不独有益于人人之自由权而已，且为平等主义之根本也。何以言之？天之生人也，有强弱之别，有智愚之差，一旦民约既成，法律之所要，更无强弱，更无智愚，惟视其正不正何如耳。故曰：民约者，易事势之不平等，而为道德之平等者也。事势之不平等者何？天然之智愚强弱是也。道德之平等者何？由法律条款所生之义理是也。

人人既相约为群以建设所谓政府者，则其最上之主权，当何属乎？卢梭以为民约未立以前，人人皆自有主权，而此权与自由权合为一体。及约之既成，则主权不在于一人之手，而在此众人之意，而所谓公意者是也。

卢梭以为凡邦国皆藉众人之自由权而建设者也，故其权惟当属之众人，而不能属之一人若数人。质而言之，则主权者，邦国之所有，邦国者，众人之所有，主权之形所发于外者，则众人共同制定之法律是也。

卢梭又以为所谓公意者，非徒指多数人之所欲而已，必全国人之所欲而后可。故其言曰：“凡议事之时，相约以三占从二决可否，固属不得不然之事，然为此约之前，必须得全员之许诺而后可，是每决一事，皆不啻全员之同意也。不宁惟是，所谓公意者，非徒指现时国人之所欲而已，又并后人之所欲而言之。何也？现时全国人之所欲，在于现时，洵所谓公矣。及其与后代全国人之所欲不相合时，则已不得谓之公意。是故今日以全国人之议而决定者，明日亦可以全国人之议而改之。不然，则豫以今日之所欲，而束缚他日之所欲，岂理也哉！”

由是观之，则卢梭所谓公意，极活泼自由，自发起之，自改正之，自变革之，日征月迈，有进无已，夫乃谓之公意。且公意既如此其广博矣，则必惟属于各人所自有，而不可属于他人。故卢梭又言曰：“国民之主权不可让与者也。今有人于此，而曰某甲今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可也。若曰某甲明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大不可。何则？意欲者，非可自束缚者也，故凡涉于将来之事，皆不得豫定。反此者，是谓我侵我之自由权。”

卢梭又曰：“一邦之民，若相约拥立君主，而始终顺其所欲，则此约即所以丧失其为国民之资格，而不复能为国也。盖苟有君主，则主权立即消亡。”卢氏据此真理，以攻击世袭君主之制，及一切贵族特权之政治，如以千钧之弩溃痈矣。卢梭又曰：“主权者，合于一而不可分者也。一国之制度，虽有立法、行法之别，各司其职，然主权当常在于国民中而无分离。虽分若干省部，设若干人员，皆不过受国民之附托，就职于一时耳。国民因其所欲，可以随时变更法度，而不能有所制限。”然则立法、行法、司法三权，所以分别部居不许杂厕者，正所以保护三权所从出之主权，使常在全国人之掌握也。是故主权之用可分，而主权之体不可分，是民约论之旨趣也。

学者见卢梭之主张公意，如此其甚也，以为所谓公意者，必与确乎不易之道理为一体矣。虽然，又当细辨。卢梭之所贵乎公意者，指其体而言，非指其用而言。故其言曰：“公意者，诚常正而以规图公益为主者也。虽然，其所议决非必常完善者。”何也？旨趣与决议，或往往背驰，民固常愿望公益，而或常不能见真公益之所存故也。故卢梭又曰：“众之所欲，与公意自有别。公意者，必常以公益为目的。若夫众之所欲，则以各人一时之私意聚合而成，或往往以私利为目的者有之矣。”

若是乎，凡一国所布之令，必以真出于公意者，然后可谓之法律。若夫发于一人或数人之意者，不能成法律，此理论之正当者也。虽然，以今日之国家，其实际必不能常如是。故但以众人所公认者，即名之曰法律，而公认之方法，则以国人会议三占从二以决之而已。

卢梭乃言曰：“法律者，以广博之意欲，与广博之目的，相合而成者也。苟以一人或数人所决定者，无论其人属于何等人，而决不足以成法律。又虽经国民全员之议决，苟其事仅关于一人或数人之利害，而不及于众者，亦决不足以成法律。”

