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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法国人，生于一千五百九十六年（ 明万历二十四年 ）。幼受学于教会所立之学校，久之不满志于其功课，慨然曰：“吾与其埋头于此迂腐陈编，不如自探造化之典籍。”乃辞黉舍，为义勇兵有年。复弃去，游历欧洲诸国。自言天下事一剧台耳，吾自登场为傀儡，何如置身场外，静观自得哉！乃屏居荷兰二十余年，以为宗教、政治之自由，惟此国为最也。以一千六百五十年（ 顺治七年 ）卒。
笛卡儿以前，宗教之焰极张，凡宗教皆以起信为基者也。路得之创新教，大破旧教积功德之说，以为惟以信获救，于是斯义益深入人心。古学复兴以来，学者视希腊先贤言论如金科玉律，莫敢出其范围，此皆束缚思想自由之原因也。笛卡儿起，谓凡学当以怀疑为首，以一扫前者之旧论，然后别出其所见，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实为数千年学界当头棒喝，而放一大光明以待来哲者也。
笛卡儿以为古今人人之所见，其相殊如此其甚也。五官之所感受，智慧之所观察，其失真如此其频数也。我侪人类之生，常昏昏茫茫，如在醉梦，得无其精神中有一种妄想之原因，不能自拔者耶？抑世界中有一二妖魔，魅吾人之脑而障其慧眼耶？于是乎以人之知慧为不可恃，而必须别求可恃之道以自鉴。
笛卡儿以为断事理者，意识之事也，见事理者，智识之事也。意无涯而智有涯。智识之为物，犹镜也。镜之受物象也，苟明现于其前者，固能受之，固能照之，但其未呈现者，或现而不甚分明者，则镜之用穷矣。然则智识之区域本甚狭而有所限制，其致迷谬也亦寡。若夫意识，则区域甚博，且甚自由而无限者也。于是有智镜所未照，或照而未分明者，而我之意识，常躁进而辄下判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若此者，是谓意识之权，溢出于智识之域外，而一切迷谬，缘之而起。
于是乎所以救之者有一术，曰不恃智识，不滥用意识而已。当一事物之触照于吾智镜也，常自审曰：吾智识之所受，果能合于外物之真相乎？吾自以为不谬误者，保无更有谬误之点存于其间乎？笛卡儿以为学者苟能常以此自疑，则于此疑团之中，自含有可以破疑之种子。盖人但能知吾智慧之易生迷妄，则此自知之功，正为对治迷想之第一良药。何也？既自知之，既自疑之，则凡遇事物，自不敢辄下判断，而大谬乃可以不生。
由是观之，则当吾智识接于外物之时，吾精神中别有自由者存，则判断之一事是也。判断之事，固吾所得自肆，亦吾所得自制，苟不下判断，则无可以致谬之理。盖“迷谬”二字之训诂，惟指判断之不合理者云尔。
夫此自审自疑不遽下判断者，非智识之事，而意识之事也。以是之故，我得保其自由，立于外物感触络绎之中，随其来而顺应之。此则吾侪人类之精神，虽云微弱，然其中犹有盛强之力存焉。人之所以异于万物，而能穷天下之理者，恃此耳。苟能善于用力，以防外物之侵入牵引，则彼迷妄之魔想，何由诖误我乎？此实思想界之护身符也。
难者曰：“遇外物而不下判断，所以防误谬之患者则得矣。虽然，真理亦无自而发明也。”笛卡儿曰：“是固然也。然所谓不下判断者，谓不遽下而已，非长此以终古也。譬之战事，未交绥以前，厚其阵，固其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此实笛卡儿穷理学之第一步也。故世人名笛氏之怀疑，为故意之怀疑，亦名方法之怀疑。
然则所恃以破疑之术奈何？曰凡遇物皆疑之，而其中必有不容疑之一物存，曰我相是也。当其怀疑也，而心口相商曰：“我疑之。”疑之者谁？我也。知我之疑者谁？亦我也。疑也者，思想之一端也，我自知我之思想，而当我思想之之时，即我自知我思想之时。我与思想为一体，此天下之最可信凭而为万理鹄者也。
笛卡儿乃立一案曰：“我能思故，是故有我。”（Cogito ergo Sum）以是为一切真理之基础。此事存于我精神中，与外物毫无所预。我愈益疑我之思想，是我愈益思想也，是我愈益知我之思想也。夫我之断此事而信之，实我之自由也。我自知有我而不敢诬我，则何复有谬误之患乎！（ 此段析理颇晦涩，是译者不能文之咎也，读下文自解其意 ）
笛卡儿之意，以为吾人之遇事物也，当自察吾智慧之能力，其程度若何，而运吾之精神以自取舍之。惟然，故就于凡所受物相，一一加检点，其所见分明者取之，不然者舍之，可疑者疑之，不知者阙之。如是者皆我之所有权，而非外物所得而强也。事固有难有易，有简单有错杂，有时宜之差别，有为他人所诖误，彼五官之智识，一一受之，樊然殽乱，不能悉衷于理，有固然者，非智识之罪也。若夫意识固可以自主者，意识一无所事，而惟随智识所受为转移，是我自弃其所以为我之具也，是我自降其尊以徇外物也。笛氏此论，可谓博深切明。孟子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正是此意。
