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论　痛哉耻哉！中国民族之外竞史也。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贱种，世世为中国患，而我与彼遇，劣败者九而优胜者不及一。其稍足为历史之光者，一曰赵武灵，二曰秦始皇，三曰汉武，四曰宋武（ 刘裕 ）。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而四役之中，其最足为吾侪子孙矜式者，惟赵武灵。

（二）当时本族之形势　黄帝以后，我族孳乳浸多，分布于中原，而其势不相统合，虽夏后殷周之盛，其元后与群后，皆南面分土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所谓大一统者，不过一虚名已耳，及春秋以降，五霸迭兴，兼并盛行，降及战国，继以七雄，凡历四五百年，逮嬴秦兴，而中国始统于一。五霸七雄者，实我古代史之帝国主义过渡时代也。而其势愈搏愈剧，如重学公例，所谓物坠空中，愈距地近而其速率愈增。七雄时代者，实短兵相接，决胜负于一发之时机也。

群学公例，惟内方充实，乃能宣泄于外，亦惟外竞剧烈，而内力乃以益充。故我民族活泼进取之气象，惟七雄时代为最盛，皆此之由。

（三）当时外族之形势　北国之先，其所自出，不可深考，史家或以为亦神祖黄帝之支裔。虽然，既窜于异域，与母国殊其语言，殊其风俗，殊其宗教，则已不得谓之为同一民族。自周以来，所谓山戎、玁狁者，已世为中国患，骊山之变，为历史上第一次之国耻。此后虽齐晋继霸，并力外攘，而声威所讫，綦微末矣。卒乃白狄赤狄，盘踞中原。为患心腹，终春秋之世，吾族苦之。然彼族发达甚缓，且散漫不相统纪犹甚于我，以故主客之势，犹不相敌，降至战国，而控弦之种，渐加强盛，所谓匈奴一种属者，始崛起于北方。《史记》所谓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即秦赵燕是也，故三国皆筑长城以为防，至是而匈奴与中国，殆有不两立之势。

（四）赵之地位　自晋悼公和诸戎后，戎翟皆朝于晋，不相侵犯，故中国不病，而狄亦得安堵以自强，至周安王时，晋卿赵襄子帅师逾句注，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亦畏逼不得不尔也，而赵与胡之交涉，自兹益繁，三卿分晋，赵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皆与狄界边，其后秦灭义渠，魏西河上郡入于秦，自此三晋之中，惟赵边胡，而其所当之卫，视秦燕为更剧，赵不创胡，胡必弱赵，赵之忧患在是，赵之所以盛强亦在是。

（五）武灵王伐胡之预备

《战国策》：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中略）今吾欲继襄王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既定负遗俗之累，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

欲使外竞有力，非举其国而为军国民不可，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王之变胡服也，凡以为习骑射之地也。以骑射教百姓，所谓举国民而皆兵之也。

（六）舆论之反抗及王之英断

《战国策》：王使王孙绁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恐天下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德可见也。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绁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中略）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中略）是故圣人苟可以利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中略）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东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闻，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

凡改革之业最难，其利在后，愚者弗见，知者即或见之，而疑虑其成。若夫目前之不便，则万众所共睹也。故非智勇两备者，其不挫踬于中途希矣。武灵王之大计划，非徒在陆军也，而犹在水师，一面广舟楫之利，一面采骑射之长，此其政策之全体也。彼所以语公子成者，于国势敌情，洞见无余蕴矣，而水居之民，可以用因，骑射之民，势必用创，因尚易而创斯难，其必汲汲易胡服也。固以谋骑射之便利，抑亦借此以一举国之观听而定民志也。日本变法时之易服，亦犹此意而已。故以骑射为其目的，而以胡服为其手段，彼其目的已非庸众所得喻，况于手段其骇必更倍蓰矣，王固知之而必厉行之。此所谓智勇俱备者也。商鞅为舆论所反对，而以威力屈之。武灵为舆论所反对，而以理势服之。虽其所处地位各不同，而武灵之手段，固高鞅一筹矣。法行自贵近始，此两君所同认也，乃鞅则罚太子而刑师傅，武灵则先施于公叔而礼下之，公叔变而举国皆变，其政略岂不亦远耶？史复载赵文、赵造、周绍、赵燕与王争辩胡服，其论甚详。周绍之言曰：“举国未通于王之胡服。”观此亦可见当时全国舆论哗嚣之一班也。文繁不复具引。

当时反对论，非徒在胡服也。而并在骑射，试以史文证之。

《战国策》：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牛赞谏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且习其兵者轻其敌，便其用者易其难，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是损君而弱国也。故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十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臣恐攻获之利，不如其所失之费也。王曰：古今异利，远近易用，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阴阳之宜。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今重甲循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吾闻信不弃功，智不遗时，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赞再拜稽首曰：臣敢不听令乎。遂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胡中辟地千里。

（七）武灵王之成功　王以其远大之政策，英鸷之材略，冒万险犯万难，以实行军国民主义。卒能使贵族服其教，黎元化其俗，十年之间，四征八讨，使赵为当时一等国。扬我民俗声威于域外，前乎此者，为山甫方叔之所不能及。后乎此者，为蒙恬、卫青之所不能几。本族历史名誉之纪念，以此为最，今据《史记》略次其年表如下。

武灵王即位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

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

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

同年，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之门，西至河，登黄华之上。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请和，王许之，罢兵。

二十三年，复攻中山。

二十四年，牛赞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胡中辟地千里。

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为王。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主父，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主父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

吾述武灵王之伟业，有欲求读者注意深察者一事，曰王之兵力所加，皆在异种而非同种是也。王所侵略者，曰中山，曰林胡，曰楼烦。楼烦在今代州北三十里，即匈奴所居地，林胡在今陕西榆林镇东北四百五十里，种以胡名，此两者之为异族，众所共知也。若中山，即春秋时之鲜虞，为白狄别种，春秋末最强，晋屡伐之不得志。武灵王以十余年全国之兵力，仅乃灭之。于是今保定大同宣化诸地，始隶内版。使无赵武灵王，则冒顿平城之祸，或不待汉高之时，而已见于中国，盖未可知耳。唐人诗云：“若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吊古抚今，感慨系之矣。

武灵王举动之尤奇特者，则弃万乘之尊，而自从事于战阵是也。

《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自号为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于戏，此等举动，岂不壮哉！岂不伟哉！使主父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而白登之金缯，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为我国史污也。而乃亢龙有悔，遗恨于沙丘，鸲鹆能言，齐志于爵鷇，大业之就，虽曰人事，岂非天命耶？呜呼！

（八）结论　国史氏曰：论者或以为国民之性质，全由地理上遗传上所限定。谓吾国民之文弱，其天性也。嘻！何为其然？观于武灵王时代之赵国，虽泰西之斯巴达，何以尚之？夫非犹是吾辈之祖宗也欤，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故知黎民于变，放勋所以光被，遐不作人，周王所以寿考，齐桓好紫，一国易服，丰沛之间，群儿椎埋，一二英雄，以右武精神鼓舞而左右之，举国靡然，今犹昔耳。呜呼！使武灵王而在今日者，德皇维廉第二，瞠乎后哉。武灵王卒后二十余年，而赵将在李牧。 62szfZyV73KJCs6Beg82NAtdB1csAiE5dJOPVrntRsUnPnKVAYCeRxuoUDm0xV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