按：此论可谓一针见血，简而严，精而透矣。试一观我中国之法律，何一非由一人或数人所决定者？何一非仅关系一人或数人之利害者？以此勘之，则谓吾中国数千年来未尝布法律，非过言也。

卢梭又曰：“法律者，国民相聚而成立之规条也。”又曰：“法律者，全国民所必当遵守，以故全国民不可不议定之。”又曰：“国也者，国民之会聚场也；法律也者，会所之规约也。定会所之规约，凡与于此会聚之人，所公有之责任也。”又曰：“若欲得意欲之公，不可先定某某事，以表众人之同意，必众人皆自发议而后可。”

又曰：“若欲真得意欲之公，则各人必须由自己所见而发，不可仰承他人之风旨，苟有所受，斯亦不得为公矣。”

虽然，卢梭之意，以为公意，体也；法律，用也；公意无形也，法律有形也。公意不可见，而国人公认以为公意之所存者，夫是之谓法律。惟然，故公意虽常良善，而法律必不能常良善。故卢梭又曰：“凡事之善良而悉合于道理者，非吾人所能为，皆天之所命也。使吾人若能一一听命于天，不逾其矩，则无取乎有政府，无取乎有法律。惟其不能，则法律所以不得不起也。”

又曰：“世固有事物自然之公理，精当不易之大义，然欲以行之于斯世，而不能人人尽从者，有从有不从，是义终不得行也。于是乎，不得不由契约而定之，由法律而行之，然后权理乃生，责任乃出，而理义始得伸。”故卢梭谓孟德斯鸠之所谓法律，不过事物自然之法律，而未足称为邦国之法律，谓其施行之方法未明也。

是故卢梭之意，以为法律者，众人相共议定，从于事物自然之理，以发表其现时之意欲云尔。要之，法律者，自其旨趣言之，虽常公正，然其议而定之也，常不能尽然，故不可不常修改而更正之。此一说实卢梭之识卓越千古者也。

凡当议定法律之时，必求合于正理，固不待言。但有时错谬而与理背驰，故无论何种法律，皆可随时厘正变更。而此厘正之权，当常在于国民之手。故卢梭谓彼握权之人，一旦议定法律，而始终不许变易者，实政治之罪人也。

又曰：“凡法律无论若何重大，无有不可以国人之所欲而更之者。苟不尔，则主权不复在国民之手，而政治之基坏矣。”

卢梭又曰：“凡法律之目的，在于为公众谋最大利益。而所谓公众最大利益者非他，在自由与平等二者之中而已。何也？一国之中，有一人丧自由权之时，则其国灭一人之力，此自由所以为最大利益也。然无平等，则不能得自由，此平等所以为最大利益也。”

又曰：“吾所谓平等者，非谓欲使一国之人，其势力、财产皆全相均而无一差异也，若是者，盖决不可行之事也。但使其有势力者，不至涉于暴虐，以背法律之旨趣，越官职之权限，则于平等之义斯足焉矣。至财产一事，但使富者不至藉金钱之力以凌压他人，贫窭者不至自鬻为奴，则于平等之义斯足焉矣。”

又曰：“欲使邦基永奠，则当令贫富之差，不至太相远。苟富者太富，贫者太贫，则于国之治安俱有大害。何也？富者藉财力以笼络贫者，而潜夺其政权；贫者甘谄谀富者，而供其使役。质而言之，则富者以金钱收买贫者之自由权，而主人奴隶之势斯成矣。虽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其差异以渐次而日甚，此又自然之势，无可如何者也。故必当藉法律之力，以防制此势，节中而得其平，则平等自由可以不坠于地。”

卢梭以前诸学者，往往以国民之主权与政府之主权混淆为一。及卢梭出，始别白之。以为主权者，惟国民独掌之，若政府则不过承国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员耳。其言曰：“政府者何也？即居于掌握主权者（ 即国民全体 ）与服从主权者（ 即各人 ）之中间，而赞助其交际，且施行法律以防护公众之自由权者也。更质言之，则国民者，主人也，而官吏者，其所佣之工人而执其役者也。”

