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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华族自四千年前，孳殖于黄河、扬子江两流域，各自发达，以趋于统一。至春秋战国间，而群力渐充实矣。交通频数，斯有冲突；冲突剧烈，斯有调和。至秦而大一统之形以成，汉承其业，复休养而生息之者数十载，以至孝武之世，实上古时代一大结束也。而当其时也，穹北之野，有并辔而兴者一蛮族焉，曰匈奴。匈奴之起，殆与我唐虞同时，山戎猃狁獯鬻，其与黄族小小冲突者，固已千余年来，屡见不一见矣。战国以还，我族日雄，彼亦日茁，冲突益剧。《史记》所谓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于是秦、燕皆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延高阙为塞，凡以为匈奴备也。时则有两豪杰焉，曰赵将李牧，曰秦将蒙恬，终李牧之世，匈奴不敢入赵边。蒙恬却胡七百余里，单于头曼北徙者十有余年，泱泱哉中国之威，书契以来未曾有也。及秦之亡，海宇鼎沸，而匈奴亦有一大豪杰起，曰冒顿。东灭东胡，虏其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悉复蒙恬所夺故地，遂侵燕、代，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华族全体对外之敌国，自兹始矣。
汉兴，以高帝之雄才大略，能指挥群豪，削平海内，而不能逞志于一冒顿，三十万众，困于平城，白登之围，七日不食。卒行暧昧反间之计，仅乃得免。及吕后时，乃至遗书嫚辱，谓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以一国之代表，逊词卑礼以自解免，为中国羞甚矣。至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为备，连岁不能罢，事以金帛绵絮百物，屈节和亲，乃稍苏息。此实爱国之士，所茹痛、积愤、疾首而拊心者也。孝武不忍华胄之凌夷与祖宗之积耻，毅然欲一举而雪之，于是通西域制匈奴之议起，亚洲各民族之相接触，其机起于中国与匈奴，而实由我华族自强排外之一雄心来也。扬雄疏云：“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庐山之壑，而不悔也。”伟哉此言，此实民族主义之真精神，而国家所恃以立于物竞天择之域者，而岂后世迂儒退守畏葸，疲软苟且，怀抱“无动为大”之劣根性者，所能梦也。知此大义，审此时势，则张博望、班定远之人物，与其在数千年历史上之价值，可以识矣。
西汉之所谓西域者，当今世伊犁、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直至葱领以西，越帕米尔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亚细亚，迄地中海东岸古罗马属地之总名也。秦皇虽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而西不过临洮。冒顿时代，匈奴大强，西域诸国，皆被服属，凭藉深厚，为中国忧。故当时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西域，而发此议而实行之者，自张博望始。