笛卡儿又曰：“夫遇事物而妄下判断者，非徒自欺耳，而又欺人，此学者所当大戒也。我未知是事而不能断之，非我之罪也；未知是事而妄谓知之以误他人，是我之罪也。然则惟以至诚无伪之心，行我之自由，自信得过，乃可以信于天下矣。”
苟用此法，不特可以为求得真理之具而已，又使我之智慧，能独立不倚，而保其自由者也。何以言之？苟此理厘然有当于吾心乎，虽外境界如何拂我，我必取之；苟此理惄然不慊于吾心乎，虽外境界如何煽我，我必弃之。以故虽复亚里士多德之所传说，耶稣基督之所垂训，乃至合古今中外贤哲所同称道，为一世之人所信据之理，苟反之于吾心而有所未安，则弃之如敝屣可也。出吾之所自信，以与古今中外贤哲挑战决斗可也。我之所倚赖者，惟有一我而已。噫嘻！是岂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者耶？
笛卡儿以为学者苟各各自有其所信之真理，自坚持之，以成一家言。其有相异若不相容者，则对垒相攻击，往复相辩难，久之而完全之真理，行将出乎其间矣。何也？智慧虽有高下大小之差，而其本性则相同，而真理之为物，又纯一而无杂者也。夫以同一本性之智慧，求纯一无杂之真理，苟黾勉从事，安有不殊途同归者耶？故其始虽或人人异论，而必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之一日，但其最要者曰至诚无自欺而已。故笛卡儿书中常言曰：“公等诚求之。诚求之，非见之极明者，勿下断语，如是则公等之于真理，庶乎近矣。”
笛卡儿之殁，距今既二百余年。其所谓“非见之极明者勿下断语”一言，自今日视之，几陈腐不足道矣。而所以能开出近今二百余年之新学界者，实自此一语启之。盖自中世以来，学者惟依傍前人，莫能自出机杼，前哲所可，彼亦可之，所否，彼亦否之，不复问事理之如何，附和而雷同之，所谓学界之奴隶也。及笛卡儿兴，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内返本心，复其固有之自由。笛氏之功，不在禹下也。
综览近世学风，有愈使人佩笛氏之言而不能谖者。不见乎二百年来学者，自腾所见，大声疾呼，无所瞻顾，其有异同，互相攻难，不遗余力，纷纷焉若相仇视者然。虽然，皆以争真理为归宿，故苟有一真理之出现，则相率归之，如水就下，莫或迷其旧以自欺。诚哉其相异相争者，正所以为相合相服之前驱也。何也？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从出也。且犹有一左证于此：古今诸学术中，其进化最速者，必其思想辩论，恢恢乎有自由之余地者也。是故数学之进步，最速而最完，格致学次之。何也？彼学者苟有所见，可以任意发明之辩诘之，无所顾忌，无所束缚也。若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其进步最迟，而至今不完者，大率为古来圣贤经典所束缚，为现今政术、风俗所牵掣，或信古人而不敢疑之，或有所见而不敢传述之，是犹不免笛卡儿所谓自欺者，而意识之自由，未能尽其用也。观于是而益叹笛卡儿倜乎远矣！
以上所言自由之性，无自欺之心，笛卡儿穷理学之第一义也。若其用之之方法，则分为三段：一曰剖析，二曰综合，三曰计数。剖析者，谓凡遇一事物，务用心剖析之以观其内之包容何物是也。综合者，遇诸种之思想及事物，次第逐一以总合之，使前后整齐是也。计数者，凡所观察所思想之事物，一一计算之，而不使遗忘是也。其方法甚简易而甚详尽，而持论尤精者，实在综合之法。
笛卡儿以为世界庶物如此其蕃，虽然，其间必有一大理之贯注，而凡百之理，皆归结于是。故学者当于众理之中，求出其孰为统领者，孰为附属者，所谓通其一万事毕也。然则其道何由？曰：当讲求事物之时，或于其各部相联属之故。不能知其所以然，则当先推测一理，悬以为鹄，然后以实验之法，考其结果之符合与否。若其否也，则更悬他鹄以求之。如是求之不已，必能知各事物所以相联属之故，而大理跃如矣。如笛卡儿尝设一譬曰：智慧犹太阳也，其所照之物虽多，而太阳则一也。智慧所讲求之学术虽多，而其所以用智慧者则常同。故吾人苟于一理见得透，则于讲求他理，自事半功倍。何以故？凡百之理，皆相联属故。又曰：惟天下之理皆相联属，故学者之穷理，不可局于一科，必当涉猎群学，而究其相结合之所由。此笛卡儿综合法之梗概也。
此外，笛卡儿所言良智之说、灵魂之说、造化之说、世界庶物之说，皆精深博大，巍然成一家言，首尾相应，盛水不漏。以其义太闳远，不适于吾国人今日之研究，故暂阙如，以待来者。要之，笛卡儿之学派，实一扫中世拘挛之风，骤开近世兴明之幕。欧美五尺童子，所莫不钦诵，而吾国人所当深求其故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