夫政府之为物，既不过受民之委托以施行其公意之一机关，则其所当循守之责任可知矣。故凡可以伤国民自由权之全部若一部之事，皆当避之。故无论何种政体，苟使国民不能自行其现时之意欲与将来之意欲者，皆谓之不正。何也？苟国民常不能掌握主权，则背于立国之大本也。卢梭乃断言曰：“凡政体之合于真理者，惟民主之制为然耳。”

是故卢梭以为政体种类之差别，不过因施法权之分配如何而强为之名耳，非谓立法权之分配，可以相异也。盖立法权者，必常在全国之人手，而万无可以分配之理。若不尔，则一人或数人握之，已反于民约之本义，而尚何政体之足云？所谓施法权之分配者，或以全国人而施行全国人之所欲，或以一人而施行全国人之所欲，或以若干人而施行全国人之所欲，即世俗所谓君主政体、少数政体、民主政体之分也。若夫发表意欲（即立法权）必属于全国人之责任，无可移者。且彼之任施法权者，无论为一人，为若干人，皆不过一时偶受委托，苟有过举，则国人皆得责罚之、罢黜之。

至委托施法权之事，三者之中，果以何为善乎？卢梭曰：“全国人自行施法之权，苟非小国，必不能实行之。且有种种弊端，比诸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其害或有更甚者。故分诸种之官职，而严画其权限，最为善矣。”

卢梭于是取现时英国所循之政体，即所谓代议政体者而评论之。以为其分别施法之权，洵善也。虽然，其代议政体尚不免与自由真义稍有所戾。何则？代议政体者，以若干人员而代国人任主权者也，故国人得发表其意欲者，仅存投票选举议员之一日而已，此一日以外，不过拱手以观代人之所为。故如此政体，国人虽非永远捐弃其自由权，而不免一时捐弃之矣，故曰未得为真善美之政体也。卢梭以为国人票选若干人员而委之以议政之权，固无不可，惟必当明其责任，有负责者，则可随时黜之。何也？彼若干人者，不过为一时受托之人，非谓使其人代己握主权，而以己权全付之也。盖权本不得让与他人，故亦不得使人代我握之，主权常存于公众意欲之中，而意欲者必非他人可以代表者也。

又言：法律者，众意之形于外者也。我有我之意，代人有代人之意，故立法权决不可使人代我。若夫施法权则可以代矣。何也？施法权者不过实行我所定之法律而已。又言：英国人自以为我实有自由权，可谓愚谬。盖彼等惟选举议员之日有自由权耳，选举事毕，便为奴隶矣。

如卢梭之言，则议定法律之事，凡为国民者，不可不躬自任之，斯固善矣。然有一难事焉，在于大国之国民，果能一一躬握此权，而不托诸代人乎？卢梭曰：“是固不能。是故欲行真民主之政，非众小邦相联结不可。”难者曰：“众小邦并立，则或有一大邦狡焉思逞，以侵犯之，其奈之何？”卢梭曰：“众小邦相联为一，则其势力外足以御暴侮，内足以护国人之自由，故联邦民主之制，夐乎尚矣。”

卢氏又以为联邦民主之制，其各邦相交之际，有最紧要者一事。惜哉！其所谓紧要之一事，未及论叙，而卢氏遂卒，使后人有葭苍露白之感焉。但度其所谓联邦民主之制，殆取法于瑞士，而更研究其利弊也。

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铄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按：卢氏此论，可谓精义入神，盛水不漏。今虽未有行之者，然将来必遍于大地，无可疑也。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固且快意。姑妄言之，愿天下读者勿姑妄听之也。

1. 本篇原名《卢梭学案》（ JEAN JACQUES ROUSSEAU ）。为体例统一起见，编者改为《卢梭传》。 JWE32BdgDtnGHcNpmdpNf+2eTna1diDqUBT9vxtF+rLox+WMq5jZReEyyp/voV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